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女百態】油麻地歌廳的一百種歌女　不分晝夜為生存、在尋夢

上世紀銀幕上的歌女，是現代絕色尤物，舞台上舉手投足傾倒眾生，背後卻有個悽婉的悲劇人生。半世紀過去，歌聲仍猶在耳，回音飄散油麻地廟街，推開歌廳那一扇門，如時光倒流，歌女屬於過去，也是現在。她們窮一生歌唱，在霓虹璀璨之處，不見晝夜地生存與尋夢。
歌女故事百態，慢慢拼湊成一幅完整的香港娛樂歷史地圖，音樂流變如歌。笙歌夜夜響起，粵曲、國語時代曲、80、90年代流行曲，悠揚在從前的夜總會、廟街露天歌壇，至今天風情不變的歌廳。客人依舊來尋開心，歌女一曲解愁，同覓知音人，同於歌廳娛樂眾生。千千闕歌倒映人生，歌女與聽客憶說那些來得似火的往事，如今消散如煙。在旋律變成回憶之前，這地方、哪首歌，有誰共鳴？
攝影：林振東
影片：林可欣、林振東

蘭姐的廟街粵曲夢

細看歌女面容，嫣紅脂粉蓋不了風霜。徐玉蘭（蘭姐）今年56歲，一束短髮，感覺幹練剛強。23歲前，她在大陸唱政治歌，為官方高唱一孩政策、反走私之歌，到處演唱。她很珍惜這些機會。「那時白天做園藝女工，剪草呀、把花草佈置在不同場地，一日只得30元，晚上去唱幾首歌，就有10元，一個月唱6、7晚，好開心。」

蘭姐的嗓子粗厚高昂，少女時期初試啼聲，已被師傅看好，專唱粵曲大喉星腔，男曲女唱，她都游刃有餘。她自言有觀眾緣，歌唱生涯初始，已有「小小名氣」：她數算在大陸的威水史，20歲出頭橫掃不同曲藝比賽獎項，又亮相電視台，早已視唱歌為終生職業。1983年她獲審批來港，縱不捨大陸的歌唱事業，卻為家庭團聚和在港生計，還是當起電子廠女工，嗓子悄然隱伏。

一晚她在廟街蹓躂，沿着歌聲走到露天歌壇，不自覺地隨着曲子奏調，打起拍子，直至音樂完結，心中仍有一個未完的夢。

「小姐小姐，我剛才聽妳哼唱，妳係咪識唱粵曲？我明天有場表演想請妳來唱。」一個素未謀面的歌女，上前邀約。青春美夢終在廟街重燃，蘭姐注定與這個地方糾纏不清，一生於此賣唱，不再離去。

那是廟街的黃金年代，自60年代起每晚熱鬧沸騰。草根民眾負擔不起歌廳的高消費，就走到這個露天的平民夜總會。粵曲是那個年代的流行音樂，夜夜熱唱，為基層提供廉價娛樂。很多人都說，廟街是粵語音樂的起點之一，上一代不少紅星歌手也是從這裏走出去。像尹光、張偉文，在這一個小地頭，唱着平民之歌，風格結集中國小調與粵曲，唱出大眾心底話。

蘭姐沒走上主流大舞台，歌唱之路走得平坦。她初出道時頗有人氣，「我在大陸落來，表演風格和姿勢特別，客人因覺得有趣而留意我，哈哈。」她瞇起眼笑說。她在廟街唱、酒樓唱，1993年離開街檔，唱到樓上歌座。

行內無人不識的廟街賢昆商業大廈，是當年曲藝社和歌座雲集、歌女賣藝謀生之地。歌廳最火紅的年代，大概在1997年前後，那幾年，蘭姐一踏上舞台，打賞源源不絕。「音樂一響起，叔伯人客自動自覺，排住隊上前給利是，最多試過一晚賺5萬元，少極都有2,000、3,000元。客人都想自己的歌星偶像叻和開心，會互相比較。」

