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BT】10年同志義工：希望同志家長明白仔女都係普通人　

有人問，在今天的社會，要承認自己是同性戀，還有那麼難嗎？近年社會和傳媒對性小眾的觀感比以前正面，起碼漸漸脫離「愛滋病」、「濫交」等標籤，但當你切身處地想像自己因為和別人不同，要「出櫃」、要期待親友同事「接受」和「包容」，所有事情都變得不簡單。
正如這天受訪的Peter，當記者要為他拍照時，他邊強調，不介意讓其他人知道，因為他的家人及親友都接受了，他甚至帶過男朋友一起吃團年飯，但邊又支吾說：「其實我不介意讓人認得出，問題是有沒有需要讓同事見到……其實也沒有問題的……」
Peter以同志身份當了10年義工，成為同志家長的樹洞。初為義工之時，他還未向家人出櫃，聽著別人家長哭哭啼啼，他安慰之餘，常常會想起自己父母……

10年前，Peter只有22歲，還是大學生一名。大學生，不跑去上莊唱K磨掉青春，反倒去了當義工，而且一做十年，每個月花一晚在有幾個generation gap的家長會，目送家長們來來往往，喊完又笑，笑完又喊，何解？

藏著秘密很孤獨

「那時覺得同運多年來都沒有起色，沒什麼人願意討論，沒有人提起，大家就當作沒這回事，所以想做點事。另外也因為想識多點朋友，那時剛升大學，不敢跟人說（性向），有苦自己知，別人說起拍拖，只會扯開話題，或者沉默；朋友講黃色笑話，說起女優呀，就裝作一起笑。」鼻樑架著眼鏡的Peter談吐斯文有禮，想必在小童群益會的家長組中深受歡迎。

Peter有過普遍同志的掙扎，想符合社會及家人的期望喜歡異性，但就是過不了電，毫無感覺。改變不了自己，唯有希望社會改變。10年前他去台灣旅行時，得知台灣的同志諮詢熱線搞得有聲有色，連家長都願意站出來為同志發聲，他為之震憾之餘，也渴望香港有同樣強大的撐同志組織，「我希望讓家長知道大家都是普通人。」Peter說。

第一次面對別人的父母

說易行難，尚未向父母come out的Peter完全沒有與長輩分享同志議題的經驗，故第一次去家長組時緊張得不得了，「好驚呀，唔知會發生咩事。」Peter忍俊不禁說。社工們也擔心家長會情緒崩潰，更怕他們集結起來，號召大家「拗直」子女。這個擔心是多餘的，家長沒有帶菜刀來「發茅」，反而傷心得軟弱無力。「那晚大家都好沉重，人人都哭起來。最記得有義工煮了糖水，呀，既然事情無法改變，不如食碗糖水暖入心啦，也讓他們知道有人會陪他們走過去的，家長很孤獨，無人陪，不知怎樣跟仔女相處。」

小童群益會「性向無限計劃」計劃主任周峻任是計劃的第一個社工，他說：「第一次去家長組好感動，見到家長好錫仔女，卻不知怎樣面對。他們無法跟親友傾訴，感到失望孤單。」Peter接著說：「甚至有家長想過尋死，覺得無法解決，生活無法繼續。其實我們也做不了什麼，就是聽他們吐苦水，讓他們知道子女是怎樣想的，有時教他們寫字條溝通，但其實不說他們都知道的。」

義工當了兩年，花時間為家長們解愁；另一邊廂，Peter回到家，卻只會躲在衣櫃裡，躲在一個又厚又硬的龜殼裡，與父母之間隔著一堵冰冷的牆。「做義工後，會慢慢明白不同家庭有什麼難處，會常常想起自己的父母，例如我出櫃，他們就會有秘密，我舒服一點，他們卻不能跟人分享。但見過好多家長的case，發覺最差的情況是突然間知道，咁無謂surprise自己屋企啦，親口講的話，更加可以控制場面。」他不想再胡混過去了，不想再回答親友問何時拍拖結婚。

出櫃，媽媽的反應平靜如湖泊，爸爸則如大海翻騰波濤洶湧。

在2008、09年左右，社會正討論爭取「同性同居伴侶」納入《家庭暴力條例》的保障，Peter在吃飯時，不經意地問媽媽的看法，媽媽「不虞有詐」，便說：「你做咩成日提啫！係咪有嘢想講？」Peter就乘勢出櫃，說畢，媽媽和妹妹都靜了下去，這餐飯只剩下夾餸和咀嚼的聲音。數天後，他問媽媽何以如此冷靜，她就說：「咁你想我有咩反應？」

及後，Peter再向親戚了解，原來母親早已在秋毫之間察覺到，也跟姨媽討論過，姨媽長居外國，對同性戀者已司空見慣。媽媽最擔心的，就是兒子的健康，但爸爸那邊則難搞得多。

出櫃後爸爸激動拿起褶櫈

有天Peter跟爸爸提起，爸爸立即火冒三丈，說：「你而家大個喇！鍾意點就點啦，成日喺房就係諗呢啲嘢！」Peter也氣在心頭：「我都唔想㗎！」，「你以後唔好再出去！」爸爸說罷，便拿起一張褶櫈拍過去，他用手擋著了，媽媽則從後拉住爸爸，再叫Peter先入房「睡覺」。

