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代矛盾】服鎮靜劑上街　驚恐症少女被趕出家門：家中無人明

8月25日，25歲的寶怡（化名）參加了葵青及荃灣區的地區遊行。沿遊行路線走會途經她家，她撐着傘，回眸看了居所兩三眼，頭也不回就離開。「我回去只是睡覺，就好似酒店那樣。」她趕往即將爆發衝突的楊屋道，一邊上裝備，一邊整理救護物資，準備隨時替示威者洗傷口。她不是前線「勇武派」，未曾參與衝擊，但在家人眼中，她是「暴徒」、「搞事」、「扮晒嘢」。一次爭執，她被趕出家門半個月。離開了家，她暫住酒店，卻睡得比以往更安穩。「屋企反而睡得不好，有種無形壓力，始終沒有人明白你。」她苦笑，仿佛離家出走應是哭哭啼啼，自己倒是得到解脫。攝影：鄭子峰【「撕裂社會中，親情何價？」系列．二】

「我本身有病，怎麼可能這樣趕走自己的女兒？」2月某天，寶怡忽然不由自主地感到強烈恐懼，全身麻痺，心跳加速，沒法呼吸，整個人跌坐在地上。五日後，她確診患有情緒病驚恐症，原因不明。「有驚恐症的人腦子無法休息，不停有種好像獵人尋找兔子的意識，而你就是那隻兔子，總是覺得下一秒就要跑，經常好緊張、好辛苦。」

何事會使病症發作，連寶怡自己也沒法估計。「不定時，不知道什麼時候來，無法預測，避不了。」她定期接受精神科醫生治療，處方的多種藥物，包括血清素、安眠藥、退黑色素等，能壓抑她的情緒，甚至令她沒有情緖。她習慣出門前吃鎮靜劑，每次都成功一整天保持平靜。唯一一次例外，是在6月12日示威者包圍政府總部一帶那天。

612日與夜清場　鎮靜劑失效

那一天，示威者聚集政府總部、立法會、龍和道及夏慤道，試圖阻止立法會二讀辯論，警方施放約240發催淚彈、約19發橡膠子彈、3發布袋彈及30發海綿彈，在金鐘、中環一帶清場。寶怡那天一早到達夏愨道，當時示威者已成功佔領政總一帶，有人掘磚與警方對峙，氣氛緊張。寶怡一到場便看到急救員抬出一個被警棍打傷、血流披面的人，又見到有人滿身胡椒噴霧，眾目睽睽下，脫剩內褲用生理鹽水沖身。

催淚彈在腳邊爆開、打人、流血等震撼場面令鎮靜劑藥力失效，當天中午，寶怡驚恐症發作，不能呼吸，幾乎暈倒，幸而朋友在旁，拉她到有冷氣的地方休息。沒有水，她只能用口水乾吞下一粒鎮靜劑。但之後的精神狀態已嚴重受影響，她吃不下飯，開始失眠，要服用重劑量安眠藥才能入睡。

「我是不是在摧毀這座城市？」

政府曾將「6．12」衝突定性為「暴動」，後來才改口稱為「騷亂」，但不少示威者均擔心會被秋後算賬。寶怡在兩星期後才敢去看精神科醫生，這位醫生由2月起已跟進她的病情，她心底裏對醫生有份信任，坦白說出當日經歷及因此受困擾而失眠。豈料，醫生聽完態度大轉變。

「這裏有黑衣人，我無法判斷你現在做的事情對不對，但我覺得你們不是在做一件正確的事。你知不知道當年中國的紅衛兵是怎樣產生、運作？你現在做的事情跟紅衛兵沒有分別！你知不知道這件事最後會如何完結？就是這座城市被完全破壞，什麼東西都燒光，那就是這件事完結的一刻。」寶怡轉述醫生當日的批評。

寶怡被嚇怕，不敢再向這位醫生求診。她覺得，醫生作為專業人士，不應如此不負責任，「為什麼他要這樣責罵我？」她質疑自己是不是做錯了，「我是不是在摧毀這座城市？」

不是紅衛兵：我們是想保留城市的優點難過了數天，她主動翻起有關文化大革命的書，得出了相反的結論：「文革紅衛兵不是形容我們，應該是藍絲，是他們批鬥我們，而我們不是要破壞城市的優點，而是想保留，想令它進步！」

五年前雨傘運動，寶怡只是有空路過參與，五年後她全身投入社運，自言是因為看到社會各種不公平現象，以及政府的不作為。她不單渴望真正撤回修例草案，還希望政府不要再硬推「大白象」基建工程，希望政府履行「一國兩制」承諾，實行雙普選……「我不知道我會不會生小孩，但如果二十八年後我有下一代，我會想他生活在什麼樣的環境？」

