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周報社論】維園燭光不滅　更思六四承傳

28年來，維園都會在6月4日晚燃點起一片燭海，以點點星火悼念發生在超過四分之一個世紀之前的悲劇，它已經成為香港社會的集體記憶。但是，走到第28個年頭的悼念活動，六四事件卻仍然未得到平反，一些香港人不禁提出一個疑問：到底再堅持下去的意義是什麼？對於這個問題，有人嘗試從數字中尋找答案，不斷計算每年出席悼念活動人數的升升跌跌，數算着悼念活動的「效益」。但這種想法，顯然是對錯焦，因為悼念活動本身不是一項「業務」、出席人數的多少更不是其「業績」。

事實上，六四悼念集會的參與人數，受多項因素影響。例如過往較多人出席的，往往都是五周年、十周年的年份，突顯了中國人「逢五逢十為大」的傳統。至於在「逢五逢十」年份之外，六四悼念晚會有多少人出席，就要端視當時的社會氣氛。如2012年的23周年悼念晚會，出席人數多達18萬人，平了歷史最高紀錄，或多或少因為當年有香港的電視台播出了民運人士李旺陽的訪問，加上當時梁振英快將接任特首，他多年來對六四事件的態度變化，激起了不少港人的憤慨，且公眾對於梁振英會如何帶領香港惴惴不安，在多重的政治、社會因素疊加之下，當年的晚會便成為港人不滿、不安情緒的一個匯聚點。

而最近兩三年，參與六四悼念活動的人數又再出現下滑。發生這個狀況，相信是因為香港政局經歷了幾年的風雨，很多港人已對政治感到疲勞。無論是港獨勢力急速冒起、又因「宣誓風波」迅速消散；特首選戰中曾俊華被市民寄予厚望，但選舉過程與結果卻是「行禮如儀」；更關鍵是「鬥爭」到最後一刻的梁振英，也快要成為過去式。對香港社會來說，經歷政治大起大落、當下沒有什麼迫切政治議題之下，不少人都希望「休養生息」，暫不將心思消耗在參與政治活動，尤其今年也不是六四「逢五逢十」的年份，對參與悼念活動的熱中程度自然大打折扣。

六四悼念活動出席人數的多寡，其實不是一個關鍵的議題。更值得反思的是，香港人年復年地悼念六四，每年在同一個地點、一如既往地燃點燭光、唱着同樣的民運歌曲、叫喊着相同的口號，悼念形式「不變」，但要承傳六四薪火，就不得不思考這28年來的「變」。

說到六四悼念活動，不少香港人會即時想到「平反六四」。但亦有人認為，這個口號叫了28年，至今仍然未見具體成果，再爭取下去還有意義嗎？然而，香港人為此鍥而不捨地爭取了28年，本身就已經是一項成就，有着「悼念六四」的獨特意義。或許有一些人會認為，這種說法有點「阿Q精神」。但是，香港本來就是生活節奏急速、善於「遺忘」的城市，別說是28年前的陳年往事，就算是28天前的新聞，相信也沒有多少人記得。而且，香港更有不少親北京的傳統左派、建制派中人，千方百計要令香港人淡忘「平反六四」的訴求，但每年6月4日照亮維園的點點燭光，在在說明在時間的無情沖刷、政治力量的大力塗抹之下，「善忘」的香港人仍然沒有忘記，反而自發地、團結地，一年又一年以成千上萬的燭光，守護着這個共同的記憶與訴求。香港人的這種堅持，就真的一點意義也沒有嗎？

而且，香港人連續28年，在位處中國南方邊陲的這片土地上吶喊着「平反六四」，也是在不斷提醒着中國的領導者：六四事件所造成的政治傷口，28年來都沒有癒合、仍然不時隱隱作痛。任憑內地的「強力部門」無所不用其極地試圖抹去六四事件的印記、不斷淡化內地民眾對六四的記憶，藉此令事件不斷丟淡，直至將之完全脫離大眾的視野，但香港仍每年有人以點點燭光，提醒六四事件的悲劇是確確實實發生過，中共仍然欠當年的死難者與其家屬一個交代，只有中共願意謙卑地承認當年的缺失、磊落地承擔起當年的責任，這個心結才有望化解。