如今，蘭姐再說起當年的輝煌事，仍然雀躍得沾沾自喜，「看到自己過往成績，有掌聲和獎金，有人欣賞，好滿足開心。」

千禧後歌廳式微　視歌唱為志趣

千禧年後歌廳風光不再。中港漸開放互通，兩地換城消費，更多港人北上工作、娛樂消遣，慣常來廟街聽歌的一輩也少來了。歌廳生存空間愈縮愈小，亦於同一商廈不斷遷層、換單位。那座商廈終要改建，於2012年以數億元易手，現址已是內外華麗的精品酒店。樓上歌座要結業，一代的歌廳文化日漸式微，歌女各散東西，轉戰地舖至今。

蘭姐對歌廳始終餘情未了，兩年多前，與丈夫接手共同打理一間地舖，月租約7萬元。這時的她，兩個兒子都長大了，對母親日夜顛倒的工作，多年來從沒怨怪一句。蘭姐這幾年家庭壓力減輕，內心平靜無波，不再拼命的唱，視唱歌如志趣。她歌廳的歌女不時在門口請陌生客入來坐坐、聽歌，想帶旺生意，「我好瀟灑，客人不多給打賞，不要問，你怎知道對方夠不夠錢，不要令人尷尬。」她以前見過歌女挾着聽客，跑到櫃員機提款，回來再唱、再打賞。「做歌星，與客人關係隨緣。」她看透歌壇，想得開懷。

歌廳隨着曲目類型流行而轉型，客人想聽什麼，點唱什麼，歌女都要隨傳隨唱。蘭姐唱粵曲出身，首首倒唱如流，80年代後粵語流行曲流行起來，蘭姐也跟着學唱。她的飲歌較為另類，皆是男聲階的曲子，《男兒當自強》、《霍元甲》、《包青天》，在台上唱起來嘹亮雄渾。「都是當紅電視劇的主題曲……是亞視的，但都已執笠了，沒了。」蘭姐聲音突然細碎，像想起失去的什麼。

影兒：「歌廳不是古靈精怪的地方」

影兒與蘭姐背景相似，80年代從廣東來港，卻愛唱國語時代曲。她的聲線幼細，唱起歌后周璇的歌，溫婉細膩。她的成長年代，國語歌同樣風靡，周璇、白光等上海南來歌手家傳戶曉。影兒年輕時已於廣東的舞廳夜場、文化公園唱歌表演，來港後，她到酒樓堂會、宴會作表演歌手娛賓，再經行家介紹入行，來到廟街歌廳。

歷經歌壇風浪，8年多前影兒成為另一家歌廳的老闆娘，「我好大情大聖，不會特別為了什麼而難過或可惜。」她10年前「唔想成世唱歌」，很有生意鴻圖，曾北上開餐廳、卡拉OK場，兩地奔走，但因管理不善，生意不算理想。後來政府和地產商要收地發展高球場，她也結束業務，回港專心一意經營歌廳。

眼前的她，打扮時髦，雙眼有神，看上去不像60歲的女人。相熟的老客人近幾年一一過身，「有的腦充血死，有的癌症死，老的老去，有些人北上聽粵曲，快走光了。」另邊廂，業主數年間不斷調整租金，現時每月交租9.8萬元，歌廳收入難以維持，她意興闌珊說，多做兩年，待租約完結，再想去路，但又苦笑：「我們這年紀退休了，還可做什麼，誰會聘請？」

從前她愛旅遊，曾遊遍半個地球，「不再唱歌，我想去旅行，邊度都想去」，又想過跟在澳洲定居的兒子同住，但自言一把年紀，不諳英語；有時更喜歡一個人「清清靜靜」，覺得歌廳和歌女的事務安排，有時很繁瑣。

其實影兒還很在意歌廳，設法求存，例如曾租予獨立樂隊開演唱會、電影拍攝。她心裏一直介意外界對廟街的負面印象：「其實歌廳不是古靈精怪的地方，好正常來聽歌，入場付20元就有茶水提供，有冷氣歎，坐數小時、一整場，就這樣而已！我一樣在此生存廿多年。」