之後屋裡有兩三小時陷入寂靜，過了一陣子，才聽到有人在走動。「我很難過，也感到生氣，但很無奈，因為爸爸是長子，知道他也背負了很多，同時又覺得自己沒有做錯。」雙方在無奈與慍怒之間擺蕩，又過了兩三星期，爸爸有天問：「上次我有冇打到你？」Peter說：「我都擋到嘅……」

男友一起吃團年飯

聽到這裡，記者與社工周峻任都瞪大眼睛說，好感動啊，你爸爸好好。蘇美智著的《我們的同志孩子》中，訪問了三個同志青年，當中有人出櫃後，有父母想「拗直」他，也有人被父母這樣說：「你快點走，搬出去！我們不想再收留你！」，亦有家長因而抑鬱，想自殺。Peter抓抓頭道：「……也是的，我知道我已經好幸福，不是人人都能向全家順利出櫃。」

此後兩仔爺雖然沒有正面討論過性傾向這回事，但Peter帶男朋友回家吃飯時，爸爸亦沒有臉有難色，且有講有笑；男朋友更一起吃過團年飯，見過公公婆婆，想不到婆婆比父母更開明，有一年，男朋友沒有一起吃團年飯，婆婆就問：「喂，你個friend呢？」

順利出櫃之後，Peter沒有放棄家長組的家長，多年來繼續為失望、孤單的家長們當樹洞，希望以自己做例子，讓家長看到希望，體會性向不一定影響家庭關係。儘管不是每一個來家長組的父母都會笑著離場，更不一定接納子女的性向，但社工周峻任提起家長王爸爸的故事時，不禁笑了。

入校辦性教育的機會減少

王爸爸參加家長組五、六年，每次見到男同志義工一定會問：「你話畀我知，有冇鍾意過女仔？」又會說跟異性一起才有出路，他這樣不間斷地問，是希望找到心裡的那道光。如果神仙給他一個願望，他還是希望兒子能結婚生子，還是相信感情能夠培養。如此的話，雖則說了好幾年，但由眉頭緊繃變到後來講有笑，也看得出他看開了不少。

小童群益會的「性向無限計劃」開展超過十年，周峻任指，入學校辦性教育的次數比以前少，這與學校不再重視通識科有關係：「以前每年有10至20間學校找我們，這幾年多數是4、5間，學校始終怕投訴，加上沒以前那麼重視通識科。以前不知道通識科會考什麼，所以什麼都讀，現在大概知會出什麼題目，可能覺得我們這範疇應該不會出了。」

（通識教在2012年開始的第一屆香港中學文憑考試，列為四大必修科目之一）

他憶述7年前曾到一間天主教學校辦工作坊，邀請他們的，竟是一個宗教科老師，「我問佢怕唔怕學校敏感，佢話唔會，教育就係應該畀學校有足夠知道同討論空間，等佢哋有批判思考。畀佢哋第一身接觸同志，先能夠真正了解。之後有個學生搵個老師come out，咁啱分咗手患上抑鬱，呢位老師好慶幸可以同學生一齊渡過難關。」

有家長擔心他們在學校辦性教育會「教壞細路」，周峻任解釋，性教育的重點是讓年輕人學會基本的尊重，「學校裡好少老師和社工會提起這個話題，所以我們也很少收到學校的轉介個案。但同時年輕人比以前更早come out，所以性教育就更重要。」他說。

圖書館兒童平權書近月全線閉架

關於性傾向的性教育愈來愈難走進學校，近月連公共圖書館的陣地也守不住。性傾向條例家校關注組近月向民政事務局投訴，反對公共圖書館中有同性戀和跨性別議題的兒童圖書，包括《Daddy, Papa, and me》、《Mommy, Mama, and me》以及《一家三口》，當局回應：「已重新審視書籍的內容......決將這三本兒童圖書以閉架形式在圖書館流通。各分館已將有關書籍存放於閉架，讀者需向職員索閱。」另外，《Molly's Family》、《The Family Book》、《Introducing Teddy》、 《The Boy in the Dress》、《Milly, Molly and Different Dads》、《Annie on My Mind》及《Good Moon Rising》七本兒童書籍，「館藏發展會議」認為內容中性，但同樣決定閉架，確保兒童在閱讀時得到適當引導。

立法會議員陳志全不滿康文署「跪低」，在其facebook專頁指：「其餘被投訴的七本書籍，署方認為內容中性，並沒有渲染或宣揚同性戀與同性婚姻，但仍然決定閉架，理據何在！？」

同運裹足不前？
政府在2006年就性傾向歧視立法諮詢公眾，發現僅三成五港人反對立法，惟時任民政事務局局長何志平仍形容相關議題極具爭議，並只會在「當社會各界在此事上已有共識的時候」才考慮立法。
前立法會議員何秀蘭亦曾於2012年動議，要求就立法禁止性傾向歧視展開公眾諮詢，但議案因無法通過分組點票而被否決。
港府廿年來堅持以公民教育、宣傳等非立法措施，消除社會對性小眾的偏見和歧視。例如推廣《消除性傾向歧視僱傭實務守則》、成立消除歧視性小眾諮詢小組等，然而相關指引及建議缺乏法定約束力，形同虛設。聯合國亦多次點名批評港府未有為性傾向歧視立法，導致性小眾不受法律平等保護，無從履行《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內，所有人應享有同等經濟、社會和文化權利的規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