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28】重讀歷屆燭光晚會宣言 「六四」是香港本土的集會嗎？
今年維園「六四」燭光晚會的「大會宣言」開首作了以下提問：「這是誰的國家？是人民擁有的國家嗎？」到最後又老調重彈地提出支聯會五大綱領——釋放民運人士、平反八九民運、追究屠城責任、結束一黨專政、建設民主中國。可是聽畢這段話，卻讓人不期然想問：這是誰的集會？是香港本土的集會嗎？
（本文原載2017年6月5日《香港01》周報第63期B06版，按此訂閱周報。）
去年底支聯會常委麥海華撰文回顧該會的歷史，當中有一段寫道：「支聯會作為一個社會運動組織，源於支持北京學運，本與港人沒有直接關連」，可是近日支聯會秘書長李卓人接受《香港01》訪問，又對「六四」事件作出下列評價：「不要當作不是香港人的歷史，這是百分之百最本土、最香港人的歷史」……那麼在維園的燭光晚會，難道是與港人無關的組織舉辦的本土活動？想要解答這個問題，先得看看支聯會成立以來的理念變遷。
從1990年起，每逢6月4日的晚上，支聯會都會在維園舉辦悼念「六四」事件燭光集會。對於此項持續28年之久的活動，大家的目光往往聚焦於參加者數量多寡，或者帶主觀意見地做出「行禮如儀」一類空泛的概括性論斷。如果我們想深度分析這場晚會的意義，那麼其中一個適合的切入點，或許是重讀歷年集會誦讀的「大會宣言」。除了1990年的一周年集會外，支聯會於及後各屆晚會都會宣讀一段「大會宣言」，只要細心咀嚼這批文字，就可以看到它其實經歷過五個階段的理念轉變。
理念轉變分五階段 主次排序因時而異
第一階段是1997年香港回歸以前。在承認「香港的中國人」是炎黃子孫的前提下，起初幾年的「大會宣言」一方面是循序漸進地先爭取五大綱領的第一項——「釋放民運人士」，另一方面又呼籲群眾為香港即將回歸祖國做好準備。1994年的五周年「大會宣言」最能反映此種取態，其內容是先報告奮鬥成果：「很多民運的領袖們，都在全球，也包括我們的壓力下得到釋放」，然後首次提出了「跨越九七」的命題。這個概念於1995年被闡釋為「進行合理、合法而持續的抗爭……成為中國民主運動不可分割的部分」，而在1996年更有歷來最長的「大會宣言」，詳細回答十條「關於支聯會如何面對九七、跨越九七的問題」，以團結出現信心危機的港人繼續支持中國民主。
第二階段是香港回歸後到2002年。這階段的「大會宣言」一直強調回歸後的香港是中國一部分，所以香港人有責任參與爭取中國民主，而隨着和「六四」年代距離愈來愈遠，這主張亦連帶引伸出教育新一代香港青年「薪火相傳」、「接好民主棒」的需要。與此同時，由於香港政權從英國過渡回中共之手，支聯會的活動逐漸遭到打壓，包括1997年市政局不批准集會及國殤之柱巡迴展覽、2001年《財富》全球論壇舉行期間警察扣押支聯會義工及宣傳車等，於是「大會宣言」不時借此指稱香港人權自由面臨威脅，但嚴格來說尚未觸及本地政治改革的問題。
第三階段是2003年到2008年。受到《基本法》23條立法與2007、2008年雙普選爭議的刺激，「大會宣言」開始提倡香港本地民主改革，像2004年時說：「香港民主運動是支援中國民主運動的一部分……支持和參與香港的民主運動，對支聯會來說，這是理所當然，義不容辭的」，而該年「香港」一詞的出現頻率更是初次超越「中國」。與之相對，在中國問題上「人權」與「結束一黨專政」被擺到較重要的位置，至於「六四」事件裏反對共產黨政權的元素被放大，而促請中國政府的釋放對象亦從「民運人士」擴闊去到「維權人士」；諸如「反官倒」、「反腐敗」、「維權」等一類概念，全部都是2006年以後才出現在「大會宣言」之中。
