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喺香港講廣東話．六】張歷君：語言與政治，從來連在一起
文學研究學者李婉薇希望粵語寫作去政治化，把粵語還給文學；文化研究學者張歷君則認為：「語言和民族國家政治，從來都是連結在一起的。」他補充，文化研究裏的「政治」，更多是指政府和政黨政治無法完全涵蓋的「文化政治」，即日常生活與語言之間的微妙的權力關係。
攝：鄭子峰
（此為「喺香港講廣東話」系列之六）
他以日本學者柄谷行人於英語世界的成名作《日本現代文學的起源》為例，作者寫這本書不止是為了研究日本文學，更重要是述說日本現代性和民族國家發展過程的問題，而其中一個重要問題是「言文一致」——即中國文學說的「我手寫我口」。從前，日本是漢文字圈，日本人手寫漢語，但口講的日本語與這些漢字並不對應，作者由此反思「言文一致」其實從不存在，而「言文一致」的現代語言的出現，和民族國家的建立有很密切的關係。「所以一個很重要的現代民族國家現象就是統一的國語，在中國大陸是普通話，在台灣依然用國語這個稱呼，國語不是中國過去的語言狀態，而是重新創造出來的一組現代語言，所以伴隨着進入現代性或是現代化的狀態，其實語言和民族國家政治從來都是連結在一起的。」
他指出，自民國開始，中國一直有一種創造一套民族國家語言的需要。另外，因為中國當時面對內戰、外族入侵，中國既要團結一致對外抗敵，也四分五裂了很長時間，於是，大家都想要一個大一統的社會或文化體系而令自己可以生活下去，這是當時民眾的普遍要求。上述的社會政治狀態構成了現代中國民族國家語言發展過程的其中一個重要的背景脈絡。而統一語言在中共建國後顯得更有需要，因為整個官僚體系的發展愈來愈嚴密。不過，中共建國前的民國時期，語言環境其實是很寬鬆的，就算有統一語言的要求，大家也只是在一種摸索的狀態，所以當時很多作家會把德文、法文、英文、日文等外語放進自己書寫的中文文章裏，如丁玲的小說《韋護》就把Kommunist或communist音譯作「康敏尼斯特」，而不是現在意譯出來的「共產主義者」這字眼。但在1949年建國後，中國大陸開始系統整理中國現代文學作品。在這個現代文學正典化的過程中，不少成名作家再版作品時，就把原本的外語譯成中文，甚或直接刪去這些外語或音譯的字句。「為何中國大陸理解中國文學的方法如此單一，或把少少外語放進中國文學裏面也不行，這和一個民族國家要求統一語言很有關係。」
「標準統一或純正的普通話，在1949年前是沒有的，是慢慢發展至1949年之後，再經歷一個長期的官方教育或官方統一的過程才出現的。」
為何中國大陸理解中國文學的方法如此單一，或把少少外語放進中國文學裏面也不行，這和一個民族國家要求統一語言很有關係。
中國大陸在中共建國前並沒有一種統一的語言，而香港，則從來沒有一種很正宗的廣東話。「香港作為國際城市或全球城市，其實不斷受不同地區的文化、語言影響，我們某程度都是不斷把不同地區文化混合進我們的語言和文學寫作裏面，而香港某程度上也繼承了民國時期這些作家的寫作模式，因為很多作家或知識份子在1949年或1950年代南來，民國的對外開放那種文化、語言、文學模式其實是在香港落地生根，在這種歷史環境下，你很難講什麼是正宗統一的廣東話，也很難在香港找到一種正宗統一的語言文字或文學語言，而我覺得，這種混雜的特色才是香港本來的模式。」
「這幾年我們好像要肯定一個自身文化身份，但肯定的過程又要求純正化，統一單一化，其實是否好心做壞事？某程度拋棄了自己過去真正的特色。」
他指出，從不同人在1990年代開始討論香港文化的定位可見，香港文化是從國際都會、商業社會走出來的，「如果你要找一個代表香港的主體性，其實我相信很多人都不會找新界原住民來做主體性，雖然大家都知道他們才是最本土，而我們可能會找城市裏生活的人，但城市生活的人有很大百分比是移民。」他續指，香港是一個全球城市的狀態，定位從來不是民族國家，也因此，香港的語言特色不是民族國家那種只有一種法定國語的思考模式，香港人也會中英夾雜地寫作，而香港本來就是一個容許不同文化、語言互動交流的平台。
