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製造》攝影師重遊舊地：當時曾想拍下全港公屋、草根躁動
1997年，中秋、阿屏和阿龍三名年輕人同遊和合石墳場，與他們日常面對狹窄又擠滿雜物的200呎公屋不同，穿梭墓碑，跑跳之際，墳場竟然令他們更自由、更舒服。他們在那一年，永遠年輕。青春早逝扣連九七隱喻，《香港製造》是研究香港電影其中必讀的一章。
公屋是戲中主角的主要生活場景，不少評論指出，這種狹窄侷促的環境，制宰年青人的命運。攝影指導柯星沛回憶，當時陳果只得一份劇本，以及劉德華公司送的5萬呎過期菲林，每日開戲人手連演員只得8人。戲裡戲外，限制一樣的多。「因為劇本講的是草根階層的故事，有古惑仔、社工、失職的父母，所以環境一定是找公屋拍。你不會在戲中見到中上環半山的豪宅。曾經我想將全香港低下階層不同種類的住宅都拍進去，因為冇錢，做不到了。」
攝影：盧翊銘
公屋環境壓迫 草根躁動
訪問當日，和柯星沛遊走禾輋邨，他邊走邊回憶拍攝趣事。曾經出現在他鏡頭下的平台單車泊位、天井和走廊，他說的起勁。「如果說人生中最難忘的拍攝經歷，第一就是《香港製造》，第二是《點五步》。兩者都在沙田公屋取景。」
回到20年前，《香港製造》導演陳果37歲，柯星沛40歲，本應是大展拳腳的盛年，香港電影卻面臨危機。他記得那時「韓國有能力拍好電影，台灣減少進口香港電影。當年一半電影從業員都為生計而轉行。」根據政府統計，1992年的香港電影海外票房有18億6,000萬，2014年只有3億。
正當柯星沛也開始思考去留之際，他的朋友陳果找他吃飯，餐廳的卡位上放有一份劇本。原來他們都是沙田友，陳果住瀝源，柯星沛住愉田苑。「他對我說，老闆拒絕開戲，這份劇本就是《香港製造》的原型，但當時還未取這個名字。陳果邊說邊吃，到最後突然提議：不如我哋拍！你做攝影指導，得唔得？」柯星沛在此之前主要擔當導演，《香港製造》是他首次掌鏡之作。
閱讀過劇本，柯星沛覺得，既然大家是沙田友，何不取景自己最熟悉的社區拍攝？故事有失學古惑仔、學生自殺和包二奶等小市民生活日常，如此貼近社會，公屋狹窄的空間能為角色帶來壓迫感。當一個人沒有任何私人空間，連一張床也要拉出來，自然令人躁動。他利用光影將鐵閘投射到牆身、中秋從窗花遠眺，以及天井四周圍起的欄杆。對於影評如此分析，他說當時沒有太刻意經營，只是順從思路，從環境壓迫角色。
於是，主角屠中秋的家是陳果問朋友借來，沒有向房署申請。現實中的街坊沒有向他借醬油，而是和保安一起上門投訴嘈音。有一幕中秋想用摺凳打爛電視機，「阿Sam（李璨琛）真的打不爛電視機，摺凳也打壞，陳果將計就計，叫他把電視機拋到天井去。當時我們先留意天井有沒有居民行過，然後才叫他快手拋出去，拋完他要立即走。」
重重限制中的香港製造
當主流電影環境崩潰之時，柯星沛覺得，恰巧製造機會給「Indie嘢」，嘗試不一樣的拍攝電影方法。這份關係，呈現在劉德華公司送給陳果的5萬呎過期菲林上。在電影行業中，不管成本幾低，攝影師絕不使用過期菲林，被認為是「不能犯的錯」。「電影公司每逢開戲，會向菲林廠訂購一定數量的菲林，假如一部戲訂購10萬呎菲林，拍掉9萬多呎，餘下的菲林能退款就退款，若不足以退款，就會存放在電影公司，直到過期。過期菲林最大問題是，攝影師無法控制拍出來的畫面色調，畫面會微粒粗及偏色。收到那批菲林後，我按品牌、日光、夜光及過期時間分類，嘗試令拍出來的畫面質素較為連貫。」
所以，看《香港製造》，其實是看用過期菲林拍出1997年的沙田。菲林過期年份平均5至7年，最久遠有10年。用1987年的菲林拍1997，中間十年過渡期人事變遷，由一張張過期菲林拍出。這批菲林塵封期間，可是經歷過八九六四、移民潮、股市狂升港人暴發等歷史。
「其實我怎樣做，都改變不了過期菲林的先天性缺陷。」柯星沛說，而這句話或者可以與回歸類比。「但我轉念一想：為什麼不可以將它變成電影的風格？我想，這是香港第一次有人用過期菲林拍電影。」他不忘補充一句，《香港製造》成功奪得當屆電影金像獎最佳電影、最佳導演、最佳新演員後，行業開始規定，過期菲林不能免費送出。
除了菲林限制，資金緊絀、人手短缺，能夠完成這部電影，極度消耗工作人員心神。他回憶，飾演弱智阿龍的李棟泉兼任副導演；他本人攝影、打燈、電工，陳果除了導演，還兼任道具、運輸、場務、美術。後期副導發燒，沒有他戲份的時間，他就半昏迷坐在凳上。「例如剛拍好上一場，大家打算拍下一場講遺書的戲。有人問：遺書呢？陳果立即跑落街買，未寫好？陳果即席揮毫：親愛的阿屏...好辛苦啊當時！」
辛苦到大家都沒空想戲名，直到有人問起戲名，陳果想了想，決定叫《香港製造》。柯星沛笑着反問：的確在香港拍，唔係咩？
拍出年青人的反叛
《香港製造》是香港製造的電影，意義不止於此。與屠中秋有關的公屋、倫理、社會議題、全都是香港獨有的，專屬一個時代一個地方。柯星沛覺得，電影還是訴說年輕人不信任成年人世界，不滿成年人代表的、現存的社會制度。中秋生命的起落，是年輕人對上一輩的家庭、教育制度的反叛和不滿。
他記得，電影曾在日本和法國發行，當時觀眾看到沙田的200呎公屋，非常驚訝。「他們會發現，原來香港有不少人住這樣的地方。其實電影永遠探討人，情感是普世的，不同的是表現的手法，以及每一個城市的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