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周報】那一代小學生的香港六四：六四的事就是香港的事

「將來香港人如有什麼摩擦，應該記住曾經共度過那麼一個日子。」這是28年前學運期間，專欄作家梁玳寧寫下的話。
她筆下的那個「日子」，是這彈丸小島上連續多場動輒百萬市民參與聲援北京學生的大遊行，也是那個連小學生也懂得討論家國情懷、會用「輸咗嗰個做李鵬」來玩捉迷藏遊戲諷刺時弊的年代，更是香港人在支援整場愛國民主運動中，找到不再是「經濟動物」的自我價值、呈現跨越地域和政治的團結友愛、重拾追求民主自由原動力的永恆時刻。

28年，忘不了的，年月也許會蠶食，大學生說「六四」不關香港人的事，又問港人要悼念到何時。時光倒流至28年前，那一代的香港小學生，有著另一番的「六四」經歷。

葉寶琳：社運人士 當年9歲 就讀小四

對小四的葉寶琳而言，「六四」是那年的春夏之交，父母用新買的錄影機默默把所有新聞片段保存下來，每隔不久就翻出來重播一遍又一遍，他們嘆氣，眼濕濕，但從不言語。

「六四」也是當年的5月27日，母親帶她去跑馬地的「民主歌聲獻中華」，說是看明星。她懵懵懂懂地坐在草地上，學着人群高呼一些不明所以的口號，她沒問為何，母親也沒解釋。

「六四」更是天安門清場後的一個早上，她家樓下的屋苑街市突暫停營業，外牆掛滿巨型黑布條，寫着「罷市」之類的白字，還有些憤慨的字眼。她回到學校參加早會，老師們站在台上無聲哭泣，校長呼籲大家裁剪新聞報紙寄回鄉下，還囑咐要用信紙把剪報包起，以免被海關截查。她想到電視機閃過的天安門、坦克、解放軍等畫面，知道肯定有大事發生，但始終不知道是什麼大事，更不知道是多大的事。

那些模糊的印象，就是她兒時對「六四」的認知。至1997年回歸前夕，社會沉浸在身份認同的討論當中，「六四」事件再度引起熱議，適逢《天安門》紀錄片在新華戲院獨家上映，就讀預科的葉寶琳，被凡此種種吸引入場觀看，當看到中共前總書記趙紫陽到天安門廣場探望絕食學生一幕，她忍不住淚如雨下，兒時的記憶被喚起，出了電影院後不久，她便到圖書館去「鯨吞」相關的舊報紙，一點一點地重新認識「六四」，繼而受「六四」啟蒙參與社運至今。

問：當時你哭什麼？

葉寶琳：有種樸素的悲憤，替學生們的付出感到很不值得，那種單純的愛國情操，還有推動社會變革的美好盼望，都值得被肯定，但政府最後卻那樣殺害自己的人民，我更覺得身在香港的我們，有責任要去延續當時大家的共同追求。

問：但年輕一代說「六四」不是他們的事，他們沒有責任去傳承？

葉寶琳：如果從人數上來說，我也覺得我們那一代「小學雞」，似乎是會受「六四」啟蒙而參與社運、從政、投身傳媒的最後一代。對於年輕人的新論，雖然我也常有無力感，但香港和「六四」的關係確是真實存在，有了當年對「六四」的參與，香港不再是只為錢奔波的「文化沙漠」，我們有了希望社會變革的追求、懂得跨越立場互相團結友愛，那些美好，香港都曾經做得到！

陳家樂：支聯會義工 當年8歲 就讀小三

陳家樂的「六四」記憶，是醫院。他從小抵抗能力較差，每隔幾個月就要入院留醫，而「六四」期間，他都是在威爾斯親王醫院的兒童病房度過。那時病房的一切美好得像迪士尼樂園一樣，電視機永遠只播放卡通片，一播到新聞護士就會馬上轉台，連晚上的消夜分量也十分豐富，大家吃飽就睡。如果不是那個凌晨，他還真不知道外面的世界怎麼了。

6月4日的凌晨，所有病童熟睡，陳家樂起床如廁時，發現本應關着的電視機竟全被打開了，在無聲地播映什麼，旁邊圍着五六名醫生和十來位護士，大家都目不轉睛地盯着電視，有的護士還邊看邊拭淚。陳家樂走前一看，電視畫面上有坦克、軍人、着火的大街，他摸不着頭腦，此時有護士發現了他，隨即打發他回床睡覺；翌日醒來，病房又恢復往日的歡欣笑語，沒有人提起昨晚發生過什麼事。大概到放暑假時，陳家樂才可出院回家，偶爾聽到長輩碎語提起「坦克」、「軍人」、「好激氣」，每當他試圖豎起耳朵打聽打聽時，長輩們總會惡狠狠的拋下一句「細路仔行埋一邊」。

那些閃爍的片段，加上這個無形的禁忌，「六四」對陳家樂而言，不太能提起他的興趣，同樣是在那人心惶惶的回歸前夕，「六四」再引起關注，他才從新聞中得知有數以萬計的人，每年會都去維園悼念「六四」。直到2003年的《基本法》第23條立法爭議，陳家樂忽然驚覺那一年可能是香港可以公開悼念「六四」的最後一年，翻查資料後，他對「六四」有了不一樣的認識，甚至多了一份有溫度有熱忱及有「中國人」身份的認同，後來不但參加燭光集會，甚至還加入支青組做義工，總覺得有一身蠻力，應為那些無辜獻身的學生們做點什麼。

問：現在還認為自己是「中國人」嗎？

陳家樂：意識形態上，我已經比較傾向本土了，我也不認為自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中國人」，但我是「中華民國」的「中國人」。