第四階段是2009年到2014年。劉曉波的姓名與他在2008年底發起的《零八憲章》，成為這個階段「大會宣言」的兩組關鍵詞，2010年的21周年晚會還直接以「釋放劉曉波，支持《零八憲章》」作為主題之一。而且也是在這一階段，支聯會暗示過香港問題處理次序可能應該先於中國，例如2010年、2014年的「大會宣言」便分別說：「我們除了要警覺內地的專制獨裁，更要警覺中共對香港民主運動的政治打壓」、「中共專政的魔爪在香港也愈抓愈深……香港的出路首先在於抵抗這魔爪，捍衛香港的自由、人權、法冶和爭取真普選」，這種行文用詞與此前明顯有一些區別。
第五階段是從2015年至今。一般認為經歷雨傘革命以後，隨着本土意識抬頭，「六四」紀念活動都得迎合這股趨勢才對，不過從過去三年「大會宣言」映照出來的情況，居然卻是完全相反。2015年晚會程序雖然加插了會眾齊唱《撐起雨傘》環節，但於「大會宣言」裏則隻字不提「佔領」、「雨傘」，對香港情況亦僅以一句「民主進程前程未卜」輕輕帶過；去年與今年的「大會宣言」有關香港本地局勢篇幅同樣不多，且未言及旺角騷亂或者林鄭月娥拒絕重啟政改等事，自然惹來各方斥責。考慮到上一階段支聯會明明已經隱約察覺到中、港優次前後的問題，近幾年「大會宣言」對相關內容着墨不多更讓人難以理解。
無論如何，「大會宣言」以上五個階段的轉變，至少可以證明支聯會亦非盡如近年某些人批評那樣守舊頑固，它的理念在一定程度上是根據中國與香港局勢適時進行調整。如果說有什麼不足之處，那更應該是它於中、港主次排序始終欠缺鮮明立場，妄圖左右逢源同時搶奪「愛國」、「本土/香港」、「民主」等領域的話語權，所以其骨幹成員才會一邊說「百分之百最本土、最香港」，另一邊又說「與港人沒有直接關連」；可惜這樣做的結果，只會是令人覺得支聯會與「六四」集會的方向模糊不清，根本沒有什麼好處。
目標呼應中共口號 接棒培育力有未逮
回到「大會宣言」內容，它的文字還有一個值得留意的特色，那就是經常將其目標與中共政權同期口號作出對照。1992年初鄧小平於南巡講話重申其「改革開放」路線，三周年「大會宣言」便針鋒相對地說：「只有民主的中國，才能確保經濟上的改革開放能夠成功，才能使中國人民能夠分享經濟發展的成果」；後來溫家寶於抗日戰爭60周年提出「以史為鑑，面向未來」、習近平上任倡言「中國夢」，兩者亦分別被2005年、2013年的「大會宣言」挪用成為「以史為鑑，平反六四」、「唯有民主的中國，才是我們的中國夢」。這種表述方式或許能逞一時之快，但也給人一種處處對着幹的感覺，客觀上等於拒絕與中共政權對話交流。
另一方面，支聯會雖然老早看到培養下一代青年的重要性，然而實際工作成效有限。2000年的11周年「大會宣言」指出：「對於年青的下一代，『六四』更非他們的親身經歷……『教育下一代、接好民主棒』，是當前的急務」，而隨後兩年晚會又分別以「毋忘六四，薪火相傳」、「年青一代，齊來參與」作為主題，並且設立「支聯會青年組」吸納年輕港人成員。
儘管如此，近來陸續有本地大學生團體退出支聯會和拒絕出席燭光晚會，足以表明上述努力仍未足夠，以至前年「大會宣言」也不得不承認：「回憶的淡忘恐成為今天新生代對『六四』屠殺的表態」。
支聯會舉辦燭光晚會的原意是透過「六四」事件聯繫中港兩地人民推進民主進程，可是這又須建基於香港人對中國的身份認同，但在今日「中國」等同中共政權的政治現實下，相當一部分以年輕人為主的香港人卻拒絕接納自己的中國人身份。面對此種矛盾，支聯會的五大綱領當中，「結束一黨專政」讓其抗拒與中共政權接觸、「建設民主中國」讓其無法爭取青年本土派支持，乃釀成今日支聯會「兩面不是人」的困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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