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第一條婦女熱線接20萬通電話：家暴不是私事，亦不會只得一次

11月25日，是國際消除家庭暴力日。2015年，內地第一部《反家暴法》頒佈。

不到10年的時間裏，「家暴不是夫妻糾紛」成為普遍認知，人們意識到受害者需要社會力量的介入，家暴要反抗，什麼時候終止都不晚。《不要和陌生人說話》裏，梅湘南的朋友告訴她，想逃出安嘉和的家暴，可以打「楓葉熱線」求助。

現實裏，它指的是1992年開通的「紅楓熱線」。這是中國第一條婦女熱線。至今仍在工作，32年從未間斷。20萬通電話，其中一萬兩千多通是家暴求助。一條紅楓熱線，背後是半部中國反家暴史。

根據2020年內地全國婦聯的數據。內地30%的已婚女性遭遇過不同形式的家暴，平均每7.4秒就有一位女性被丈夫毆打，每年15.7萬自殺的女性中，60%是因為家暴。關於家暴，我們的誤解還有很多，我們討論的還遠遠不夠多。

平均遭受35次家暴才會報警

1992年，紅楓中心（全稱：北京紅楓婦女心理諮詢服務中心）開通了中國第一條婦女熱線。這條熱線起初是為幫助所有困境中的女性，沒想到開通的第二天，就有人打來問，被丈夫打得無處可逃怎麼辦？

接下來的32年，紅楓接到一萬兩千多通家暴求助電話，失落的、受辱的聲音從電話線另一頭傳來。

在深圳打工的女性，被丈夫剁掉一截手指，打斷鼻樑骨，被推到樓梯口讓她去死。她想到的唯一出路是「殺掉他，然後自殺。」

70歲離婚的女性，從她捱打，第一次去法院起訴，花了整整16年才逃出婚姻。離婚以後，她跟志願者講：

你看看我這一輩子過的，都70多歲了，才開始真正的人生。

綜合中國裁判文書網80份家暴相關案件的統計，93.75%的受害者為女性。據全國婦聯2020年的數據，我國30%的已婚女性遭遇過不同形式的家暴，平均每7.4秒就有一位女性被丈夫毆打。每年15.7萬女性自殺，其中60%是因為家暴。

至於求救，從第一次被家暴到報警，這之間她們平均遭受35次家暴。

侯志明今年75歲，是紅楓的第一期志願者，也是婦女熱線的第一代接線員。2004年底從報社退休後，她正式加入紅楓，主持反家暴熱線工作，至今仍在崗位上。她掏出厚厚一沓手寫資料，上面記錄着來電者的講述。

侯志明曾接過一個山西女人沈紅（化名）的來電。她年輕時是村花，跟北京來的男知青結婚。後來她跟丈夫回他北京的家，生下三個女兒。她在學校裏做會計，丈夫找不到穩定的工作，只好在建築工地打工。沈紅的薪水更高更穩定，承擔大部分家用，丈夫把鬱鬱不得志的痛苦發泄在妻子身上。他抓着她的頭髮，把頭往牆上砸。一邊扇她耳光，一邊言語羞辱「打你這個不要臉的。」

在學校裏，學生喊她老師好。她屈辱得不行，覺得自己沒臉被叫老師。「什麼老師像我這樣？在家裏有一點尊嚴嗎？」侯志明跟沈紅聊過好幾次，「我問她，咱（編按：咱指我們）就離婚又怎麼樣呢？這日子都沒法過下去了，至少咱不捱打，回家不害怕呀，不然睡覺都害怕半夜他掐自己脖子。」

終於她下了搬走的決心，但那之後她突然不再出現。後來侯志明得知，沈紅丈夫生了一場大病，她照顧得無微不至，丈夫被感動，說不再打她，她想「湊合着過吧。」

家暴只有0次和無數次。故事講到這裏，我忍不住在心裏嘀咕。在反家暴意識尚未普及的階段，這句話可以警醒人們它會反覆出現並且變本加厲。然而，許多婦女問題工作者認為這種論調有欠妥之處。侯志明希望大家強調的是：