問：那「六四」還關不關你的事？

陳家樂：我認為「鄰國」的事與我無關，但「六四」不只是「鄰國」的事，更是香港甚至全球華人共同嚮往的民主化的心願，所以「六四」仍然是我們大家的事。我的心沒有其他人那麼大，沒敢想要去建設民主「鄰國」，但我還是有我自己的堅持，而毋忘六四就是最基本的事，「鄰國」愈是想我們忘記，我們就愈不能中了它的詭計。

江貴生：民協深水埗區議員 當年7歲 就讀小二

江貴生的長輩都是頗典型的香港人，他的父母只求安穩生活，從不過問政事，外家親戚則相當嚮往中國的改革開放成就，擁護政權的立場鮮明。1989年5月底的一天，不知何故，姨媽竟帶他去跑馬地馬場，和很多人一起「野餐」，他還在離舞台很遠的看台上拍照留念，像極今天的「打卡」。

在場的人群時而歌唱，時而高呼，但江貴生通通沒參與，只覺得好奇，但也沒上心。多年後，他才知道那是「民主歌聲獻中華」。「野餐」後不久，他聽到父母談論移民加拿大的事，偶爾也有親戚提及「如果不死那些人，大陸就沒法好好管治」的論調，但他都不知所以，他們家就在恐懼的「移民潮」中度過1997年，移民一事卻不了了之。

直到18歲那年，他翻開一本封存在家中已久的畫冊，看着那些染血的照片，才開始認真探討及思考「六四」是怎麼一回事。2003年，江貴生對特區政府「硬銷」23條立法的手法憤憤不平，他想起那年在天安門廣場上的學生，愈想愈覺得港人反對立法的經歷，和學生們力求變革、追求公義的場景相似，故決心要參與社運，及後更踏上從政路。

問：六四的精神是什麼？

江貴生：是去追求一個更美好的世界，無論是香港還是中國，兩地人民的命運是緊緊扣連，大家都面對同一專制政權，同樣生活在水深火熱，唯有推動制度上的改革，才能改變當下苦況。

問：年輕一代似乎只關心「傘運」而不顧「六四」？

江貴生：「六四」和「傘運」的過程不同，但結局是一樣，我們的政治能量都迅速被消磨，人們又變回政治冷漠，大家也沒好好整理總結這兩場運動的經驗，當時的學生沒法交出答案，我們這代人就要去找答案。

陳景輝：社運人士 當年7歲 就讀小二

陳景輝和上述幾位六四「小學雞」的經歷不同，他對小學老師在台上高唱疑似是《血染的風采》以支援學運的印象並不深刻，直到中學某年，他才在回歸前夕社會熱烈討論「六四」的氛圍中，對事件產生了濃厚的興趣。

後來他不知從哪裏找來《天安門》紀錄片的影碟，邊看邊尋找自己想從中得到的情懷，比如對那些矢志爭取民主的大學生的支持和同情。再後來他出席了維園的燭光集會，同樣得到了那股悲憤情感的宣洩，甚至決定要以與逝者同在的心情，每逢「六四」就絕食。

曾有一段時間，陳景輝對「六四」的認識，和大部分香港人一樣，都停留在遙遠的天安門廣場，或是那一幕幕血腥的鎮壓畫面，後來他受資深傳媒人梁文道一篇文章的啟發，才覺得我們似乎遺失了當年傾情參與「六四」的各種收穫，故潛心扎進舊報紙堆裏，嘗試拾回那塊屬於香港的六四圖畫，並整理成《從支援中創造──有待相認的八九香港》小冊子，他還發起本地導賞團，盡力把「六四」的焦點從北京回歸香港。

在舊報道中，他看到「吾爾開希」在那個時代對香港其實別具意義，有作家形容「吾」是「我」，「爾」是「你」，「開」指「打開」，「希」指「希望」，即「你我攜手一同為中國打開希望」。在舊文字中，他也看到1989年5月21日的那場首次有百萬人參加的大遊行過後，有作家引述當時示威者的談話，寫下「將來香港人如有什麼摩擦，應該記住曾經共度過那麼一個日子」這樣令人動容而難忘的字句，那些都是屬於香港的六四。

他一來想重組港人的「六四」經歷，強調我們在支援運動中，不知不覺地創造了屬於香港人的主體身份、並且影響着我們的未來；二來想回應當下的「切割論」，突顯那些「理據」的薄弱、荒謬和扭曲，因為「六四」本來就別具本土意義。

問：「六四」本土在哪裏？

陳景輝：「六四」對香港的反專制精神具有奠基性的影響，令當時的社會運動及政治文化出現翻天覆地的變化。同時，香港人原本被視為賺錢至上的「經濟動物」，但在支援學運期間，卻展現出對民主和自由的熱切追求，那時的香港很有希望，也很美麗，大家似乎找到了一套屬於我們的生存價值，可以告別那個恐共冷漠的過去。

問：那都是「六四」的過去，你怎麼看「六四」的將來？

陳景輝：以前看待「六四」，都是停留在政治立場上的思考，比如支持學生、中共有錯，但如今我們更應該思考的，是在那個時代中，那場空前的佔領運動是如何迅速被組織起來，那些經驗又會怎樣幫助我們推動未來的社會運動，方能重組那條民主軌迹。

那一代的香港小學生，在那個時刻都或多或少地參與構建了屬於香港的「六四」，但由於當時年紀尚輕，並沒有太多親歷的震撼，反而是在成長過程中，透過傳媒的報道、社會的討論、師長的教育、以及年年點燃的維園燭光，得以重塑對「六四」的認識以及悼念的意義，因為那點真理、那個理想，需要永遠地尋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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