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厭惡設施4】香港人恐懼精神病 前講師：三十年嚟香港冇變過
80年代新翠精神病康復者宿舍被反對、93年恆健中心被麗港城居民反對，到今天的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ICCMW）落戶美林被反對，前城市大學專上學院社會科學部高級講師莫慶聯說：「從80年代開始，香港的本質沒有變過，政府亦沒有汲取教訓。」
當諮詢方法有問題，居民自覺不被重視，社福需要便成為箭靶，遭受恐懼和厭惡。當我們說居民不認識精神病時，政府又有沒有在地區建立互信關係，訂立長遠的精神健康政策教育公眾？
攝影：歐嘉樂、高仲明、朱潤富、李慧筠
（此為被厭惡設施專題報導四之四）
恐懼從何而來？媒體、議員有份塑造「癲人」印象
理大康復治療科學系系主任曾永康在2003年調查訪問了1,007名16歲以上人士，當中47%人認為精神病患者易怒，39%人認為他們反覆無常，而29%人認為「無論在任何情況下精神病患者都具有危險性」。
逸東祿逸樓互委會主席姚太說，不少反對街坊都會提到1982年元洲街邨安安幼稚園斬人案。於居民來說，恐懼如此真確，非一句歧視就能概括和化解。暴力與精神病之間的聯想從何而來？八年前，媒體《新報》以「小心，癲人出沒」大字標題，畫上手持染血菜刀男子，講述精神科新症每年突破三萬宗。前年，立法會議員蔣麗芸指精神病醫生「坐係度聽得太多精神病人講嘢，自己都黐線埋」。去年，立法會議員容海恩指被判住入院令的精神病患者，「大部份都係有暴力傾向」。
早有研究指出，精神病與暴力並無直接關聯。美國心理學會在2014年公布研究結果，他們調查了143位分別患思覺失調症、憂鬱症跟躁鬱症約15年的罪犯，分析他們犯下的429起罪行。調查最終發現只有7.5％罪行與其精神疾病直接相關，研究亦發現部分人因貧窮、失業、無家可歸等原因再犯案。
帶領這項研究的博士生Jillian Peterson解釋：「我們往往透過新聞頭條得知精神病患犯罪，致使這些事件一直深植人們腦中。但絕大部分的精神病患者其實並不暴力和危險。」
不願理解或源於生活壓力
社工Amy在ICCMW工作約一年，她多年前因做義工接觸精神病患。當時她服務的對象，部分因毒品破壞腦神經而患精神疾病。「初初想他們會不會似電影角色般危險兇殘？出狀況要如何求助？」最後一個30幾歲男人卻推翻她的想像，他安撫其他情緒不穩的宿友，又寫詩給義工致謝。她說：「我相信恐懼是源自未知，太多幻想和極端想像是保護自己的機制。」
Amy時不時撰文分享自己的日常工作點滴，對她而言，與精神病患及康復者相處起來自然不過。但大圍美槐樓居民對於ICCMW落戶的反彈，她覺得可以理解。「或者因為沒人向他們解釋，做教育、做足諮詢，令他們明白無中心、無支援，才是真正炸彈。」她說：「在香港，矛盾亦源於壓力。生活空間已經很細，好多嘢煩，再加多樣他抗拒的事，便很反感。」
只在公屋落戶？平機會：發展商應承擔社福設施
訪問推出後，有讀者質疑為何ICCMW只在基層屋邨落戶？社福用地不足確是精神健康服務落戶難之一，平機會報告形容社福用地僧多粥少，而市區重建及私人發展商較少承擔社福設施。「尤其是精神健康設施的要求。」報告認為，地產發展商除了起屋謀利，亦應服務公眾。
麗晶居民反對愛滋病中心：「病毒傳播會死人」
1995年，政府在九龍灣麗晶花園旁擬建綜合治療中心，居民得知服務包括治療愛滋病患者和病毒感染者後，收集了12,000個簽名，要求重新選址，期間搭建木棚，阻止施工引發警方拘捕，更成立「麗晶居民九龍灣診所關注組」向申訴專員投訴。
專員在1996年發表報告，批評政府沒有體現公眾諮詢的真正精神。報告認為，政府並未設立渠道讓居民接收資訊和表達意見，更有評論指出，即使居民打電話去政府部門，就只得到「改址將延誤工程」的官僚答案。當時政府諮詢方式只是向區議會的「社會服務委員會」解釋擴充服務範圍，卻沒提出確實地點。