任何時候反抗家暴都不晚。

事實上，打來電話的女人，清楚地知道家暴不止一次，因為她們幾乎沒有只挨一次打的。

1992年內地開始實施《婦女權益保障法》，但沒有對家暴的定義，首次納入「反家暴」條例，要等到2001年的《婚姻法》修正案。90年代的社會背景裏，家暴不是一個被普遍認知的詞語，它是「夫妻糾紛」，是「牀頭吵架牀尾和」，是「男的哪有不打老婆的」。

當時給紅楓打電話的女性普遍不會直接提家暴。「一開始講是夫妻感情問題，你問什麼問題，她說一些別的，後來才說：還有，他打我。」侯志明回憶。

一個女人來電說，她今年60歲，已經被丈夫打了整整30年，半生都活在恐懼裏。現在她想離婚，因為年紀大了。

「下一次他打我，可能真的會把我打死。」

她們往往已經走到忍無可忍的地步。

從戀愛忍到結婚，忍到生孩子，有孩子忍到高考，還要忍到孩子結婚，怕孩子對象介意婆家是單親家庭。

即使有離婚的想法，最後也不一定真的能離。上一個故事裏沈紅的選擇，至今都不罕見。對方稍有悔意，收手不打，她們依然會忍。

熱線的志願者手冊裏，規定了不能說的話，勸合肯定是不會勸的，還有一句是「都這樣了，幹嘛還不離婚？」在侯志明看來，勸離是那種說起來輕鬆正義，但不專業的話。

家暴的核心難題，不是要不要離開，而是為什麼無法離開？我設身處地地代入沈紅的立場，如果離婚，她可以去哪裏？

回山西老家，她是出嫁女，分不到一塊地，家裏不會有她的房間。住職工宿舍，萬一丈夫去鬧，摧毀她的職場關係，要是失去工作她就斷了收入。一個已婚女性搬到單位獨居，她不想被同事知道自己捱打，怕閒言碎語。去婦女臨時庇護所呢，庇護所可能和救助所設在一起。她想都不敢想，自己的日子會怎麼過下去。找個沒人認識的社區租房，在陌生的環境，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重建生活，這需要很大的勇氣。

從90年代到現在，紅楓接觸的很多女性都倒在這一步。有女性離了婚，帶着孩子搬出來，但是難以展開新生活，還遭到鄰居騷擾，不得不回到一再懺悔的施暴者身邊。這無法簡單歸因為她們軟弱、無能，或是受教育程度不高，缺乏賺錢能力。

施暴者冷靜下來後，可能進入蜜月階段，產生內疚羞愧的情緒， 向受害者道歉，承諾不會再犯。他們可能繼續控制受害者，比如經濟控制、監視行蹤、切斷外界的聯繫，讓對方更深地陷入暴力環境中。受害者也可能患上受虐綜合症，人格萎縮，自我坍塌，無法相信自己的能力，也無法平等地和伴侶談條件。

另一方面，制止家暴，外部的力量責無旁貸，我們有性別平等的環境，和支持她離開的社會條件嗎？紅楓接觸過的受害者，有博士、醫生、企業家這樣的精英女性，她們不缺乏資源人脈，但支持體系是另一回事。這是家暴的循環。

魯迅問「娜拉走後怎樣？不是墮落，就是回來。」

一百年後，我們能給出不一樣的回答嗎？

擱淺的人

其實時下流行的許多女性議題，早在30年前，上一代女性權益工作者就已經討論過。1988年，《中國婦女雜誌》用了一整年12期討論一個話題：1988，婦女的出路。

正值改革開放，國企改制，知青回城。下崗潮中，女工被認為生產力比不上男人，還受到生育養育的「拖累」，她們面臨更大的衝擊，被迫回到家裏，社會地位滑落。侯志明當時在中國婦女報做記者，她記得有個「二保一」的說法。夫妻兩人都是知青回城，只有一個工作崗位、一個大學名額、一個升職機會，「基本男的上。」