金鈴：前當紅歌女 霸氣如昔

不少人以為歌廳就是夜場、夜總會，品流複雜。而夜總會歌女在電影中，野性難馴，媚惑眾生，唱着《卡門》：「愛情不過是一種普通的玩意兒，一點也不稀奇！男人不過是一件消遣的東西，有什麼了不起？」讓人好奇現實中，這樣的歌女是什麼樣子，過怎樣的人生。

金鈴在夜總會唱了很多年，之後才來廟街。初見她時，她戴着一副黑超眼鏡、掛上藍芽耳機，說話霸氣，總覺得她大有來頭，很有背景。她生於小康之家，未有電視的60年代初，她聽着家中留聲機，跟着學唱，唱盡西洋樂曲、國語金曲。18歲那年，同學姊姊找替工表演，金鈴無心插柳入行，當上歌女，愈唱愈紅。「那時後生，又靚女，唱得好，包家（負責人）一定拉着你不放，想你唱多幾場。」

年輕時她不愁沒工作，一晚跑幾場，白天在荔園表演後，晚上便到夜總會，或趕到船艇演唱。當年炙手可熱的歌女，算是金鈴這種。她的歌聲輕柔緩緩，入耳安和，且外表娟麗，今天再細望60歲的她，風韻猶在。

她20餘歲便結婚生子，願意在家相夫教子，形容自己有幾年是「煮飯婆」。重出歌壇，是她30歲後的事。她在中式夜總會唱歌多年，那是60年代起流行的社交場所，白天飲茶、晚上餐宴，表演前台有個舞池，但沒有小姐陪舞，羅文、徐小鳳、陳百強都曾在此登台表演。

金鈴笑說自己單純唱歌謀生，當年亦有人對她崇拜傾倒。「我沒告訴他們自己結過婚、離過婚；有兩個男人有晚分別駕着車來，在門口等我收工，爭說一早約了我。你們慢慢爭，我先離開，哈哈。」金鈴淡然一笑；數十年過去，她始終不是《卡門》中輕浮的吉卜賽女郎。

余大哥：從常客到歌女徒弟

「係呀，佢後生嗰陣，女神來㗎，人靚聲甜，又夠高，身材又好，自然得人歡心。」在旁的男客人和應。他是余大哥，20多年前在中式夜總會結識金鈴，失聯多年，二人90年代在廟街歌廳重遇。以為有什麼愛情故事，「我教余大哥唱歌，他就青出於藍，現在來歌廳上台合唱，表現不錯。」他倆就是由師徒情誼變為惺惺相惜的好友，關係微妙。坐在一枱聊音樂，隨便哼幾句，二人每首都合唱起來。

余大哥崇拜鄧麗君，亦聽周璇，是歌廳常客。他一周六天任的士司機，放假那晚走勻幾間歌廳。對於唱歌，他充滿熱誠和激情：「我好有音樂細胞，且感情澎湃，所以要來爆發表演。」客人上台與歌女合唱一曲，要付100元，余大哥至少唱幾首。「我要唱3個場，要有能力先得，因為消費高、像燒金啊。」

只要是上個年代的歌曲，余大哥都通曉，琅琅上口《Doris Day》、《南海姑娘》等過千首。他說這些曲子唱起來，歌中有畫。「那些現代流行曲，陳奕迅《富士山下》、《葡萄成熟時》，歌詞複雜，在我腦海留不住。」

「除了來歌廳，還可以去哪裏」

經典歌曲扣連余大哥的人生與戀愛故事，他把感情投放歌中，想起故人，「我喜歡一個人20多年，當年為她付出很多，那時我說待兒子長大，我便與她一起，但她等不到我。最近再見到她，愛情感覺沒有了。」年屆65歲的他說人到老去，其實過得不快樂，又皺起眉苦道：「好似我幾十歲人，除了來歌廳，還可以去哪裏，我不喜歡逛商場。」

