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代反思・70後】兩70後正義道向左轉向右走　悔疚、懦弱、遲來

7.1遊行，年青人在太古廣場前方的橋底石壆揮手，想叫遊行隊伍的人往右走向金鐘聲援包圍立法會的示威者，Emma（化名）在一陣又一陣的呼聲中繼續向前走，在太古廣場待了一會，便回家去。「我沒有向右轉，說真的，我也認自己懦弱。」右轉的立法會抗爭現場，阿琛（化名）戴著口罩游走各處，走在前線運送物資、發放訊息。
兩名70後，一個自認和理非，一個自言緊急時刻會衝，他們的共通之處，是「太遲走出來了」，他們說。

70後的我，遊行後沒有轉右

一年前，Emma沒想過自己會走在烈日下的遊行隊伍之中——六九反修例遊行是她人生第一場參加的遊行。7月1日，她一邊坐在灣仔莊士敦道快餐店等候大隊，一邊說：「有些年紀比我大的朋友說，阿太都說了撒回，覺得不用再上街。我見利東街她反悔，信唔過。五大訴求一個都無回應，點樣做帶領香港人嘅人？」

Emma是別人口中的和理非首遊族，在「民間人權陣線」宣佈遊行集會結束之前，她通常早已離開。「總覺得夜晚很危險，因為不知示威者做什麼，警察又會做什麼。」6月9日，她在家裡看到警察驅趕示威者的片段，很憤怒，「邊個落命令放催淚彈，一個推一個，如果覺得命令是對的，為何不肯認？」結果每次民陣再號召遊行，她都出席，即便丈夫並不特別同意，也未有同行。

「我們嚐過自由的甜頭」

「我那輩人覺得政治制度會自己運作，不關我事的。」她說：「九七時你十幾歲，之前自由的甜頭，我們這代享受了。」成長在屯門屋邨的Emma，爸爸是個打工仔，媽媽是家庭主婦，都在香港出生。父親一直不喜歡內地國情，「現在他老了，收了火，有時珠海兩日團都會去。」一家人不多談政治，她自然沒有多理，「以前屯門很封閉，感覺政治是九龍香港的事，不關新界事。」

從一個屋邨妹，變為今天有樓在手、有個小兒子的中產階級，她想自己的人生倒算無風無浪。成長時物價指數不算高，父輩勤勞工作，金融風暴沒有波及不太會投資的小家庭，政治事件牽涉不到少年少女的生活裡，大學畢業後捱過2003年的低迷經濟，也能儲下一些錢，由父母幫忙付首期置業。「至少不用愁沒錢使。」

「直到今天做了個廢中，一路相當平穩。成長之後，發覺中產大部分覺得不需理政治，因為不切身，小市民也控制不到，等當權者同議員處理啦。」多年來她沒有參與過反《23條》遊行，對反國教運動沒有太大觸動。

以前覺得投票就是盡責

這種心態直至前任行政長官梁振英上任，完全改變。「他上任後，發覺中國政府真的會差隻腳埋嚟。」雨傘運動時，她因懷孕而沒有到現場，但她會在父母鬧示威者阻街時解釋真普選的訴求。今次反修例，兒子幾歲大了，「看了很多資料，發現小市民不一定不被修例影響，你始終不知身邊有什麼人跟中國有關係。這是為下一代著想，也不是為自己了。」

「都有想過是不是太遲走出來，我認以前我是政治冷感，以前覺得盡責任就是投票，完。」她苦笑道：「我賴自己是70年代的人，享受了經濟成果。」但是她的轉變不一定帶來同伴，她那一代同學大多仍然沒有對修例發表什麼想法。「平日分享相片很多回應，但你一分享政治事就沒反應了。我不會說他們自私，他可能有其他想法，只能說他們看得不夠遠。」

70後的我，在示威現場當哨兵

在太古廣場往右轉，另一個戰場上，阿琛穿著一身黑候命。連串社會運動裡，示威者一直有所分工，有人做前線，有人傳送物資，阿琛做的則是哨兵，一時全神貫注看電話，一時環顧四周。「警察會隨時在靜的地方出現，要睇定環境。我的角色未必好前，但想保護示威者，減少受傷，所以幫手發送訊息疏散。」

阿琛以往一直做基層社福工作，但他直至2014年雨傘運動之前，都不覺得大政治跟自己有關。當時他剛結婚，回港時，夏慤道已經炸開第一顆催淚彈。「想不到香港變成這樣，警察用的武力原來去到這個階段。」他說：「以前政治敏感度的確不足。」