那女人的出路是不是只剩回家了？

當時流行兩種論調。一種是女性為社會進步付出了代價，一種是幹得好不如嫁得好。全職主婦的困境，婚外情人的問題，時代浪潮洶湧，失落的妻子、女友、母親，擱淺在岸上。

王行娟這一年都在思考這個問題。她剛從北京出版社離休，不想就此休息，她召集了婦女問題的學者和記者，20多個人到家裏聚會。午飯時間，大家一起做炸醬麵吃，買面、切葱、炸醬，然後脱下圍裙，吃着炸醬麵聊天，在那個稀疏平常的中午，她們成立了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婦女公益組織「中國管理科學院婦女研究所」，它是紅楓的前身。

王行娟出生於1930年，今年95歲，比金斯伯格法官（Ruth Bader Ginsburg）還年長三歲。她被稱為「中國女性公益第一人」。1948年，她考上金陵大學中文系，隨後經歷了中國女性運動史全程。

那天與她見面之前，她還在小區的銀杏樹下鍛鍊。我們問她要紙質版提綱嗎？她大笑：「你這姑娘瞧不起人，我每天都用電腦寫作，明天還要去一個國際論壇上直播。」

1992年，王行娟決定開一條紅楓婦女熱線，通過心理諮詢的方式，直接和困境中的女性對話。全國各地都能打電話來，而且除了一點話費和電費，花不了太多成本。接電話的人，是侯志明這樣的職業女性，30-40歲左右，已婚或有婚史。

到了2004年，因為諮詢家暴事宜的電話增多，紅楓又開了一條專門的反家暴熱線，這條線上的志願者有更多家暴危機干預和心理諮詢經驗。熱線從早晨9點到晚上8點，分三個時段，每時段兩個坐席和一位督導，不允許一人連值三班。最初在辦公室用座機，現在用遠程接打程序，志願者在家裏用電腦連線。

接到求助電話後，侯志明會問三個時間點。第一次被打，最嚴重的一次，以及決定撥通電話的這一次。其中最需要詳細展開的是第一次。如果時間久遠，她忘記了呢？

我接觸的人裏，沒有一個忘記第一次捱打。

50多歲的女性，講起20多年前第一次捱打，彷彿那一掌仍落在身上。結婚第二天，丈夫就打了她，要她伺候全家吃早飯，那是一個儀式。

掌握基本訊息後，志願者會根據親密關係暴力危險評估量表，幫助來電者判斷嚴重程度、潛在風險。比如被伴侶沒收手機，很多人不以為意，其實這個行為的危險級別較高，意味着切斷外部聯繫。如果來電者提出想離婚，除了情緒安撫，還會幫對方梳理有哪些可利用的外部資源，離婚後的現實問題怎麼解決，如何收集家暴證據。

還有，幫助重建來電者的自信。

鼓勵她們意識到，原來我還有價值、能力、勇氣，我可以反抗。

曾有一個護士來找侯志明，三個月後她即將結婚。裝修新房的時候，未婚夫在院子裏把她推倒。她提了分手，經不住對方一再懺悔求饒。女生想結婚又害怕，猶豫之下，想到讓侯志明見見未婚夫。

侯志明沒有給關於關係存續的建議。她提出見男生的前提是，女生有一刀兩斷的決心。「你得保證不能輕饒了他，他不來找我談，你不能鬆口。要讓他知道，使用暴力的代價有多大，不然你未來都會處在不安全感之中。」

家暴不是情緒失控，是一種決策。

有研究發現，在家裏對妻子施暴的男性，在外面，情緒再失控，都不會去打上司。侯志明的用意是，希望受暴者意識到對方不是衝昏了頭腦才打你，而是決定要打你，因為打你沒有風險。即使不想離開，也別輕易原諒，目的是提高家暴的決策成本。

