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31遊行】政見不同 19歲男生兩離家出走 「好掛住爸媽⋯⋯」
9月1日凌晨3時,手機屏幕彈出兩則訊息:「我頭先同屋企人嘈完」、「𠵱家走咗」。是阿文(化名)傳來的,他離家出走了。
剛經歷完831遊行的各種衝突,阿文在凌晨2時許回到家中。父母未眠,正在看電視直播衝突場面,破口大罵示威者是「暴徒」、「搞亂香港」。阿文氣上心頭,跟父母理論,說「警察在太子站無差別襲擊市民」,父母無動於衷,反而把所有暴力歸咎於示威者,說:「811事件中右眼受傷的女救護員是示威者用丫叉射傷的。」阿文終於忍耐不住,奪門而出,夜半三更,跑到朋友家中暫住。
這是他自反修例運動爆發以來,第二次離家出走。
攝影:黃桂桂、黃文軒
銀行戶口餘三千元 欠萬元卡數
阿文今年19歲,個子矮小。在金鐘見到他時,他戴一頂黑色鴨舌帽,把長長的瀏海壓低,蓋着細長的眼睛,藍色外科口罩遮去他大半塊面,但掩不住他青澀稚嫩的聲線。
下午2時許,與阿文到麥當奴吃午飯,自然而然談起「餐券」的問題。早前有人稱前線年輕示威者沒錢吃飯,很多市民便購買餐券派給他們。作為前線之一的阿文也見過有人派,但他很少領取餐券,「我還有錢吃飯,餐券就留給更有需要的人吧!」
問他銀行戶口剩下多少錢?他眼珠子轉了一圈,說道:「大約有三千元,不過欠下一萬多元的卡數,還不清,只能儘快找工作賺錢還卡數。」那一萬多元的卡數中,約二千元用來購買示威裝備,眼罩、口罩、濾罐,動輒數百元。因此當他看到記者頸上掛着的3M 7502口罩,便倒抽了一口涼氣:「好貴啊!」其餘的卡數,不少是他沒現金吃飯時刷信用卡欠下的。
(銀行戶口)大約有三千元,不過欠下一萬多元的卡數,還不清,只能儘快找工作賺錢還卡數。
第一次離家出走
一個19歲的男生,怎落得沒錢吃飯的下場呢?難道家人沒有給予生活費嗎?他說:「佢哋冇理我,」他頓了一頓,稍稍提高聲線:「佢哋仲會丟掉我的物品。」好幾次遊行回家,他發現原本黏貼在房間牆壁上的反修例海報被撕成碎片,丟棄於垃圾桶內。一些遊行時經常穿着的黑色衣服又突然失蹤,詢問父母,他們說:「不知道」,「其實即係畀佢哋丟掉了。」阿文嘆了口氣。
自6月初反修例運動爆發以來,阿文經常與父母發生口角,「佢哋唔係藍,係深紅!」阿文說。各種反修例遊行及警民衝突,成了餐桌上一道難咽的菜。
7月26日晚上,阿文告訴父母:「我明天要去元朗遊行。」父母惱怒,罵他:「你唔好搞咁多事啦!」阿文心中的計時炸彈終於炸開,他氣得放下筷子,走進房間收拾行裝,在父母的怒視及責罵聲中奪門而出。這是他第一次離家出走。
這次離家出走持續了大約一星期。8月2日下午,他猜測父母不在家,打算偷偷溜回家中拎取少許個人物品。在乘搭小巴回家時,下車前一個站,上來一個熟悉的身影——是他的媽媽。與媽媽四目相投的一刻,阿文淚珠斷線般往下掉,「好掛住媽咪。」阿文說。媽媽坐在他旁邊,溫柔地問他:「這個星期過得如何?回家好嗎?」阿文「嘩」一聲,如嬰兒般伏在媽媽懷中痛哭了一頓,終於跟她回家。
然而,爭執依然成為餐桌上的家常便飯。9月1日凌晨,阿文終究還是第二度離家出走了,而且他意料到,「今次應該走耐啲」。何時歸家?他也沒有答案。
與示威者並肩作戰
8月31日下午6時許,示威者從立法會煲底退回夏慤道,警察清場的消息在示威者間流傳,不少人決定撤退。夏慤道餘下數百名前線示威者,包括阿文,他們商討過後決定不再留守,於是臉朝警察總部,慢慢退後。示威者與示威者之間甚少交流,只有「一二、一二」的呼喊聲,卻很有默契。為免跌倒,站在後面的人會伸長手臂,捉着前一個人的肩膊、背囊或手臂,小心冀冀地倒退,一直退至金鐘道。
我願意犧牲自己,但不願牽及無辜……萬一真的不小心傷害到無辜市民,我們會承擔起這個責任。
填補前線缺漏
說到踏上前線的原因,阿文答得直接:「因為前線不夠人。」他說,自6月初反修例運動開始,其實站在前線的來來去去都只有那數千人,但隨着警察不斷拘捕,前線示威者越來越少。就如勾線的毛衣,拉着拉着就只剩一小角。「既然前線唔夠人,咁我咪做前線囉!」阿文說。
晚上7時許,示威者在灣仔警察總部外軒尼詩道架設路障,部分示威者拆下修頓球場的看台、座位,推往路障位置。阿文見數名示威者推得吃力,馬上跑上去,捉着看台的鐵枝,合力一步一步把看台推上前。有示威者向路障丟下一顆汽油彈,「嘭——」的一聲,火舌竄上四、五層樓高,黑煙裊裊,夜空厚得濃稠。
阿文站在火光二十米外的地方,看着熊熊烈火。可是,為甚麼要放火?他回答:「設置普通路障,警察很快便可以清場,但點了火,火勢越大,便越能阻止警察推進。」難道就不怕波及無辜嗎?他沉吟了一會,說:「我願意犧牲自己,但不願牽及無辜……萬一真的不小心傷害到無辜市民,我們會承擔起這個責任。」
寫下「最後一戰」的遺書
正如警務處中區助理指揮官廖珈奇曾說:「有人聲稱今次(831遊行)係end game,我謙虛嘅理解,即係終極一戰咁解」。阿文心裡也暗忖,這或許就是他的「最後一戰」。
因此,8月31日下午出發前,他在社交媒體帳戶上寫下了遺書。遺書內容說,為了「自由和尊嚴」,他「已作好犧牲一切的準備」。阿文說,寫這封遺書時心情很平靜,沒有一點波瀾。
可是,9月1日凌晨,第二次離家出走那天,他卻躲在朋友家的被窩裡哭了起來,「好掛住佢哋(爸媽)……」他傳來這樣一則訊息。
社工阿豪經常在遊行前線勸喻警察及示威者保持冷靜,他表示近兩個多月確曾收過年輕人離家出走的個案。當中主要原因是與家人政見不同,「今次事件似乎大家都很堅持自己的意見,去到一個無圜轉的地步,大家都不願退讓,沒有灰色地帶,結果便失去了溝通及包容的能力。」他說接到有離家出走的案件時,首要工作是「危機介入」,即為求助者尋找住宿,解決當前危機,其後才進入情緒輔導的工作,鼓勵子女與父母對話,解決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