強世功．以香港為方法(一)｜香港深層次問題根源：文明衝突與融合

【導讀】北京大學法學院強世功教授為國家與香港的關係提出了宏大的敘述，從全面、透徹、具可持續性認識的視角，站在現代文明和全球化視域為香港尋找適切的身份。強教授從數百年世界歷史的全域出發，找到香港問題的深層次解讀，將香港議題的傳統構圖，由局部擴展為整體，由短期現象延伸到歷史全貌，由被動換位為主動，將香港、中國、世界串聯起來，將經驗、文化、歷史、文明作為一體來審視。他認為中國崛起和民族復興的障礙是過時的世界秩序，國際地緣結構中的既得利益對發展中國家的成長視為威脅，但自私和霸道的權力邏輯難以持續，甚至傷害到西方發達國家人民的利益。香港的歷史解構了兩種論述之間的關係，為實現更深刻的摸索提供了素材。作為「邊疆」的香港，除了對作為中心的內地提供創想和刺激，還要參與到作為「邊疆」的中國，向曾經作為中心的西方發達國家提出全球性改革的要求。

作為變局的樞紐，香港一直困惑於如何定位自己的角色， 強世功的文章對如何在新格局中開闢更寬廣的道路給予很好的提示。我強力推薦大家耐心讀完文章，既可以思考香港發展的脉絡，更可以用全新的視域認識中國在世界未來的角色。如果香港曾經是「海外遊子」，今天就應該以主人的身份，與國家一道為推動現代文明及新型全球化進行範式轉換的改革。這並非不可思議，香港人更不該妄自菲薄，而是應該從曾經發生的迷茫、衝突、衰落、反思中振作起來，重構對歷史的論述，為香港和國家做出另一番事業。「一國兩制」不只是解決特定問題的手段，它是將歷史的偶然融入新規律的方法論，用歷史的能動化解歷史中的突變，繼續培育歷史規律，推動歷史前進。（于品海）

2022年7月1日，在香港「一國兩制」五十年不變的中期節點上，習近平主席在慶祝香港回歸祖國二十五周年大會上發表了重要講話，鄭重宣布「一國兩制」方針「沒有任何理由改變，必須長期堅持」。這是自鄧小平宣布香港「一國兩制」五十年不變之後，國家最高領導人進一步做出「一國兩制」將長期不變的政治承諾。鄧小平當年提出「一國兩制」五十年不變主要是為了解決香港人的「信心」問題。然而，「五十年之後」怎麽辦？雖然鄧小平當年提出「五十年之後也不會變」，但畢竟只是期望，而沒有變成正式承諾，以至於隨着「五十年不變」中期節點的到來，香港社會不斷爭論「五十年之後怎麽辦」。

這種預期的不確定所引發的對香港前途及家庭個人命運的擔憂也不時衝擊着香港人內心，加劇了香港在「借來的地方，借來的時間」中形成的「海外遊子」的漂泊感。特別是中央採用霹靂手段迅速結束香港亂局，在香港引發巨大震動，不少香港人因為不瞭解中央政策而出現情緒波動乃至移民國外，再加上疫情肆虐，兩地無法通關和香港經濟下行引發的悲觀情緒，甚至有人認為中央會逐漸用「一國一制」來逐漸取代「一國兩制」方針。從這個角度看，習近平適時釋放出「一國兩制」方針「必須長期堅持」的信號無疑有助於穩定香港政局，推動香港實現由亂到治、由治及興的歷史性飛躍。