藍絲家人拒理解　反指有病、被洗腦

這些想法在寶怡的同路人之間也許很普遍，但其他人未必理解。寶怡在家裏也要面對這樣的矛盾，因為她父母、二姐及其男朋友都是她所說的「藍絲」。「家裏人會覺得是不是因為有這個病，所以我想事情時這麼『衝動』、『偏激』。我跟他們說沒有關係，我的病跟我的思想沒有關連。」家人又會指摘遊行示威的人是收了錢，她是被人洗腦，「他們說：『你這麼蠢，當然不會成為收錢那一批。』」每一句都直捅她的傷痛處。

7月1日，示威者衝佔立法會大樓，外門玻璃損毀，寶怡的父母極為憤怒。不善表達感受的她，凌晨在媽媽面前哭近一小時，聲淚俱下指出警察執法時有濫用暴力的情況，但媽媽只是叫她食藥。其實，她很想改變他們的政治主張，曾多番嘗試，但不奏效。「大律師公會都有講很多反對（修例）原因，他們都不願意相信，那就沒什麼好說了。」

8月10日晚上，示威者於多區快閃堵路，寶怡與家人觀看晚間新聞時終於起衝突。

「現在這些不是政見問題，而是你們有沒有良知。」寶怡指摘年長三年的二姐。

「什麼叫沒有良知？本來我也很支持你們，本來我也覺得『反送中』是對的，但是，你們後來又衝擊警署，又丟磚打爛別人的玻璃、丟石頭，又打警察。這是什麼？不是暴徒又是什麼？」二姐反駁。

「那麼警察打你的妹妹，用催淚彈、警棍打那些小孩，又對不對？我們的朋友被警察打得背部、腋下、大腿瘀青，他被人打是不是因為他做錯呀？」寶怡說得聲嘶力竭。

「如果他不出來搞事，怎麼會被人打？」二姐說。

「你覺得警察對嗎？」寶怡說。

「如果不是警察，誰來維持治安？誰來執法？」二姐說。

這時媽媽加入勸架，「你們收聲吧！很多家庭因為這樣而破裂了。」寶怡難忍怒火，她不是認為警方不可執法，但始終覺得手段不能強硬與暴力：「什麼叫收聲呀？這是黑白之分，良知問題！」在家中一向與子女甚少溝通的父親突然加入罵戰，不停用粗口大聲斥責寶怡。一旁的二姐附和：「你這麼有本事，就自己住吧。」寶怡在朋友幫忙下，含淚離家。

每次出去『發夢』難道是貪好玩嗎？每天都三十幾度，又熱又辛苦，為了什麼？都是為了守住這個家，可是家裏人卻不支持你。

政見成死結　關係僵持

寶怡認為父母狠心，沒有顧及她的感受，但也會想與家人的關係是否要僵持下去。有一晚，她在殯儀館附近棲身，遇上招魂儀式，她入睡時覺得荒涼，「為什麼會搞成這個樣子？是不是需要搞成這個樣子？」她嘆氣。

寶怡出身小康家庭，父母各自經營生意，日夜打拼。「他們可以365日都工作，不休息。」她認為這使他們忽略了政治及公民權利，覺得示威者搞亂經濟，影響生計。她的成長過程中，一家人永遠不會全部同枱吃飯。她自小獨立成長，父母習慣以金錢表達愛，她想要什麼都送給她。

曾經有人在網上討論區說，在運動中被捕、受傷不是最難過，家人的不理解才是最傷心。寶怡認同，「每次出去『發夢』難道是貪好玩嗎？每天都三十幾度，又熱又辛苦，為了什麼？都是為了守住這個家，可是家裏人卻不支持你。」她在地產公司當文職，朋友不談政治，連家人也不明白，使她的情緒更壓抑，只能偶爾繪畫放上網抒發心情。她期望家庭是個能拋開包袱、面具，能毫無保留分享感受、經歷的避難所，但卻覺得現在這個家只會在她不開心時叫她吃藥，從不理解她為何不開心。

過了這一次更覺是死結，本來關係已經是用錢建立，經過這件事，更加沒有什麼好說了。

入住酒店兩個星期後，媽媽放軟身段，令她折服回家。但現在回到家，四個人不再一起吃飯，各自買飯入房吃。一屋沉默，回家只為了睡覺。

寶怡想過，若再因政見起爭執，她一定會搬出去住，直至她口中的「光復之日」來臨。但她其實沒有太多錢，月薪不多過兩萬元，自己算計着最多夠住三個月酒店。

總有一天要回家，未來還有很長時間要面對家庭關係，怎麼辦？她說想不到，也相信餘下日子都是得過且過，最多不談政治、不談立場，甚至完全不談話。「過了這一次更覺是死結，本來關係已經是用錢建立，經過這件事，更加沒有什麼好說了。」

上文節錄自第179期《香港01》周報（2019年9月9日）《撕裂社會中，親情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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