【歷史探秘】蠶桑不興卻瘋華服　清代台灣衣著奢華不「枯燥」

台北故宮日前舉行有關館藏亞洲織品的演講，帶領大眾深入了解豐富的織品文化。
絲綢為中華文明重要的象徵之一，經上千年發展下來累積許多豐富的織、染、繡工藝。到清代，已形成各地已有別具地方風格的「四大名繡」，如蘇繡（江蘇）、湘繡（湖南）、蜀繡（四川）、粵繡（廣東）等。而清代台灣由於來台漢人多來自閩、浙、粵等省，故刺繡多承自閩繡，但真正讓來台官員印象深刻的，是在台漢人的服飾穿著。

據學者研究，作為織品原料的蠶桑，雖於鄭氏治台時引入，且台灣的氣候也適合種植桑樹養蠶，但台灣於1858年開港前，在地的手工業只有簡單的刺繡、制繩、縫衣、染布與製作少許棉布和麻布外，少有其他發展。且種植水稻、甘蔗獲利遠勝蠶桑業，讓台灣在地織物始終不興盛，民眾也習慣依賴大陸傳入的布帛。

另外，與擅織的原住民婦女相比，清代台灣漢人婦女比較擅於刺繡，《台灣府志》載：「台灣婦女，不事紡織而善刺繡。刺繡之巧幾邁蘇杭」，將台女刺繡之精巧比擬蘇杭，可謂極高的評價。《台灣通史》也記載：「台灣婦女不事紡織，而喜刺繡，刺繡之巧，幾邁蘇杭，名媛相見，競誇女工，衣裳裁製，亦多自制」，婦女多選擇購入布料再裁製衣裳。

由於仰賴大陸輸入布料，在商品經濟繁榮、選擇變得豐富的情況下，人們在服飾上開始追求奢華風，《台灣府志》載：「間或侈糜成風，如居山不以鹿豕為禮、居海不以魚鼈為禮，家無餘貯而衣服麗都」，即使生活環境有諸多不便、沒有多餘錢財，人們仍堅持要穿得漂漂亮亮。

清康熙四十四年（1705）來台擔任台灣府海防補盜同知，負責船政治安業務的孫元衡遍覽台灣各地，也注意到在台漢人服飾偏愛華麗的現象：「餘糧文蕷好（地瓜），朱履荷長鑱（台俗尚奢，有衣羅衣、著朱履而耘田者）」，農民竟然穿著羅衣、腳穿紅鞋下田耕作。《諸羅縣志》對於台灣漢人服飾之奢華有更詳細的描述：「人無貴賤，必華美其衣冠，色取極豔者。靴韈恥以布；履用錦，稍敞即棄之。下而肩輿隸卒，袴（褲）皆紗帛」，可見當時台灣社會上下，都穿著相當精緻的服飾，連僕人、商販都「衣迭綺羅」、「粧盈珠翠」，這股潮流還從台灣府城（今台南市中西區東半部）逐漸向全台各地擴散。

由於中國曆代以來對於帝王、百姓的服飾，其布料材質與用色有一定的規範，如《大明會典》規定，只有皇帝才能穿朱韈（襪）赤舃（音細，履），即紅色的鞋襪，且庶民男女服飾皆不可使用金繡、錦綺、紵絲與綾羅，只能著紬絹與素紗。根據清代《輿服志》規定，只有八旗舉人（旗人身份）、官生、生員、監生、護軍、領催可穿著緞紗，且庶民不得用緞繡。因此在台漢人的穿著打扮，對於來台的官員來說早已嚴重僭越，便對此現象多加以批評。

乾隆年間兼理學政的巡台御史張湄，曾寫詩描繪當時台灣漢人服飾之奢靡：「鳳頭龍尾好衣裾，錦繡偏諸謝不如。若使賈生來此地，未知流涕更何如」，詩中形容台灣漢人之服飾花紋色彩有多精美鮮豔，大概連東晉權傾一時的陳郡謝氏（如謝安、謝玄）看到都會自歎不如；詩末還提到，如果讓提出改易服色制度以定君臣地位的西漢賈誼（公元前200－前168年）來到台灣，必定會為當地服飾僭越的嚴重情形而痛哭流涕。

成書於乾隆二十九年（1764）的《重修鳳山縣志》，對於台灣民間服飾風氣有更為詳細的觀察：

村野之家，日用食飲猶存儉樸；城市紛華之地，矜炫耀以飾觀……儲無甔石，衣必綺紈；下至牛醫馬傭之輩、僕隸輿儓（下層奴僕稱謂）之賤，絲帛綾羅搖曳都市，古所謂服妖（奇裝異服會導致天下災禍）也。

修志的鳳山知縣王瑛曾發現，台民在服飾消費上有明顯的城鄉差異，鄉村人家穿著依然簡樸，但居住在城市的人們則爭相炫耀服飾之華美，更把身穿華服上大街的奴僕，視為「服妖」。

儘管台灣天然氣候適宜蠶桑，但清代台灣絲織市場未形成規模，加上獲利不如水稻、甘蔗，若要發展絲織業也比不上大陸的江南地區，讓清代台灣少有人從事蠶桑絲織。由於本地不產織物，便依賴大陸輸入布料，在商品經濟的繁榮下，清代台灣漢人便在天高皇帝遠且公權力不彰的海島上，憑喜好自由穿搭服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