習近平從中國文明史的角度來看待香港以及「一國兩制」，不僅着眼於解決香港當下的政治疑慮，更是從大歷史高度將「一國兩制」理解為一項長期國策。事實上，從新中國確立「保持不變，充分利用」的對港政策以來，中央始終從戰略高度強調發揮香港的獨特優勢，「一國兩制」也是這種戰略的産物，即充分利用香港與全球資本主義經濟體系的緊密聯繫，發揮其引進西方資金、技術、知識和經驗並輸出中國産品的「通道」作用。我們唯有從全球地緣格局出發，認識到香港處於中國大陸邁向海洋邊疆地帶的地緣優勢，才能真正理解香港獨特的歷史進程及其在國家戰略中的獨特定位。在這個意義上，「中國香港」這個概念不僅表明香港屬於中國的一部分，更重要的是把香港問題作為理解中國問題的「鑰匙」或「索引」，乃至於成為一種「方法」。

本文以香港為例，認為要理解中國這樣一個內含文明秩序的超大型政治實體，就應當從「跨文明」（trans-civilization）的理論視角入手，高度關注中國文明與其他文明長期互動形成的兩個邊疆地帶，不能簡單地將邊疆理解為落後、消極的邊緣地帶，而是要關注邊疆地帶對於中國文明的不斷發展和更新變革所發揮的積極能動的作用，由此突破文明中心主義或西方中心主義的主流敘事，以一種質文史觀來理解人類文明發展的普遍規律。在此基礎上，本文着眼於香港「一國兩制」未來發展的新篇章，提出要建構一套與「一國兩制」方針相匹配的文化價值觀念，從邊疆入手來反思中心，由此不能僅僅關注香港負面的「問題」，更應該以之為一種積極向上的「方法」，思考香港作為新邊疆在未來如何賦予中國崛起並參與全球治理的戰略意義。

本文着眼於香港「一國兩制」未來發展的新篇章，提出要建構一套與「一國兩制」方針相匹配的文化價值觀念，從邊疆入手來反思中心，由此不能僅僅關注香港負面的「問題」，更應該以之為一種積極向上的「方法」，思考香港作為新邊疆在未來如何賦予中國崛起並參與全球治理的戰略意義。

從2003年中央提出香港要注意解決「深層次問題」以來，香港人一直為此爭論不休。如果說經濟問題乃至政治上層建築問題都是表層問題，那麽深層問題乃是涉及文化價值觀念的意識形態問題。這就意味着不能單純從支配政治的角度關注香港的「法律回歸」，還要從文化政治的角度來關注「人心回歸」，這必然觸及香港深層次的「去殖民化」（decolonization）問題。

（一）文明的衝突與融合：香港深層次問題的根源

人心問題涉及信仰、價值、意義、認同乃至情感以及由此奠定政治活動的正當性問題。「政者，正也」，「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政治之正，首要在於正名，確立對政治統治行動（包括暴力施行）的正當性認可。人心問題才是真正的政治問題，禮樂教化乃是政治根本。將此歸結為「文化領導權」或「軟權力」，不過是彌合西方現代政治傳統中政治與道德的分離引發的問題。

在漢語中，「政治」這個概念生動地將「政」與「治」結合在一起，由此産生「政權」與「治權」這兩個概念。在香港問題上，我們經常用「主權」與「治權」兩個概念，其實「主權」就是「政權」。遺憾的是，我們對「主權」的理解往往從法律視角出發，強調行使暴力的絕對性，理解為駐軍、外交、立法等權力行使，而忽略從文化的視角看，主權也意味着擁有對真理問題乃至宗教價值觀的最高裁斷權。因此，在「一國兩制」的憲制結構中，中央在香港行使其法律主權（比如駐軍、外交和立法等），然而香港社會核心價值觀的文化再生産體制繼續保留原來的制度不變，意味着香港掌握着關於正當性再生産的「文化領導權」（或「軟權力」），由此産生中央在香港行使法律權力的「認受性」問題。這個圍繞「認受性」展開的「文化領導權」不斷衝擊中央在香港依法行使主權的正當性，由此引發香港內部文化政治上的分裂，甚至産生「港獨」分離主義思潮。