上一代的人消遣娛樂，享受屬於他們時代的音樂，如今只剩下歌廳。各式夜總會、遊樂場舞台90年代起漸被時代巨輪淘汰；金鈴年約40歲轉戰歌廳，才在這兒看懂人生百態。「起初好不習慣，夜總會穩定月薪，歌廳就要拆帳，以日計或每首計，歌女都想多賺。之後被朋友背叛，我一直待她很好，世態炎涼呀。」她沒再多說當年何事，只憶起曾因此在台上落淚，自此把人生與歌場想得豁達。

8年前她與拍檔夾錢開歌廳，對方突然失蹤，欠下的街數、酒債幾萬元，執達吏上門清盤。「全行都知我好慘，但我一個女人仔，沒有麻甩佬幫手，又可以點樣？」這些年她從沒想再找個伴，說歌廳的男人都很壞，以前一直不讓外面的男友進來。彼時她孑然一身，兒子的茶餐廳快開張，她說不做歌廳，也可以當老闆娘了。

「媽媽其實是歌女」

歌女淑嫻則是一個離婚婦人的故事。沙士那年，她獨自帶着三個兒子生活，走在街頭十字路口徬徨迷失。年輕時她只知廟街的人非善男信女，從不知有歌廳。婚後她與社會脫節多年，45歲才重投職場。只得一把嗓子，見歌廳登報請歌女，淑嫻用最大勇氣，來到這裏工作。初入行的數月，不但收入微薄，也是她最難熬的日子。她家住長洲，唱畢子夜場，便等至天亮，坐最早的船，回家倒頭大睡；後來窩在市區劏房，幾年後夠錢租較大單位，與兒子同住。也是近些年，淑嫻才釋懷，敢向20多歲的兒子坦白「媽媽其實是歌女」的心底話。

她少女時代聽許冠傑、溫拿樂隊，又愛捧着錄音機清唱自娛。淑嫻聲線像陳慧嫻、張德蘭，外形像30餘歲OL，架起黑框眼鏡，穿着半長裙，斯文安靜。這10多年來，不乏捧場客專誠來聽她唱歌，她在這逆市竟也遇過豪客，一晚花一萬幾千元；也曾在歌廳遇到知音人，更與她互訴心聲。「許多客每日生意應酬，過得虛偽，來到這裏，才放聲唱歌、講粗口，盡情放鬆。」客人北上消遣後，回到歌廳，點唱大陸流行神曲，《老鼠愛大米》、《兩隻蝴蝶》是淑嫻近年在歌廳學唱的。

淑嫻曾有個出唱片的夢，「哎呀，但都這個年紀，還有什麼更大舞台吖？」人過半百歲，現時月入3萬多元，又獲客人讚賞，她已知足開懷，甘願餘生也在歌廳度過，「油麻地是我從前絕不踏足的地方，但當與這裏的人接觸多了，決定了以後日子都在此謀生，就會覺得，歌廳也不外如是。」

結語：一河之隔的共鳴

這夜有個23歲的女生光臨，她是廣州來的遊客，對街道的歌聲回音感覺熟悉，進內聽到粵語的調子，很是親切，還以為正舉行歌友會，眾人以歌會友。她兒時在廣州跟祖母聽粵曲，與母親討論香港娛樂明星，追看四大天王，也聽着張國榮、陳奕迅和陳慧琳的歌長大。

這時台上正合唱《相思風雨中》，「我們識聽，但唔識唱，很少年輕人會唱。今晚像有代溝，我不會上台唱，但或許到我老時，我會組織朋友，一起來這裏高唱，唱我的歌。」她投入歌廳氛圍，重想這些年來深受音樂薰染的經歷，「這多少是從廣東搬過來的，再在香港這文化熔爐中，發展而成的一種獨有文化，音樂本來相通。」

歌廳凝固在90年代，再沒追上時下流行曲，但音樂的共鳴並不必然隨時代褪色；歌女今宵再唱，就讓往事隨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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