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喺香港講廣東話．五】李婉薇：可否把粵語還給文學？
從香港的歐文傑與新加坡的英培安兩個故事，可見一個地方的政策對該地語言環境的影響，而這些影響也表現於創作者的思考與作品。而身處學院長期從事粵語相關研究的學者，對香港的粵語現況又有何看法？
《清末民初的粵語書寫》原本是文學研究學者李婉薇的博士論文，於2011年在香港出版，並在去年再版。她沒料到一本學術著作竟然如此受讀者歡迎，原來這幾年確有不少讀者關心粵語乃至粵語書寫的問題。
攝：高仲明
（此為「喺香港講廣東話」系列之五）
她是在北京大學完成這篇博士論文的。當年離港讀書，是因為香港令她感到孤單。她熱愛文學，大學畢業後到報社任職編輯，深夜乘公司接駁車到銅鑼灣再步行至車站乘車回家，經過仍在營業的報檔，一看，只見全是色情雜誌——她理解的，這是深夜了，但白天的報檔，也沒有她很渴望閱讀的深度文學、文化專題刊物。一方面，香港的文化狀況令她感到孤單，另一方面，她確是很喜歡北大中文系一班從事文學研究的教授的學術傳統。她決定到北京作學術研究。
學系裏，是來自五湖四海的同學，他們的母語，是難以用漢字書寫，書寫傳統也較為薄弱的方言，同學都很好奇她為什麼能夠非常自如地「我手寫我口」——為什麼粵語可以寫下來？她倒是奇怪其他同學的方言為什麼無法書寫？書寫粵語，對香港人來說是習以為常的一件事，幾乎與生俱來就做得到。她第一次覺得，這是一件特別的事，到底粵語為何能夠書寫？而粵語書寫的源頭又在哪裏？
千里迢迢赴京求學，最後論文題目卻是研究粵語，她常常想起離她千里遠的香港。
翻查歷史文獻，她梳理出粵語書寫的源頭是明末的流行讀物「木魚書」，這是廣東一種說唱文藝的風俗，木魚書刊載的多是南音、龍舟等民間說唱；而來到清末民初，粵語書寫則是隨着印刷刊物的盛行，成為革命黨人迅速傳播革命思想的工具，同時，時人為傳播文化思想而提倡母語教學，如康有為的學生陳子褒就把粵語寫入教科書。這個時期留下了不少粵語書寫的作品，如胡適在1935年從廣西北返的船上寫了一首粵語詩《黃花崗》：「黃花崗上自由神，手揸火把照乜人？咪話火把唔夠猛，睇佢嚇倒大將軍。」而戴望舒也曾在日治時期於香港寫下「廣東俗語圖解」，引經據典梳理廣東俗語的來源和意義。
她漸漸明白我們現在看似理所當然地以粵語我手寫我口，其實是和粵語書寫及印刷出版的傳統關係密切；同時，粵語書面化的過程為何會被知識份子重視，這又與政治發展——思想傳播的關係非常密切。近年，粵語多次因為不同政治文化議題而受到大眾關注，不少與粵語有關的書籍大賣，全民討論粵語的同時，也有不少人渴望深入了解粵語，就連她的《清末民初的粵語書寫》——她認為是一本又厚又嚴肅的作品都賣至再版，令她始料不及。只是，她以粵語研究者的身份，非常希望粵語書寫可以去政治化。「政治化有時候是我想走出來的，即是會不會有更多藝術本位的思考呢？不是說政治要你諗你就諗，政治唔諗就唔諗，可否把粵語還給文學？」「（粵語書寫）很多不同的發展也似乎跟政治很有關係，會不會和政治結合得太緊，反而發展空間小了、純藝術的考量沒有了？」
（粵語書寫）很多不同的發展也似乎跟政治很有關係，會不會和政治結合得太緊，反而發展空間小了、純藝術的考量沒有了？
她研究文學，最關心的始終是一個時代能否創造出「文學遺產」，即創造出可以一再被讀、經得起分析，或在藝術上有創新成就的作品。
「學者和民眾要有一個距離，這個距離是要恰當的，某程度象牙塔是需要的，但只在象牙塔又不行，但不可以很民粹地大家喜歡這些我就去研究，而忽視了它的學術價值。」「我覺得很幸福的是這本書好像和香港人經過了很多風風雨雨，它在2011年出版後，有好幾波大眾關心粵語的浪潮，而這本書也在其中，這對一個學者來說是很幸運的，不是每一個學術問題都會得到群眾的呼應，他可以是很寂寞地自己做研究而很少人關心、跟群眾的生活沒有關係——其實他也想自己的研究裨益社會，幫助大學思考我們這個地方的文化。」
當初，她因為在香港喜歡文學所帶來的孤單感而離開香港，來到異地，卻用了最多精力去探索、去思考與香港密切相關的問題，回頭反思，她覺得自己好像通過研究粵語來慢慢修補她與香港的關係，令她思考香港的獨特性，更細緻地明白香港的特殊語境。她開始問，自己到底可以為香港做什麼？自己可以為香港或香港人留下什麼？
她慢慢走在人聲喧鬧的街道，一直走到大學校園，回到寧靜的辦公室，在茫茫書海裏，繼續尋找被研究者遺留的粵語書寫資料，認真研究。
上文節錄自第101期《香港01》周報（2018年3月5日）《喺香港講廣東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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