可見，所謂中央與特別行政區的衝突、「兩制」之間的衝突，歸根結底乃是源自「一國兩制」這種獨特的國家憲制形態在主權內留下的裂隙，就像在「利維坦」圖像中，寶劍與牧杖無法完全掌握在一個人手中，從而在其之間出現內在的緊張。而中央之所以採取「一國兩制」這種在主權內部包含着裂隙和分歧的憲制結構，恰恰源於近代以來香港與內地在文化政治上存在的意識形態分歧，而後冷戰以來的「歷史終結」意識形態強化了香港資本主義制度在意識形態上的正當性，以至於「一國兩制」默認了香港擁有其文化意識形態的主導權。可以說，由於中國在後冷戰時期被整合在美國主導的世界帝國體系中，中國作為主權國家在法律上擁有其政治支配權，但在意識形態上始終受制於世界帝國體系中的文化領導權。2008年以來，中國在政治經濟上開始崛起，然而中國主流文化知識人依然處在冷戰思維中推動「歷史終結」的到來，希望成為世界帝國的臣民。「中國的憂鬱」問題由此而來。而在香港，2008年以來圍繞政制發展的政治鬥爭始終伴隨着文化鬥爭，從「本土主義」到「國教風波」，從「全面管治權」到「城邦自治論」，從「普選」概念爭論到「愛國者」概念界定，都集中在文教意識形態領域爭奪文化領導權。而內地學術界也産生圍繞改革開放前三十年與後三十年的爭論，圍繞「歷史終結」與中國道路的爭論，圍繞歷史書寫中的虛無主義、新清史、西方中心主義論述及重建中國文明傳統的爭論；在文化藝術領域，有圍繞「民國風」與紅色傳統的爭論，「眯眯眼」乃至「毒教材」引發的爭論，以及網絡上關於「公知」與「自乾五」，「恨國黨」與「小粉紅」的爭論等等。可以說，無論是國際上發生的大事，還是中國發生的事情，都會在文化政治領域引發類似的分歧爭論。可見，香港問題雖然發生在香港，但其癥結卻在中國、在全球，香港作為中西文明接觸的邊疆地帶，反而成為我們思考中國問題和全球問題的「索引」，乃至成為一種「方法」。

香港問題雖然發生在香港，但其癥結卻在中國、在全球，香港作為中西文明接觸的邊疆地帶，反而成為我們思考中國問題和全球問題的「索引」，乃至成為一種「方法」。

政治正當性或文化領導權問題隱含着「文化政治」這個主題。這些問題最終凝結到信仰和價值觀問題上，從而構成「文明」概念的核心內涵。亨廷頓也因此將全球秩序理解為「文明的衝突」，而台港澳地區作為中國文明面向海洋世界的新邊疆，恰恰處在與從海洋世界而來的基督教文明衝突對抗的「文明的斷層線」。香港在政治認同、人心回歸問題上出現的深層次矛盾恰恰源於不同文明秩序之間的衝突。然而，台港澳地區不僅是「文明斷裂帶」，同時也是「文明接觸地帶」，既是西方人瞭解、研究乃至學習中國文明的「窗口」（比如耶穌會就通過澳門這個窗口進入中國來瞭解和學習中國文明），同時也是中國人「睜眼看世界」的「窗口」。從「師夷長技以制夷」的魏源，到傳播西方文化推動中國改良變法的王韜；從以香港作為基地來發動革命的孫中山，到將香港作為儲蓄、流轉革命力量的「第三空間」的中國共産黨，近代以來的香港始終是中國人學習西方知識、文化並探索救亡圖存道理的啟蒙學校，始終是中國人推動傳統文明轉向現代文明的革命性力量。由此，香港在中國的話語敘述中，一方面在文明衝突背景下成為中國文明被西方文明打敗從而開啓近代中國屈辱歷史的起點，以至於「鴉片戰爭以來……」的敘述模式已成為我們理解近代歷史的標準語式，另一方面在文明融合背景下成為中國文明學習西方文明並推動中國從傳統邁向現代的起點，以至於香港成為中國文明保持開放，吸納其他文明，推動自我更新、自我成長的符號象徵。這兩種不同的理解方式纏鬥在一起，構成了中國人深層的意識形態密碼。正是在這種文明衝突與文明融合的有機互動中，才能真正理解香港回歸後面臨的「深層次問題」。

