烈顯倫的不滿——紀律、紀律、紀律
「法院沒有制衡的職責」，烈顯倫說。
終審法院沒有其他退休法官像烈顯倫這樣積極。
他積極，以對抗另一種積極——「『人權產業』是建立在一種扭曲的司法積極主義之上」，他最近在一篇文章中這樣說。
烈顯倫：我敦促的是法律的紀律
烈顯倫這兩、三個月來接連發表文章，批評法院聽從於「人權產業」，受理沒有可合理爭議的司法覆核，充斥以歐洲為中心的法理學，判詞冗贅難明。
然而，法院如果採取司法制約，盡可能不干涉行政和立法機關的決定，那又如何發揮制衡的責任？
「我未曾主張『司法制約』。這個概念太寬泛。我敦促的是法律的紀律，尤其是在司法覆核方面。」烈顯倫在電郵回覆我。「再者，法院沒有制衡的職責。在司法覆核方面，法院的權力和職能列明在《高等法院條例》第21K條。」
談到司法覆核，烈顯倫二話不說就拋出了《高等法院條例》以及《高等法院規則》第53號命令。就像他1999年在涉及居港權的劉港榕案中那樣。
《高等法院條例》第21K條規定，司法覆核的申請人必須「與申請所關乎的事宜有充分利害關係」。《高等法院規則》第53號命令指出，司法覆核的申請許可必須單方面提出，即由申請人承擔完全及坦白披露申請理據的責任。
那時在終審法院仍為常任法官的烈顯倫，在判詞中以「法律的紀律」為段落分題。「如果法院要干預，得具備清晰明確的理據。這就是為什麼規範司法覆核的《高等法院規則》第53號命令第3條(2)(a)款作出了強制的規定：必須在表格86A提出尋求濟助的理據以申請許可。」
他批評下級法院任由申請表格86A填寫得冗長多餘，以及在批出申請許可後又再修改內容。
下級法院的法律紀律和法律程序崩壞。上訴法庭的訴訟程序成為了學術討論。希望本院不會再出現類似情況。
一年後他改為非常任法官，直至到2015年才完全退休。而對於法律的紀律，烈顯倫則一直喋喋不休。2022年，他在律政司舉辦的一個法律論壇上表示，界定爭議範圍的表格86A原本只得一張A4紙，「任何真正的爭議，都應能以清楚精準的字詞簡述」。而且，不但司法覆核的申請人不守紀律，烈顯倫認為連法院也放棄了法律的紀律，判詞冗長，複雜得令人費解。
如果理據冗長、繁複是個問題，為什麼二十多年來，三任終審法院首席法官都未能解決？「問他們三位。我不能代答。」烈顯倫說。
他不願談論三位首席法官，但提到自己2021年在一本著作中已評價了馬道立任內香港法院很有問題的文化。
底層問題、司法體制中嚴重錯誤的文化被一大堆言辭所掩蓋……這個問題同樣影響着下級法院和終審法院。
就拿《禁蒙面規例》的司法覆核來說。「《緊急情況規例條例》自1920年代起已成法律，回歸後根據《基本法》第160條亦成為香港成文法的一部分。認為它違反『新憲政秩序』是荒謬的。」烈顯倫在電郵中這樣說。
這宗司法覆核堪稱峰迴路轉。首先在高等法院原訟法庭，《緊急法》被裁定與《基本法》不符，《禁蒙面規例》對基本權利的限制亦過大。但在高等法院上訴法庭，對公眾集會及公眾遊行的限制雖然過大，但對未經批准集結的限制是相稱的。到了終審法院，《禁蒙面規例》對於公眾集會及公眾遊行的限制都獲肯定為相稱，亦即政府由全面敗訴扭轉為全面獲勝。
「這宗案件在三級法院審理，產生了共324頁的判詞。 誰有時間讀這麼多東西？結果呢？ 原審判決撤銷。」烈顯倫表示。「事實上，司法覆核的申請許可一開始就不應該批出。」
烈顯倫：常識的觀點就是對的
在不少人眼中，這次司法覆核至少是透過三級法院的審慎考慮，324頁判詞的條理分析，力求在政府行使的公權力及個人權利的保障之間取個平衡。但對於烈顯倫來說，這宗案件卻是對法律秩序、社會秩序以及政府管治的破壞。「大多數情況下，常識的觀點就是對的，毋須引用大量的海外案例就能給出正確的答案。問題是人權產業已經控制了局面，法官只是在蹩腳跟隨。案件往往關注『律師的論點』（無論多麼荒謬），而不是現實中的實際問題。」
烈顯倫批評過的法院裁決不勝枚舉，由孔允明案、港珠澳大橋案，到W案、QT案、岑子杰案等。當中不得不提的，必然要數希慎訴城規會案。終審法院不只借用了歐洲人權法院的法理分析，亦考慮了加拿大和英國的法理觀點，繼而建立了四個步驟的相稱性分析，成為日後法院評估限制權利是否合法的規範。
曾任城市規劃上訴委員會主席的烈顯倫不但認為「城規會制定分區計劃大綱草圖的職能已由《城市規劃條例》第3(1)條規定。『促進社區的衞生、安全、便利及一般福利』，那是很清楚的。毋庸贅言」，而且批評希慎案所確立的相稱性分析由不同法官可以得出不同結論，正如在《禁蒙面規例》案般，令法律變得不明確。
惟正如終審法院首席法官張舉能上個月在法律年度開啟典禮上表示，「我們的法院體制設有多級上訴程序，正是體會到理性的人有時也會觀點各異，錯誤間中亦有可能出現。上訴制度恰好就是為了糾正錯誤和澄清法律問題而設。」由此可見，關鍵在於上級法院推翻裁決、反覆辯論不同觀點、以至援引歐洲的法理學的過程中，法律有沒有得到釐清，抑或法理愈辯愈不明。
「你批評法院歐洲中心，非常依賴歐洲案例，這關乎到人權法的普世性。」我說。
「『人權法的普世性』是哲學家和政治評論的關注。它太寬泛而不定，非法庭所要考慮。」他回答說。「法院的重點應始終放在實際問題以及申請人尋求的濟助上。」
不只強調法律的紀律，烈顯倫的回答也很有紀律。問他平常有多留意法庭裁決，烈顯倫僅表示「我不回答個人問題」。至於對法院審理國家安全案件有沒有憂慮，他亦僅一字回應
——「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