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難之義．一】 一家五口智障　超級社工王惠芬：我仍然憤恨

差一點，王惠芬就可以成為瓊瑤小說中的女主角了。她的人生都是病都是苦，從福建移民來香港住木屋住臨屋，發現爸爸原來是智障才一直被工廠炒魷，接二連三再發現大家姐、弟弟、妹妹都是智障。很長一段時間，她質疑上帝若果真存在，衪又怎麼忍心這樣的事發生：弱智的不幸究竟從何而來？
往後幾近20年時間她成立融樂會，做一個超級社工，幾乎全香港的少數族裔都關她事。減去他人之苦時，身體開始反抗，她要切子宮切乳房，一頭栽入無盡頭的抑鬱中。像是《從前現在未來》裡的哲學女教授，生命繞了40多年一大個圈後，躺在床上淌淚時的痛苦，可能才是意義本身。
況且，王惠芬一定會說：我才沒那麼悲情。
攝影：陳嘉元

十多歲向紋身漢討回智障父親的工資

因為抑鬱症，王惠芬吃了兩年多精神病藥物，她才回想，以前她對爸爸並不夠體諒。「他從來沒有投訴，當他開始有脾氣、開始說街上的人指責他時我也不為意，他整個人很恐慌說巴士站頭的人罵他，我說沒有，幾個月後他說全架巴士的人也在笑他。投訴了很久我才和他看醫生。醫生說他有很嚴重的精神病，要開始吃藥。手震、肥、累，不停行來行去。吃藥太久，67歲已經失禁，體能上似是90幾歲。」

近幾年爸爸住私人療養院，清醒的時候他會說想回天家：「我們可以做什麼？臨走前一兩個月，醫生說一係插喉生不如死地捱多十年八年灌營養劑，一係不插喉就白白餓死。誰可以做這個決定？我們掙扎時，他就肺炎走了。我想他現在很快樂。」那是大概兩個多月前的事。

沒確診精神病前，爸爸在工廠做過啤塑膠工人、洗牛仔褲等，幾乎日日被人炒魷魚。王惠芬10幾歲去工廠向紋身大漢討公道：「為什麼不出糧給我爸爸？」紋身大漢回道：「大陸妹，怕你呀？追咩糧呀？出咩糧呀？你老豆傻㗎喎。」她語塞。「那時不懂勞工法例，不懂得打一日工或一個月工也應有糧出。出於自己的無知，很怯。」長大了唸社工系，王惠芬懂得那叫剝削。

18歲那年，好像試過想跳下去

但是很長一段時間，她將一切不公平不公道的遭遇誤解為弱智的錯，也把自己困在「為什麼人會弱智」「為什麼弱智就是不幸」等問題之中，一直逃避回家。「中三開始變壞，不回家，整天去波樓『篤波』，去球場抽煙坐通宵。家裡四個人弱智，加上我媽媽情緒很差，日日打鬧，打一個就全部人打，指著爸爸的鼻罵好蠢呀，為什麼不去死呀？我唯一的依靠是二家姐。二家姐是唯一正常的。」

整個中學時期王惠芬做過太多傻事，傻得後來完全忘了，例如飲滴露溝雪碧，想自殺又想好飲，結果屙了一日一夜。18歲那年打開窗準備跳下去，媽媽報警送她入院。「我差不多忘了，現在印象也很模糊，讀書才知這種好像叫選擇性失憶。」

1997年，她已經在讀社工了，依然在問：「人活著為什麼是一種詛咒？」那年智障妹妹跟了一個貨車司機走，男的說鍾意妹妹純品，結果因為被客人走數又要供貨車，用妹妹的名字開了7張信用卡，還不完的債由娘家幫忙填。有一個晚上，王惠芬告訴二家姐，活不下去了，二家姐和她談通宵後說，如果你真的很痛苦就去吧，她會一個人撐下去。「那是我第一次感受到家姐的痛苦，感受到生命不是完全屬於自己。」

一家五口弱智  「到現在我依然很憤恨弱智這回事」

直到妹夫開始追另一個女孩，他和妹妹離婚，這段短暫的婚姻留下了一個美好的種子——一個智障女兒，家裡第五個智障成員。打從妹妹開始拍拖，王惠芬便叫她打避孕針，因為她和二家姐實在沒有能力再照顧多一個人了。結果妹妹還是有了。「我和她去公立醫院想墮胎，我哭著告訴醫生一家已經有四個智障，再生無法湊，那醫生冷漠地說，這些是social concern，醫療上你妹妹可以生。」醫生說不關他事。「我實在很後悔當時沒花萬幾二萬元去私家醫院做手術。」

現在姨甥女長得美美的，準備出來做事了。「現在唯一的改變是，我同情他們，但是對於智障這回事我仍然很憤恨，我無法明白究竟出了什麼事。你和我也是生命，為什麼這樣？我屋企為什麼有智障是無法解釋的，但是我們在為他們付出。」

「我弟弟以前在大家樂做過執頭執尾。有一次要洗菜，阿姐嫌他洗不乾淨，整盤菜倒在他頭，然後拿一撮菜叫我弟弟張口塞入去。他也試過做工廠，下大雨時工友收起他的鞋，他要赤腳行很遠的路回家。那麼赤裸的不人道，並不因為他弱智而必然不幸，不是嗎？」

她讀書時看見有殘疾人士坐輪椅揸車，智障人士可以做圖書館管理員，但是現在家人只能在餐廳做樓面執碗碟。如果不是從事這些工種，他們只能坐在家裡拿綜援，沒人知道他們有能力。這些是她過去生命所看見的現實，誰也無法明白她曾經吞下去的憤恨。

以上，王惠芬都是笑著說的，而且說得很急，一件事沒講完已經跳往另一件事。她可能不著眼於苦難，而是為什麼有苦難；她不著眼於弱智，而是弱智的不幸來自哪裡？正如她當上社工混入一班少數族裔中，她著眼的從來不是他們不一樣的膚色或身上不一樣的氣味，她繼續在問：少數族裔為什麼不一樣？請看下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