（二） 香港的文化政治想像：「大都會」、「文化沙漠」與「海外遊子」

鴉片戰爭以來，中西方文明尤其是區分「文明」與「野蠻」的價值尺度發生了衝突。英國馬戛爾尼使團訪華集中展現了這種文明的衝突。曾經讓中國人作為「文明人」倍感自豪的朝貢天下體系道德禮儀，在西方人眼中被看作「愚昧」；同樣，中國人認為屬於「野蠻人」的暴力崇拜（「尚力」）和「小人」錙銖必較的利益計算，在西方條約體系中卻被看作「文明」的象徵。因此，中國人在器物、制度和觀念層面不斷學習和吸收西方文明的歷史進程中，就會自覺不自覺地接受這一套關於「文明」與「野蠻」的價值尺度，並按照西方文明的標準來推動中國文明的轉型，尤其是戊戌變法和辛亥革命試圖按照西方標準將中國建構為自由憲政的主權國家，希望其被納入西方列強所建構的「文明」的國際社會，這無疑構成近代以來持續不斷、或隱或顯的「承認政治」的主線。五四運動毫無疑問是按照西方的「文明」尺度對中國文明淪為愚昧野蠻所展開的一場激烈批判乃至全盤否定的思想啓蒙運動。如果把中國傳統儒家理解為將政治與思想融為一體的政教體系（儒教），五四運動就類似於西方的宗教改革運動，將儒家文化與王朝政治乃至朝貢天下體系的政治建構剝離開來，改造為現代西方科學意義上的學術思想，形成「文化」與「政治」的相對分離。然而，不同的政治主張也會形成不同的文化主張，政治分歧也會發展為文化分歧，「文化政治」由此而來。五四運動以來，現代中國出現了文化政治上的道路分歧。一種是以西方資本主義作為典範和樣板的「承認政治」，由此形成「歷史終結」的意識形態；另一種是在西方初現的社會主義文化政治主張，用「革命政治」建立人類文明的新形態。這兩種現代性構思推動中國傳統文化在兩個理論路徑上展開其創造性轉化。前者形成與自由主義觀念相融合的右翼儒家傳統，比如推崇私有財産制度、禮儀等級秩序、士紳商業文化精英的價值觀念，以及君相共治的憲制秩序等，這兩種文化觀念結合在一起，共同服務於「承認政治」；後者形成與共産主義理念相互發明的左翼儒家傳統，比如推崇「公而忘私」的新民理念，民貴君輕的民本思想乃至平等觀念，順應天命的變法乃至革命思想，「天下大同」的政治理想等等。這兩種文化政治傳統支撑着兩條不同的政治道路，國民黨的「承認政治」道路認同了西方資本主義確立的文明標準，服從於西方建立的世界帝國秩序，而共産黨推動的「革命政治」致力於推翻世界帝國體系，並以主人的姿態建立平等的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這兩條道路與全球冷戰格局交織在一起，迫使現代中國回答：究竟是以奴隸心態臣服於西方建立的世界帝國體系，還是以革命立場打碎一切壓迫制度，以主人的自由精神走出一條符合中國實際的現代化道路。如果說現代自由精神基於獨立、自由的主人精神，那麽在全球資本主義構建的世界帝國體系中，對於後發達國家而言，「革命政治」才真正彰顯了現代自由精神。