三年後，衛生署才成立「九龍灣健康中心及護養院社區聯絡小組」，但當時居民與中心嫌隙已深，在1999年中心啟用時，居民在花園掛起「病毒傳播會死人」等橫額抗議，甚至有人騷擾診所職員，說他們「喺度返工咁折墮」。
有多年社區工作經驗的莫慶聯認為這種諮詢方法並不能真正做到基層諮詢，當居民自覺被政府忽略，就算知道服務本意，也會以反對表達憤怒。他覺得政府不應把落戶責任全推在社署福利專員及精神健康服務機構身上，「他們未必有政治觸覺，但偏偏這件事是很需要政治技巧的——如何面對衝突、群眾想法，帶出訊息，吸納意見又能慢慢扭轉局勢？」他認為民政事務署應協助制定落戶策略。
資深社會工作者：社區教育少，政府社工埋頭也徒然
莫慶聯提到，還有群育學校、特殊學校等等有關人的服務也容易引起「鄰避症候群」（Not In My Back Yard，NIMBY，意為「不要在我家後院」，是一個形容新發展計劃受到鄰近地區居民反對的貶義詞語）。「從80年代開始，香港本質沒有變過，一再重覆。」這是對政府和努力推動共融的社工界的一個警惕，他說，「宏觀環境不變，埋頭苦幹是徒然的，90年代已揭示政府做社區教育的撥款不足。」
「恐懼具傳染性，很容易擴散。」他說。「你不針對性做教育便去諮詢，當然十個有九個反對。就算有教育，人們也可能受當時新聞所影響，於利益受損時出聲反對。但是不是所有人如此？人亦能慢慢學習包容，將心比己。」他建議政府更早做社區教育，為共融注入強心針：「由地區工作者、區議員等去持續建立關係，影響他能影響的人，把局勢慢慢扭轉。」
認識精神病從學校、職場、傳媒做起
雖然勞福局自1995年起每年舉辦「精神健康月」活動，但關注團體「香港精神健康議會」批評活動未能有效消除誤解，並指教育局未在小、中學課程加入精神健康單元。
相比香港的頭痛醫頭，英國、澳洲政府有不同政策針對改善中、小學生的社交及情緒技巧，支援學校及早介入。就一些渲染精神病暴力的報導，英國甚至設立傳媒警報制度，鼓勵人們向記者及節目製作者作出回應。兩國和新加坡亦有於職場舉辦工作坊和講座。
香港精神健康議會認為，政府只著重「醫療」，但「醫療及康復範疇以外的政策、法例都有可能影響精神健康。」不論勞工、土地、福利、住屋、就業等政策都會影響精神病患者與社區融合。
不要到落戶前一刻才落區傾
我們只看到美林邨爭拗落戶一刻的衝突，倘若將時間線拉前，政府是否有更多事可以預先準備？新加坡十年前實行「國家精神健康藍圖」，以推廣教育、與社區伙伴如學校及非政府機構等建立網絡，培育醫護及發展研究為主要工作。
香港精神健康議會亦有建議政府參考新西蘭等國家，與持份者如政府官員、立法會議員、醫療及社福代表、康復者、家屬及學者等共同制訂長遠的精神健康政策，設立「精神健康公署」。政府終於去年12月成立「精神健康諮詢委員會」，委任前律政司司長黃仁龍為主席，將推廣健康普查、以「醫、社、教」計劃介入校園隱閉個案等。
常說香港是不快樂的城市，連男士侍產假都要被抹殺的今天，香港人每天糾纏於房屋、照顧家人、假期和工時等，剩下的肉身只用藥治療，精神是不是就會忽然變得健康？
政府所做的《香港精神健康調查 2010-2013》結果反映 ，年齡介乎16歲至75歲的人口當中，大約每7人便有1人患上焦慮症、抑鬱症或其他情緒病。2015至2016年度共有228,700人前往精神科求醫， 較2011至2012年度增幅22%。政府拿著ICCMW去詢問居民贊成與否同時，是不是更應向市民拿出城市精神健康的願景藍圖，深入解釋如何教育、如何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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