紅楓每年招募一期志願者，每期20幾個人，性別不限。目前已經是26期，只在疫情和有重要紀念活動的年份停過。這1000多位志願者，接了20多萬通電話，用一根窄窄的線，牽起岸上擱淺的女性。

熱線的志願者需要有心理或法律專業背景，必須有戀愛經歷。他們會經過一系列培訓——危機干預方法、社會性別理論、法律常識等；然後用過往的熱線內容模擬，聽線並撰寫見習報告；接着在督導輔導下實習上崗，三輪考核全部通過才能獨立接線服務。

熱線室的座位前，貼着密密麻麻的紙：自殺干預的熱線電話，法律諮詢、性問題服務熱線，接家暴諮詢的要點，「二次傷害禁忌語」，有關性騷擾的法條。

所有紙條的最上面，貼着一行小字：來話者只要曾經遭受過家庭暴力，此次熱線就歸類為家暴熱線。家庭暴力包括：身體暴力、精神暴力、經濟控制、性暴力。

《紅楓心理諮詢案例選》裏，志願者陳斌記錄了一個曲折的故事。起初王盈（化名）是為了孩子不聽話的問題而來，隨着談話的深入，這一系列來訪來電被諮詢師納入家暴熱線。

王盈出生在農村，她的母親被人販子拐走，父親離家尋妻，家庭破碎後，她無心上學，17歲在餐館打工時，她遇到一個男人，很快她懷孕。結婚當晚，丈夫打牌徹夜未歸。生下孩子後，丈夫很少回家，不管家務和育兒，在外面找了情人。有一晚，丈夫依然不在，他的牌友來家裏性侵了李盈。

「我不敢大聲呼救，怕鄰居聽到，被反說是我勾引男人。」

王盈後來才知道，丈夫賭輸了錢，把她作為賭資。丈夫的羞辱，當地的閒言碎語讓她感到窒息。她想自殺，想到兩個孩子又打消了念頭。隨着小兒子長大，他打架、衝動，有一次竟衝到4樓窗戶邊想要往下跳。

王盈的前30年，遭受了多重性別暴力。尤其是婚內性暴力，幾乎讓她喪失活下去的意志。社會的性別環境，捂住了她求救的嘴，性侵發生前後，她不曾得到任何安撫和支持，反而被二次傷害。即使並非出於本意，她的痛苦和恐懼，最終傷害到她的親子關係，暴力可能會在代際間延續。

受害者也不百分百是女性。有男性來電稱被妻子打或冷暴力，由於傳統的男性氣質期待，他害怕被嘲笑軟弱無能，不敢對任何人傾訴，孤立無援。

挨一記耳光就要離婚的女人

在紅楓的歷史上，挨一記耳光就要離婚的女人，丁姝彤說只有兩個人，其中一個是她。

丁姝彤是紅楓單親家庭互助組織「方舟家園」的負責人。2011年，丁姝彤40歲，剛懷孕，因為一件小事前夫和她起了爭執，抓着她的手腕，吼她，把杯子砸下樓。她被嚇到了，她出生在北京東城區的胡同裏，從沒見過父母爆發肢體衝突。

她立刻報警，警察問她哪裏有傷，丁姝彤說沒有傷，只有手腕是紅的。警察說沒有傷沒法認定。「批評我們一頓，讓好好過日子，就走了。」

第二次捱打，是她和網友在QQ裏聊上一次的暴力行為，被前夫看到聊天記錄，對着她眼睛打了一巴掌，眼眶被打到青紫。

其實她第一次時就想離婚，律師朋友提到證據鏈的重要性，告訴她要有取證的意識。第二次這回，她暗自慶幸，有傷了。丁姝彤再次報警，警察再次勸和，半小時後她看到警察和前夫一起笑着從派出所裏走出來。