五四運動以來兩種文化政治和政治道路的分歧和衝突在香港就集中體現在如何面對西方文明主導的殖民主義問題。港英政府為了抵制「五四」革命思潮對殖民統治的衝擊，開始在香港大力推動傳統儒家教育。因此，從「承認政治」的視角看，香港一直是中國人學習西方文明的典範，是中國人眼中代表現代文明的「洋氣」的「大都會」形象，中國人論述中的「洋」與「土」，文明與愚昧等新的觀念等級秩序就是在香港的具體形象中確立起來的。然而，從革命政治的視角看，整個中國都經過反帝反封建的文化政治洗禮，唯獨殖民地香港卻將儒家封建禮教的等級觀念和殖民統治的等級觀念勾結在一起，共同抵制「五四」革命思潮，維護港英殖民統治，以至於內地已經採用平民主義的白話文，而香港依然保留繁體文言文。因此，在以魯迅為代表的「五四」一代眼中，香港的商業大都會反而成為燈紅酒綠、紙醉金迷、腐敗沉淪的形象，未經革命新文化洗禮的香港無疑就變成了「文化沙漠」，成為「漂泊兒童」（聞一多語）。隨着新中國的成立，雙重國籍的取消，殖民地香港與內地的邊境管理越來越嚴格，兩地的政治、文化漸行漸遠，香港慢慢成為「海外遊子」。

新中國成立後，美國針對中國建立了華盛頓—台北—香港軸心對華「文化冷戰」戰略，香港因毗鄰東南亞而成為籠絡海外華人的重要支點。美國一方面支持錢穆、唐君毅在香港創辦新亞書院，利用右翼儒家理念來籠絡海外華人群體，抵制共産主義革命思潮；另一方面支持張愛玲的文學寫作，利用她對情感與欲望交織的「夜生活」書寫來抵消共産主義沒有夜晚只有「白天」的革命激情。由此，在西方自由主義以及新儒家教育下培養出來的華人精英群體恰恰成為殖民體制的捍衛者。費正清提出的「條約下的共治」概念就是強調將中國納入西方用不平等條約建立的殖民帝國體系中，用西方人和西方文明馴化的華人高等精英共同治理中國，其潜在的理論邏輯是：既然儒家知識分子可以和清朝統治者合作，也就自然可以和英美殖民者合作，香港就是這種「條約共治」的典範。正是在這種「共治」理念指引下，金耀基用「行政吸納政治」這個概念生動地展現了華人高等精英如何與港英殖民者結成一種「勾結式殖民主義」。

在西方自由主義以及新儒家教育下培養出來的華人精英群體恰恰成為殖民體制的捍衛者......金耀基用「行政吸納政治」這個概念生動地展現了華人高等精英如何與港英殖民者結成一種「勾結式殖民主義」。

在文明衝突背景下，港英殖民統治的核心乃是用英文教育取代中文教育。然而，恰恰是香港高階層華人呼籲港英政府推行全英文的「深度教育」，反對推行中文教育。被港英政府「吸納」到立法局的第一位華人議員，後來成為民國外交精英的伍廷芳在港英立法局辯論中留下的經典名言乃是：中文教育純屬「浪費時間」。同樣，當港英政府試圖通過香港中文大學來收編新亞書院，提出用科學專業教育來取代中國文明教育，用英文教育來取代中文教育的時候，右翼儒家對這種殖民統治沒有任何批判和反抗能力，只能妥協並最後投降繳械。海外新儒學逐漸淪落為國際化英文知識體系中的文化多元點綴，落入「花果飄零」的境地。

唯有在這種殖民主義與右翼儒家相勾結的文化政治中，我們才能理解1967年香港激進左翼的反殖民主義抗議運動的歷史意義，即以「革命政治」來挑戰這種「勾結式殖民主義」。這場革命運動雖然被港英殖民統治者鎮壓了，但它卻點燃了20世紀70年代香港左翼學生運動，使其成為70年代中國全力推動的全球反帝反殖民的「火紅革命歲月」的重要組成部分，尤其「保釣運動」和「法定中文語言運動」在海外華人中激發出巨大的愛國熱情和中華民族認同。在此基礎上，香港青年一代率先提出了「回歸」的政治主題，試圖將「文化」與「政治」進行新的連接，不僅認同新儒家論述的「文化中國」傳統，而且認同新中國奠定的「政治中國」傳統。然而，正是在20世紀70年代，香港的工業化起飛，逐步形成了不同於內地的本土文化、本土政治乃至本土的生活方式。「香港是我家」的身份認同開始出現，國際化大都市的優越意識也在滋生。「認識祖國，關心社會」成為一代香港新人的共同政治主題。正是在70年代這種左翼革命傳統中，台港澳地區以及海外的華人成為脫離政治中國的「海外遊子」，由此在《龍的傳人》和《我的中國心》的傳唱中迎來20世紀80年代中央推動的「香港回歸」。