個人主義的一代？

分別訪問的兩位70後受訪者，都認同自己那一代是非常「個人主義」的一代。阿琛出生在公務員家庭，偏偏讀不好書，「他們想我成為他們想要的那個人——不要搞太多，穩定工作、建立家庭。但我做不到嘛。那種高壓氣氛和不斷否定你，你很想離開又離不開。」為了擺脫家人限制，中學畢業後他去做金融業工作，打幾百個電話cold call，換來十多個會面和一單生意。

後來他度過兩年高峰期，陷入了冷場的季度。當時經紀沒有底薪，時值2003年左右，經濟不景氣。「無底薪，差卡數。點呢？沒錢了，對鞋著到腳趾公位置穿個洞都繼續著，下雨的時候走過公司地氈，會有水印。」他絕望之際，曾經把心一橫騙客人錢。

不論是1984年簽署《中英聯合聲明》，1997年回歸，少年阿琛當時都覺得與自己無關。1989年六四時候，他聽著新聞哭了，但那種悲慟更像是不知就裡的同情心。當時工換工也只有月薪七、八千元的他，世界只有卡數和還錢，「借完又借，無就再借。真的只想到自己。」直至客人發現受騙告他，人生這才走上了截然不同的路。

阿琛犯事後被判社會服務令，後來走入宗教機構做服務，做相關弱勢社群的工作，跟父母擔任的政府部門可說是天敵。開初幾年，他自覺做的只是小日常，無關大政治，倒是逐漸看到社會底層的生活面貌，他們如何卑躬屈膝，被政府部門欺壓。「官見到他們不懂規例就蝦，見到我們懂得找傳媒就肯見面。」雨傘運動後，他開始想民主政制的問題，也因為讀到《地產霸權》，意識到貧富懸殊與政策傾斜有關，近年加強了做倡議和充權工作。

6.12後　「我對不起00後」

今年六月，他多年的悔疚臨近爆發點。6月12日，他和老婆、同工跑到反修例三罷現場，那天牧師在警察防線前唱聖詩，突然一個女孩大喊舉手，催淚彈的煙就濃重地湧來，大家向後退時，要跨過石壆，「有些中年人不夠力、仆倒，有點忙亂，有人爆粗有人被拉。迎面而來的多是大學生，也有些可能是十幾歲。」他說。

之後的6.13，他跟老婆吵了一架就出門往中信天橋默站。「她不想我出去，但我覺得我要去贖罪，那麼多年我真的沒做過什麼，我對不起00後。我想罰自己企，想想如何繼續參與。」他是個行動派，很快便加入朋友辦的物資站和當哨兵。「不衝就支援，前線需要你support。」七一當日佔領立法會，他跟其他哨兵散落各處，協調疏散示威群眾。

時光倒流的話，夾在70年代末、又未到80後的他，會希望自己站天星、皇后碼頭的保育運動前線。「那是我最聚焦個人的階段，我不明白為何要佔碼頭。現在明白，革命是從本土文化開始。」

屬於想改變的人的時代

七一下午，Emma跟記者說，在立法會撞玻璃門的不知道是否「鬼」。「沒有會議開啊，為何要衝立法會？開初很擔心。」晚上她翻查資料後，想法不同了：「原來是參考台灣太陽花學運，也想要宣示。」她頓了頓說：「玻璃爛了，人們會覺得示威者一定不對。十點時，我的確想過他們應該要散啦。但不在現場不應判斷太多。你也要知道他們背後的目的。爛了玻璃你（政府）就出聲明，你到底有多愛塊玻璃？勝於那三條人命？」

「既然上不了前線，我就將他們的想法傳播開去。」她把現場示威者保護文物的圖片分享給親人，回家後又請父母轉看她認為報導較全面的新聞台。「我這些和理能做的就是這些。」

阿琛於同代朋友圈中，算是走得前的異類。「因為我坎坷，不像他們發展得好。」他笑說：「如果我發展得好，可能跟他們也一樣。」他相信今次和理非和勇武派大和解是社會運動的出路。「我身為社運初哥，很多事要向年青人學習。70後一代還可以監察和發聲，如果以為自己生活穩定好成功的，也要聽別人的想法。老人要謙卑，這已不是他們的年代了。」他想了想，又發覺以年代分野運動分工，並不準確。「牧師很老，都可以走得很前。我想，時代是屬於一班想改變的人。」

他從沒有自己必定能全身而退的想法。「你到金鐘去就要有被捕準備，不能抱持僥倖心態。」多年前他因欺詐有機會受牢獄審判，結果逃過大難。他想，今次倘若因示威被捕，至少出發點不再只是為了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