那時是2012年，內地《反家暴法》還沒有出台。基層工作者缺乏處理家暴的行動規範，更多本着樸素的調解心態。

丁姝彤把傷口說得很嚴重，要求去有驗傷資格的醫院。趁前夫不注意，她跟女醫生偷偷說，是他打的。於是驗傷報告裏出現了「外力所傷」的記錄。

她跟警察提條件，原諒可以，希望前夫寫個悔過書，寫明具體發生了什麼。同一天的驗傷報告和悔過書，後來成為法院判定家暴的重要證據。兩個月後，她剖腹產生下孩子。坐月子的時候，丁姝彤在網上搜反家暴的關鍵詞，看到了紅楓熱線。電話那頭告訴她，家暴取證過程很漫長，如果想離婚，支持她。

生下孩子半個月，丁姝彤拜託月嫂照看孩子，她要出去立案。「月嫂是單親媽媽，也受過很長時間家暴，對我很理解。」2014年，丁姝彤提起離婚訴訟，兩年後法院認定家暴，她獲得撫養權。

受家暴的單親媽媽來問她的經驗。她說她的信念就是，

「不能把自己的命運寄託在法官的仁慈之上。」

她聽說很多姐妹在法庭上像對着包青天申冤一樣，哭着喊着。

這樣沒用，要讓法官看到完整的證據鏈，不得不這麼判決，而不是看你這麼可憐，乾脆判你贏。

離婚後，丁姝彤得知紅楓早年有一個單親媽媽的互助團體，只是很久以前就停止了活動，她決定接手下來。方舟家園這個群體中，80%的女性遭受過不同形式的家暴。還有一部分「假性單媽」，雖沒有離婚，早已進入喪偶式育兒。

丁姝彤記得上小學的時候，附近出沒一個露陰癖。她和兩個女同學想去抓他。她們一個擋自行車，一個追車，丁姝彤負責瞬間記下他的七位車牌號，她苦練了半個月。有一天真的堵住了那人，丁姝彤去找警察，叔叔，有人猥褻，他的車牌號是幾幾。警察說這個車牌不對。

結束之後，丁姝彤害怕被朋友責備。那兩個同學對她說：「一定是他弄錯了，你不會記錯的。」

「0998621，我今年52歲，依然記得那個車牌，我就覺得女性朋友真的給我很大的力量。」

丁姝彤並不害怕離婚，但十年前的社會氛圍，她擔心對孩子不夠寬容。和多數單媽一樣，她對外人閉口不談家庭情況，怕受歧視。在紅楓，她們形成了一個女性的聚落，經歷不同的命運，有相似隱秘的痛。

我們單媽聚在一起，終於說話不用顧忌，孩子也能感覺他們並不是異類。

第九期志願者吳群芳，2001年離婚，一個人帶孩子在北京生活，覺得孤立無援，發現了紅楓的存在，發現偌大的城市裏自己還有同伴。第20期志願者馬驍53歲，世紀初她獨自到北京打拼，丈夫和孩子在東北老家。接近十年的時間，她每天五點起牀，從市郊坐一半小時車，晚上11點下班。有一天早上醒來，沒有徵兆地，她陷入巨大的抑鬱。來紅楓後，她才從情緒裏走出來一點，未來幾十年的人生，不會就這樣凋零，然後她決定離婚。

不要等到以暴制暴的時刻

2010年，四川安岳女人李彥，在長期遭受家暴之後，反殺丈夫，將其分屍。李彥一審被判故意殺人罪，死刑立即執行。

李彥和譚勇都是再婚。譚勇脾氣暴戾，李彥常被打得鼻子嘴巴都是血，毆打完再性侵她。甚至在她做完刮宮手術的當晚也被強迫發生性關係。他用煙頭燙她，白天讓她謊稱做菜被油燙傷。有時把她趕到陽台上，不許睡覺。限制她的行動，不能接觸異性，不能回娘家，不能出去幹活。

有一次，李彥去找譚勇的情人對峙。譚勇問她，剛才用哪個手指着那個女人？李彥伸出左手中指。譚勇操起斧頭，她的左手血肉模糊。直到事發，李彥陽台上的福爾馬林裏，仍漂浮着她斷掉的中指。