（三）直面「勾結式殖民主義」：「去殖民化」的三種路徑

20世紀70年代的香港左翼運動將60年代對殖民主義的政治批判延伸到文化批判，無疑觸及「去殖民化」問題並推動形成了「民主回歸」思潮。然而，80年代全球右翼保守主義的回歸、中國的「去革命化」進程以及「一國兩制」方針在相當程度上抑制了香港的「去殖民化」主題。港英政治傳統在「保持不變」，「能不變就不變」的策略中作為「一國兩制」的有機組成部分被名正言順地保留下來。香港英文「深度教育」體系繼續再生産對殖民體系效忠的精英群體，他們從殖民統治者變成了特區政府管治者；與殖民者勾結的華人高等精英成為身份顯赫的統戰對象；曾經被他們鎮壓的左派依然受到主流社會的排擠；內地對「文革」的否定清算直接打擊了香港「認祖關社」（認識祖國，關心社會）運動中的「國粹派」，以至於香港本土的「社會派」在「民主回歸」進程中成長為社會中堅力量。米字旗、女王像等殖民地的外在符號被取消了，但殖民地的文化精神秩序非但沒有改變，反而在全球化中強化了其優越性。香港變成了「沒有殖民者的殖民地」，只不過它有了一個更為中性美好的概念——「國際大都市」。更重要的是，內地改革開放與「告別革命」推動的「與世界接軌」意識導致「承認政治」再度回歸，而香港從「文化沙漠」變成「東方明珠」，成為國家發展的標杆和典範。

我們唯有理解香港深層的文化政治矛盾，理解特區管治隊伍、公民黨、工商界、民建聯和民主黨等香港政治力量的精神起源及其在香港政治秩序中扮演的角色，才能理解為什麽香港政制發展議題推動香港本土主義甚至觸發「港獨」思潮的興起。

在這樣的精神秩序中，「一國兩制」「港人治港」和「高度自治」的口號以及由此而來持續不斷的香港政治運動將20世紀70年代滋生的「香港人」的文化身份鍛造為一種政治身份認同，而「兩制」的制度性隔離讓這種身份政治認同與內地産生了天然的隔離。「香港人」由此成為與「中國人」對應的概念，在爭取普選的每一次政治運動中不斷製造「人民出場」，強化其政治主體意識。我們唯有理解香港深層的文化政治矛盾，理解特區管治隊伍、公民黨、工商界、民建聯和民主黨等香港政治力量的精神起源及其在香港政治秩序中扮演的角色，才能理解為什麽香港政制發展議題推動香港本土主義甚至觸發「港獨」思潮的興起。解決香港回歸後面臨的深層文化政治矛盾必然觸及人心回歸引發的「去殖民化」問題。