他認為近年的廣東話和普通話之爭，某程度上是很簡單的二元分化，「當我們用文化研究分析時，我們就要問，這種很多人都可以提出來的簡單二元分化，為何會有那麼多人相信？到底有什麼文化、社會、政治狀態導致這個很多時候是myth的衝突？我們要分析當下狀態和這個myth的關係。」他認為當下所見的兩種族群之間的矛盾衝突其實也僅僅是病徵，要找出病因來對症下藥，才能根本治理「族群衝突」、「語言衝突」這些病徵。
他認為，病因包括歷史環境，如香港很少土生土長的本地人，父母輩往往在中共建國或文化大革命時逃難來港，上一輩對香港的既定印象是一個避難所，而這個印象會在教育下一代時遺留下來，香港人對內地的負面印象和集體記憶有關；病因也包括1990年代之前的國際環境是冷戰狀態，受文化冷戰影響波及，大眾文化會遺留二元對立的意識形態；而自由行的出現也加劇了粵普對立的狀態，因為香港要招待人數突然急升的內地旅客，但政府並沒有做好基礎設施來處理旅客問題，「一般人不會思考背後有什麼物質條件導致衝突發生，他們就是直接面對操持普通話的人帶給我們麻煩，直接形成好像很明確的族群劃分和對立。」
病因還有中國對外政策與國家形象的改變，還有中國硬性分工模式的「世界工廠」與香港的彈性工作模式是兩種不同的經濟模式，因此所需的管治形態也不相同……病因眾多，「如果你把這些因素簡化為只是族群衝突和語言衝突，是否簡單了一點？」
他自六歲從廣州移居香港，從小到大生活在廣東文化圈裏，而在成長過程讀到所有有關香港文化的論述，以及他親身經歷香港廣東話對外來詞彙的不斷接納，都令他非常珍惜香港語言文化的混雜性，他覺得這種混雜性可以創造出獨特的思考或文化藝術。「你用不同語言去思考時，你的重點、感受不同，所以當你有愈來愈多語言去處理抽象思考、或進行文化藝術感受時，你得出的原創性會更大，而你看見的狀態不止是兩種分開的地方語言，而是這些原來分開的地方語言走在一起，是互動的，產生了一種新的語言狀態。」
他一直研究少數文學，而引發他的研究興趣的是卡夫卡，他覺得卡夫卡對世界有一些很奇怪的感受，而這份感受正是來源於一種混雜的少數文學語言的狀態。「他原本是一個猶太人，但他的語言背景是要用德語寫作，也不止德語，因為猶太人族群長期在歐洲流浪，他的寫作過程就會混合了一些歐洲語言或非猶太成分，而出現了一種得意的語言叫『意第緒語』。意第緒語是一種歐洲跨國的猶太族群運用的語言，是被人看低了的，但卡夫卡卻在這種語言裏感受到一種對世界的新理解，再把這種理解帶進文學寫作裏，我們才有了一個很重要的現代派作家。」他覺得香港也有這種成就一個重要作家的先天養分，因為香港所謂「正宗單一廣東話」，其實是這個國際城市慢慢打造出來的一種奇特的語言。
廣東話是他的母語，而母語的意思是：「所有我的靈感和創作的源頭都在這種語言裏面，我不會把這種母語視為一種和其他地區語言完全分隔得開的狀態，它令我覺得有活力的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它真是可以吸納其他地方不同語種的語言因素進去，而這是我覺得它是靈感源頭的重要原因所在。如果它真是和其他東西分得很開，其實就已經死去，因為你僵化了那種狀態，它不會提供靈感的源頭。如果我覺得自己很多思考和創作上的靈感都是來自於那個語言狀態，是因為它仍是一種活的語言，是一個可以不斷吸納外來因素、相異文化因素的狀態，這是我覺得作為一個研究人和創作者要珍惜的一種狀態。」
上文節錄自第101期《香港01》周報（2018年3月5日）《喺香港講廣東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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