李彥提出過離婚，對方不同意，提離婚成為了新一輪暴力的開始。她求助過當地的婦聯、社區，報過警。派出所讓她找婦聯反映，婦聯讓她找社區幹部和親戚朋友幫忙，社區說害怕譚勇找上門，去找婦聯解決。

有一天凌晨，譚勇喝醉了，拿着氣槍要打她，一腳踢在她的大腿上。爭執中，她拿起牀邊的火藥槍管，砸向譚勇的後腦勺。一下，兩下，血冒出來，他倒在牀上。

李彥提供了醫院的診斷證明，左腿、胸部多處受傷。兩張她在照相館拍的傷口照，頭部、頸部受傷。婦聯的接待記錄顯示，李彥投訴再婚後多次遭譚勇毆打。派出所的接警記錄稱，李彥反映譚勇經常打她。李彥的日記中，多處記載被打罵的情節。

但是二審法院認為這些都是李彥單方面的說法。無論是婦聯還是派出所，都沒有取得譚勇的說辭。一審二審均不認定李彥遭受家庭暴力，認定她是因「家庭糾紛」而殺人，維持死刑原判。

當時正值《反家暴法》立法階段，這一案件引發了廣泛關注。律師希望法庭考慮她不僅是殺夫案的嫌疑人，也是婚內強姦、家暴案的受害者。136名律師學者簽名了緊急呼籲信：

這是社會和法律缺乏家庭暴力對弱者有效救濟途徑的悲劇。

終審判決認定了家庭暴力，死刑緩期執行。

2015年中國第一部《反家庭暴力法》頒佈，2016年3月施行。李彥案的判決過程，律師的立法建議，以及像紅楓這樣的社會組織，用積攢20多年的個案樣本，以及基於一線經驗的倡議，都在推動《反家暴法》的立法。

《反家暴法》施行後，家暴獲得更大的關注度，給紅楓打來的家暴求助電話變多了，人們有了更多對家暴的認知。惡性的以暴制暴案件也在減少。

家暴消失了嗎？

2020年9月，拉姆在直播時被前夫縱火，全身90%以上燒傷，還有六七處刀傷。16天后，拉姆去世。離婚前的十幾年，拉姆都在遭受家暴。她報過警，找家人幫忙，離了婚，自食其力，做了所有能做的事，依然無法逃脱。

2021年，前媒體人馬金瑜發布文章，稱蜂農丈夫長期家暴和出軌，她在三胎孕期依然被家暴。「暴打突然開始，我的眼睛頓時模糊了，拳頭不斷砸在我的頭，我的小便失禁了。」從2015年被打到2018年離開，這期間《反家暴法》頒佈並施行，她一次也沒有報警。

這個月底，謝女士兩年被家暴16次案將開庭審理。她在孕期遭受三次家暴，包括懷孕8個月時。提交離婚起訴書當天，她被前夫尾隨毆打。發現時，她已無脈搏，終身需要掛糞袋生活。

她曾6次報警、去醫院驗傷，向婦聯、社區、民政部門求助，向法院申請人身保護令，警方兩次對賀某出具家庭暴力告誡書。她窮盡了法律規定的所有方法。

家暴不是私事，這個觀念的普及，不過是近十年的事。越早地介入家暴，越有可能截停暴力。不要等到以暴制暴的時刻，我們才想到要伸出手。

「我全部的力量，只有一部電話」

紅楓的辦公室在北京南二環的居民樓裏，拐進一樓的犄角，一扇不起眼的防盜門，走廊燈壞了一直頻閃。進門處有一間幾平米的小屋，熱線服務器的燈也在閃爍。客廳的窗前掛着橫幅：開通反家暴熱線，為受暴婦女服務。

辦公室的陳設簡單到簡陋的程度。這裏既不是有落地玻璃的高級寫字樓，也不是那種有皮質沙發的心理諮詢室。侯志明感嘆，「還好這房子是機構以前買的，要不養這個辦公室都是大負擔，都沒地兒待。」