從字面意思看，在香港討論「去殖民化」顯然是要清除港英殖民統治所建立起來的文化精神秩序，那麽香港新的精神秩序應該由誰來提供？老左派或許希望追溯到20世紀六七十年代香港反英抗議運動並由此上溯到五四運動，這就意味着必須為香港提供社會主義的精神秩序，但這顯然不符合香港回歸之後中央提出的「一國兩制」理論，因此這種革命政治的「去殖民化」論述從一開始就被遏制了。然而，香港社會本土力量希望回到20世紀70年代香港本土社會興起以及新儒家「文化中國」論述與西方自由主義的結合，共同抵制社會主義的文化政治論述。在這種關於「去殖民化」的論述中，「一國兩制」所肯定的放任自由的資本主義、廉潔高效的港英公務員體制乃至行政主導和功能選舉的制度統統是香港需要「去殖民化」的對象，他們所期待的是通過普選建立起扎根香港本土的立法主導體制。正是從香港本土派的文化政治想像出發，他們提出將香港回歸看作香港從英國的殖民地變成中國的「殖民地」，最多承認中央擁有駐軍和外交權力，其他「剩餘權力」都歸香港的「城邦自治論」，由此，香港在中國秩序中的地位類似於英聯邦體系中「自治領」的獨立地位。在他們的論述中，「去殖民化」的目的不是實現「人心回歸」祖國，而是讓香港獲得政治上和精神上的獨立自主。這樣，恰恰是在香港本土主義思潮泛濫和「港獨」興起的背景下，香港的「去殖民化」研究才真正浮出水面。如果我們不能理解70年代香港本土「社會派」的精神起源及其「民主回歸」理想，實際上就無法真正理解困擾香港的「深層次問題」。

討論香港「去殖民化」問題無疑要解决「人心回歸」，從而為「一國兩制」奠定與其相匹配的文化精神基礎。然而，「一國兩制」的制度結構不僅要解决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兩種論述的矛盾，而且要解决左翼儒家與右翼儒家的矛盾，從而將中國文明傳統與資本主義傳統以及社會主義傳統融為一體。「一國兩制」概念試圖從文明融合的視角消弭冷戰中的意識形態衝突及其背後的文明衝突，而這種文明融合視角無疑要在更大的範圍內打通中國古典文明傳統、資本主義文明傳統和社會主義文明傳統（所謂的「通三統」）。這就意味着要推動中國傳統文明在吸收西方文明（包括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的基礎上實現「創造性轉化」，推動形成現代中國文明的新形態。這也意味着我們不能在「文明衝突」的話語體系中討論香港的「去殖民化」，狹隘地將「去殖民化」理解為清除港英時期形成的文化政治傳統。相反，必須在文明互鑒、文明融合乃至文明更新的意義上，充分吸收西方資本主義文明的有益要素來豐富和發展中國文明。香港原本就是中西文明交融的産物，並沒有什麽真正屬於香港「本土」的東西。香港的「去殖民化」並不是為了探尋香港純真的「本土」而去除「殖民遺産」，也不是為了回歸中國傳統而去除外來文明，而是要去除對西方「歷史終結」意識形態的幻想，去除對西方建立的世界帝國體系的尾隨依附心態，樹立作為中國人的政治主體性和文明自信心，以開放包容的心態來吸納西方文明以及所有偉大人類文明的優秀成果，推動中華文明的偉大復興，推動形成人類文明新形態。在這個意義上，在香港開展「去殖民化」，與其追溯歷史，不如着眼於展望更好的未來並開闢出這個未來。這意味着我們必須超越單純的主權國家理論，回望歷史上的帝國，展望未來復興的文明。

香港的「去殖民化」並不是為了探尋香港純真的「本土」而去除「殖民遺産」，也不是為了回歸中國傳統而去除外來文明，而是要去除對西方「歷史終結」意識形態的幻想，去除對西方建立的世界帝國體系的尾隨依附心態，樹立作為中國人的政治主體性和文明自信心，以開放包容的心態來吸納西方文明以及所有偉大人類文明的優秀成果，推動中華文明的偉大復興，推動形成人類文明新形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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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源自《「跨文明」與「新邊疆」——從「香港問題」到「以香港為方法」》，作者強世功為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北大社會科學部部長、北大國家法治戰略研究院院長及北大港澳研究院副院長。文章原刊於《開放時代》2023年第2期，香港01獲作者授權全文轉載，香港01創辦人于品海先生提供導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