事實上，中共對六四的處理亦發生變化，例如1989年《人民日報》的「四・二六社論」將學運定性為「動亂」的論調，已不復見，取而代之的是較中性地形容為「政治風波」。以至最近有消息傳出，內地民政部曾接觸「天安門母親」丁子霖，討論賠償問題，或許有人認為這是中共的分化手段，但既然當局願意賠償，已經反映中共默認在六四事件存在過失。

由此觀之，香港人28年來堅持要「平反六四」，並不是毫無意義，而是背負着一個歷史和民族的使命，特別是當內地仍視六四議題為說不得的政治禁忌、由一般民眾到中共當局，都對此諱莫如深的時候，受到「一國兩制」所保障的香港人，本來就較內地民眾有更得天獨厚的條件，以是其是、非其非的態度，就着六四事件向中共敢言直諫，指出中共的失誤，並敦促其糾正過錯，若香港人不扛起這個使命，繼續持之以恆地、甚至執着地要求「平反六四」，這個任務又有誰可以擔得起？

除了「平反六四」之外，在六四悼念活動中叫得最嘹亮的口號，可說是「結束一黨專政」，這個口號雖然呼叫了28年，但這真的是當年在天安門廣場上付出自己青春，甚至不惜獻出生命的年輕學生所追求的「初衷」嗎？天安門的學運是一場民主運動，但追求民主可說是一種手段，學生真正追求的目標，是令人民活得更好、國家更富強，特別是在那個剛走出文革亂局不久、經濟社會百廢待舉的時空裏，學生與知識份子對國家的貧窮落後、官場腐敗成風、官倒橫行感到莫名悲憤，而當時奉行民主的西方發達國家，就成為不少知識份子所仰慕、學習的對象，認為只要中國從政治體制上亦進行西方式的民主改革，中國才有望擺脫一窮二白的窘境。

就在1989年的5月13日，一群學生發起絕食，他們以生命所撰寫的絕食宣言中曾說：「我們不想死，我們想好好地學習，中國還是這樣的貧窮，我們似乎沒有權利留下中國就這樣去死──死亡絕不是我們的追求！但是，如果一個人的死，或一些人的死，能夠使更多的人活得更好，能夠使中國繁榮昌盛，我們就沒有權利去偷生！」當年學生的血淚控訴，換來中共當權者的無情鎮壓，以至中共在政治改革上更加保守的取態。但是，天安門學生所期盼的願景──國家擺脫貧窮、人民活得更好、中國繁榮昌盛，以至反腐敗，卻實實在在地由中共以另一種截然不同的方式逐漸實現了。

從任何一個標準看，中共今天在政治上不足以被稱為「民主」，甚至依然屬於「專制」國家隊列，但六四事件之後的28年，中國的確在中共領導之下，發生了明顯改變。就如六四之後，中共曾着手處理官員腐敗問題，包括針對制度缺陷進行改革，可惜未竟全功，甚至在十多年之後腐敗問題更加嚴重。惟習近平接任中共總書記後嚴厲肅貪，不但一些明目張膽的貪腐行為得到遏止，無數高官落馬，更打破「刑不上常委」的政治潛規則，起訴前政治局常委周永康，成為反腐敗的重要里程碑。當年天安門學生提出的反腐訴求，對中國的變革至今仍起着積極作用。

在六四事件之後的28年來，不少東歐、中東、北非等國家的政治轉型過程中，每每因操之過急，出現的往往不是更加民主開明的政府、更加快樂富足的人民生活，而是無日無之的鬥爭甚至內戰。中共的政治改革雖然緩慢，但假如當年天安門學生看到的除了西方先進國家的成功案例，同時也看到如「阿拉伯之春」等慘痛的失敗教訓，以至近年一些西方民主國家所經歷的政經折騰，不惜獻出生命也盼國家繁榮富強的學生們，又會作何想法？

因此，六四事件28周年的悼念活動或許平淡，但背後卻有更大的問題需要深入地思考：香港人在堅持「平反六四」訴求、追尋公義的同時，應如何看待28年來亦不斷變化的中共？28年不是一個短的時間，這段期間中國內地的變化可說是翻天覆地，面對這種深刻變化，悼念六四的內涵還應局限在教條的口號嗎？六四到底要承傳什麼、為何而承傳，正正是談論六四如何「薪火相傳」的必答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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