紅楓一直活得磕磕巴巴，靠四處籌款維持運作。最初成立紅楓的時候，因為籌資困難，王行娟甚至去北京展覽館租了櫃枱，設計婦女用品掙錢，當然賠了本。後來她為熱線籌到第一筆錢，不到十萬塊。

今年開始，開通了20年的反家暴專線，第一次中斷運營，原因也是錢（紅楓婦女熱線仍在開通）。志願者馬驍算過一筆賬，熱線大頭的支出是志願者補貼，一個班50元。4條線全開，加上管理費，一年需要30萬左右。

儘管這筆錢並不多，但對一件沒有商業回報的苦活，籌款是最棘手的問題。每天轟炸我的詐騙和推銷電話從未停止，為什麼一條並不貴的熱線，卻難以為繼？

紅楓試着用做其他項目籌措經費，發現一個全天的活動，資方給到的預算細目裏竟然不包含午餐費。「從這兒摳點兒，從那兒摳點兒，想辦法湊一頓午飯。」侯志明說，「機構有人員成本，辦公室有物業、暖氣、水電費，現在只能從項目裏拿10%~15%的管理費，怎麼夠？」

我問她們，有沒有聽說過電話恐懼症？即一種社交焦慮，害怕打電話。撥打紅楓熱線的數量沒有從前那麼多，原因之一是經費緊張導致線路變少，還會不會和年輕人的溝通習慣改變有關？畢竟Z世代生長在即時通訊軟件下，除非有急事和外賣快遞，一般不接電話。

前不久，源眾律師事務所上線了反家暴小程序。紅楓想過要做，但開發程序的經費無法解決。

在紅楓，女人們容易忘記年齡的焦慮，50歲算年輕的後生。全職的大多是退休後的女性，她們說退休後才有自由做自己想做的事。主任吳群芳65歲，另一位主任孫一江69歲，顧問侯志明75歲，依然勤勉刻苦。

侯志明常常凌晨一點回復我消息，過3個小時，凌晨4點繼續回覆。「老了，覺少，這樣好，有更多時間工作。」她們前不久剛開始更新公眾號和抖音的內容，還試水直播。

25期志願者饒小雪今年20歲，在中華女子學院社會學系讀大三，她是這裏年紀最小的一位。她因為情感經歷不夠豐富，還不能接聽熱線。王行娟每次見面都要抱一抱小雪，兩人相差74歲，王行娟講這叫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任務，我已經完成我的了。」

雖是匿名的，但接線員以女性為主，這一點是公開的秘密，她們可能暴露在潛在危險中，偶爾會接到男性打來的騷擾電話。有兩次值晚班的時候，馬驍聽到電話那頭的男性言辭露骨，詢問她的隱私問題。

由於來電者有投訴權，起初她不能直接掛斷電話，並且她擔心是不是對方確實有性苦悶，只是苦於表達。這類情況變多之後，志願者培訓中增加了處理方式。由志願者自行判斷是否是性騷擾。如果你感到不適，有厭惡感，可以直接停止，如果沒有情緒上的反應，可以考慮繼續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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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反家暴的工作裏，無力苦澀是最常見的感受。王行娟至今忘不掉她接到的第一通家暴求助電話。女人因為生的是女孩，被丈夫打得渾身是傷，被轟出家門在街上流浪，求王行娟救救她，給她一個地方住。

我想幫她，但我擁有的全部力量，只有這一部電話。還是叫她去婦聯幫忙，或者去庇護所吧。

32年過去，王行娟還會想起，那個女人有沒有找到她的棲身之處？我會想象一個畫面。渾身傷痕的女人，傷口越撕越大，像要吞噬一切。她對着密不透風的叢林發出吶喊，不知從哪個方向，傳來一陣迴響。可能是刮過葉片的風，或是動物踩碎落葉。每一次她發出聲音，密林都會有迴響。她知道她還沒被完全吞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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