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上】舞台劇不再直述六四　《傷城記》訴說香港人故事

20年前，香港主權移交前最後一次六四燭光集會，維園坐了超過55,000名市民，燭光點滿了六個足球場。那一夜的人大概沒有想過，六四的意義有一天會剝落成「鄰國歷史」。這兩年，穩打穩紮走過28年的人回顧這些年的堅持，大概也會感慨桃花依舊、人面全非。六四舞台監製列明慧說今年六四舞台《傷城記》要講的香港人故事，男女主角相識於1997年，隨學生和市民於維園將國殤之柱運到港大的那一晚，自己當年就以理工大學學生會長的身份參與現場。
這場發生在北京天安門的屠城悲劇，與港人糾纏28年。近年有人高呼要切割，坐在國殤之柱旁，列明慧感慨地表示理解，但她說自己這代人無法遺忘。雖然每年都在為六四舞台作最後的打算，但今年還是想嘗試透過六四講香港人的故事，希望促進溝通的同時，也為六四舞台覓出路。

十年晚會司儀

列明慧這個名字，很多人可能覺得陌生。但只要在過去十多年去過六四燭光晚會，聽到她的聲音就能輕易認出她來。她是第一個維園燭光晚會上的女主持，由2005到2014年，嚮亮的聲線在維園陪伴了香港人近10年。89屠城那年，列明慧12歲，還在讀小學6年級。她說自己家人是個不諳世事的家庭，同學和朋友們跟隨父母參與的百萬人遊行，8號風球遊行到新華社門外請願等，自己都沒有經歷過。但自己對六四的印象依然深刻，因為「當年6月3號晚上，我家裡是唯一一晚會開著收音機，聽著新聞報導清場的狀況。平日夜晚11點就要睡覺了，但那晚很深刻，家人都很緊張當時的情況。」翌日回到學校，校長、老師們的情緒也很凝重，「校長講話時熱淚盈眶，很激動。我忘了他說什麼了，但肯定是說些叫我們努力讀書，國家發展寄望年輕人的話。」她記得當時的場面很震撼，校長說完話，老師、校長都哭了。

12歲，還是個懵懂的年齡，政治是很遙遠的事。一個暑假過去，升上了中學，當時的中學還會有悼念六四的活動，列明慧中一參加的朗誦比賽，朗讀的就是《絕食書》。「絕食書有很多章節，當中很經典、很激昂的部分是『我們不喊，誰喊？』，去到後面就是我們都不想死，想好好學習......」她說當時的老師希望他們明白，香港人所追求的價值與北京的學生很接近。於是，六四就像一顆種子，從此埋進自己的心裡。

一度擔心97年後燭光晚會會消失

種子埋在心裡的那些年，中學總有同學會移民。像等待一場暴風雨的來臨，列明慧在最接近風暴那年換了身份，「1996至97年，我升了大學一年級，當時我是理工大學學生會會長。我們當年在學校會搞一些論壇，六四的悼念活動，因為我們很擔心，97年的6月4號將會是最後一年的燭光悼念集會，97之後就說要取締支聯會，當時的氣氛是覺得燭光集會不可能再在香港舉行，當年在學生會做了很多悼念的事。」

悼念活動的其中一件大事是各間院校齊集為國殤之柱覓安置處。當年的市政局不願批發支聯會對安置國殤之柱的場地申請。於是，國殤之柱來港之後先在各大院校巡迴擺放，在維園燭光集會之後，由市民及學生圍成人鏈護送到港大安置。列明慧說：「我們很深印象，因為平日同學校申請場地做展覽是很容易的事，但當年要擺放國殤之柱要經過管業處的反對，與校長交涉，解釋我們為何要放國殤之柱。」她笑說，當年的理大校長潘宗光說國殤之柱是陰邪之物，「他是一個佛教徒，說這些東西很邪，你不要放在學校，影響學校。」但後來學校拗不過學生，「如果你不讓我們入來，我們就人鏈護送架車入來，學校都懶得與我們搞那麼多，你喜歡擺就擺飽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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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四舞台的出現

翻過97的一頁，這些年的香港尚算馬照跑，舞照跳；而維園的蠟燭也每年多了又少。2009年，她決定與朋友成立六四舞台，在燭光以外，用戲劇講六四。「有參與集會的一群朋友想做舞台劇，當時已經創作了一個劇本叫做《在廣場放一朵小白花》。我們是因為要做一套舞台劇，又要申請場地等，才成立了一個組織，因為這樣才可以申請場地，於是才有了六四舞台。往後我們希望每年都有一些制作，或者在這個時候都用一個話劇、藝術的形式去讓年青人認識、關心六四事件，關心香港和中國的民主發展。所以一路到如今，我們都有不同的創作，《在廣場放一朵小白花》，之後又有重演；跟住又有《讓黃雀飛》，然後《讓黃雀飛的佔領中環版》，然後有《王丹》......今年做《傷城記》。」

不過她坦言，近年六四舞台售票的成績不理想，入座率低，「我們每年都會作最後打算，真的覺得它第二年就會摺。因為每年都艱苦經營，又或者公開演出其實很難，要面對票房壓力。」

用六四講香港人故事

不過今年的《傷城記》與往年不同，不再直接講述六四事件。「這次很不同的，我們想講一個香港人的故事。想從香港人的角度出發，去理解自己人的六四是怎樣的。不是拿『四·二六社論』出來講，而是香港人對於六四的精神面貌，有什麼改變呢？例如戲中的角色，他們的看法曾是很一致的。到了如今，各走不同的路。我們講的其實是人性，不單純是六四的人性。我們想嘗試找一些路向，到底這麼多的歷史事件對於我們又些什麼啟發？我們該如何走下去呢？認識歷史亦是一個重要的座標，你才可以去展望將來。如果我們什麼都不認識，不了解，就似是空喊口號，更不可能找到真正的出路。」這轉變當然非突如其來，與年輕人要與六四的切割有關。

新生代的啟蒙：國教、雨傘

傘運之後，各大院校相繼退聯，各大院校學生領袖呼籲港人應與六四切割。這世代間的代溝，列明慧說自己有這樣的一個比喻：「我做學生會那年，當年陳毓祥就去釣魚台宣示主權，跳了下海殉道，遇溺死了。當年在學界也有很大的反嚮，當年的老鬼走出來要嗌釣魚台是中國的領土。我的世代對於釣魚台是否中國的領土真的不太關心，我們甚至講希望釣魚台成為小鳥的海島，不如不要搞佢啦，不要因此而打戰啦。我們與上一代都有不同的睇法，我想與大家有無去感受有關，可能對於國土的完整，大家有多在乎？我們這一代見證過六四屠城，對於這個真相很在乎。我很明白年輕一代沒有經歷過，對於真相真的不重要，可能等於南韓的光洲事件，每年看一次，知道發生了這件慘事。不過這是我的堅持，我不可能因為你覺得不需要堅持，我就去改變，去迎合大家。我都要對自己負責任。我們會繼續講，會堅持要求平反，會掛念因為六四受逼迫的人，他們是未死的，未死晒。」

她說新生代要忘記是無法勉強的事，「可能同佢講雨傘，他才覺得那是他的啟蒙，或者有人覺得反國教才是他的啟蒙，事實上社會是一直演變的。大家的啟蒙點不同，著眼點亦不同。這次《傷城記》這套戲去講不同看法的碰撞要如何溝通，我覺得這是放諸四海皆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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