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港晚深的跨境學童．四｜香港不只是跳板 發揮雙邊身份優勢
跨境學生絕非「弱勢、邊緣化」的代名詞，他們自小獨自遊走於陸港兩地，熟悉兩種文化、多種語言，尤其是在香港積極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的當下，理應擁有雙邊優勢。不過，以往特區政府似乎不太重視這個群體，自然也不太關注他們所面對的通勤、融入、身份認同、社會歸屬等問題。如今，政府、學校和社會應該怎樣支援跨境學童，才能化解他們的雙重身份困局，更好地發揮他們獨特身份優勢？
「朝港晚深的跨境生」深度報道系列四之四
陷「所學非所體驗」困惑
教育局於2021年公布《價值觀教育課程架構》，其中提到須「加大力度推行國民教育的工作，培育具國家觀念、香港情懷和國際視野及對社會有承擔的新一代」，「協助學生建立國家觀念和公民責任心」，「對社會和國家整體福祉作出貢獻。」
為了培養學生的國家觀念和公民責任感，教育局將相關的教育內容貫通和滲透於不同範疇的學科及全方位學習。特別現行的中小學課程框架，包括小學的常識課、初中的中國歷史課和高中公民及社會發展科，不乏國民教育（包括《憲法》、《基本法》及國家安全教育）、公民教育、國家和香港歷史、社會發展等課程內容。跨境學生學習國民教育難度不大，惟甚少接觸香港社會，難免限制他們對香港文化的理解和公民身份的建立。
立法會選委界議員、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副會長鄧飛指出，對跨境學童而言，例如烏蛟騰抗日英烈紀念碑、西貢抗日英烈紀念碑、海防博物館，或者純粹關於香港社會、文化的景點，他們未有必有足夠的時間參觀、體驗，獲得切身感受，而這些教學內容反而會令跨境學生存在困惑，「因為他們晚上就回內地。這並非問題，問題是他們接受的教育當中存在香港社會、生活元素。這樣會有『所學非所體驗』的情況發生。」
應付考試不同於應付生活
不過，兩位跨境學生的家長並不擔心。被問到是否存在「所學非所體驗」的情況？小六跨境生文同學的父親提到「通識科」，認為科目已經涵蓋一定的生活常識和科學常識。然而，通識科早已壽終正寢。政府於2021年3月更名為「公民與社會發展科」，課程以香港、國家和當代世界作為核心內容，文憑試評核方式亦改為「達標」或「不達標」。
中一跨境生鄭同學的母親則認為，學校老師有教授相關內容，每周也會升國旗，孩子的接受能力很快，「香港的文化，他應該還是懂一點點。」她坦言，雖然兒子不會說廣東話，但並不擔心他與同學之間的溝通問題，因為他們基本上都說普通話；不過，她也表示，既然兒子以香港大學、香港中文大學、香港科技大學為目標，必須學好廣東話。
語言的肌理是社會文化，學生可以應付語文考試，並不代表能夠融入大學或香港生活。但鄭太相信，「如果他能應付考試，那他粵語應該很好。」不過，教育局去年優化文憑試，自2024年開始會取消中文卷三「聆聽及綜合能力」和卷四「說話能力」，兩卷所考核的能力會融入一次文字報告及一次口頭匯報的校本評核，只佔文憑試成績的15％。
內地港校抽離本地社會
如何破除跨境學童個人成長的種種阻礙？港深兩地教育局自2008年起，推出港人子弟學校或港人子弟班計劃，在校內設立香港中學文憑試（DSE）課程、內地課程、國際課程，希望減省跨境學童每日的通勤時間，令他們能夠與相同背景的學童一同上學，避免陷入長期遊離於港深的雙重身份困局。
但問題是，港人子弟學校每年學費動輒數以十萬元計，遠非一般家庭所能應付，對基層家庭而言更加遙不可及。以廣州南沙民心港人子弟學校為例，高中一年的學費已多達14.5萬元人民幣（約16.52萬元港幣），還未計及每天160元人民幣（約182元港幣）的住宿費和每年1.9萬元人民幣（約2.2萬元港幣）的餐費。若按本港每年不少於190日上學天計算，高中三年的總學費58.3萬元人民幣（約66.42萬元港幣）。
香港教育大學社會科學系副教授陳潔華則指，香港教師的教育素質是跨境家庭讓孩子留港讀書的原因之一。鄧飛亦認同，港人子弟學校為跨境學生提供穩定的校園生活，有利於個人成長，但完全抽離於香港社會的地理位置，反而令學生無機會接觸香港社會，不利於本港引入人才、培養人才，「對於他們來說，香港不過是留學的地方......用工具理性考慮留在香港工作的原因，如果有其他更好的出路，我就離開。情感很淡薄。」
個人發展VS社會需要
陳潔華建議，政府和社會應該幫助跨境學童培養對社會的歸屬感和認同感，這樣既有利於個人發展，又有利於建立溫情社會。前者關乎個人發展所需要的社會網絡、資訊和溝通等社會資本，後者關乎維繫社會所需的鄰里情誼和回饋社區的責任。但若各方不管不顧，只會導致他們把香港當作跳板，「但你希望他們只是把香港當作『跳板』嗎？」
鄧飛亦提醒，當一個人對社會和國家缺乏情感，個人發展的考慮僅憑工具理性，「你的城市或者國家，遇到危難時，沒有人願意留下解決問題......這純粹是遊牧民族式——『逐水草而居』。」
然而，對跨境家庭而言，歸屬感和關愛社會的討論，或許抽離了社群本身。香港賽馬會跨境家庭新里程計劃主任倪怡潔認為，跨境家庭按子女的發展狀況和需要，在港深之間選擇升讀港人子弟學校，或者內地的其他學校，從來都是個人的選擇：「我個人覺得，他們其實對香港有極大的歸屬感。」
對於未來的出路，文先生與女兒的回答，頗為一呼一應，「順其自然，按自己的想法，想去哪兒就去哪兒。」「我覺得哪裡（港深）更好，就去那裡發展。」
鄭太則強調兒子要考入港中科三大，然後留在港深工作；兒子卻更希望在深圳工作。
跨境學生絕非「弱勢」
跨境學生絕非「弱勢、邊緣化」的代名詞，他們自小獨自遊走於陸港兩地，熟悉兩種文化、多種語言，尤其是在香港積極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的當下，他們理應擁有雙邊優勢。
陳潔華認同，「有些家長認為子女明白國情，懂得香港文化，又會兩文三語，自理能力不錯，很有發展前景。」
闊別香港校園3年，跨境學童自2月起分階級復課，原有的通勤、融入、個人成長問題再次浮出水面。政府和學校應該如何支援這近2.7萬名跨境學童，更好地培育他們成材？
倪怡潔所屬的香港國際社會服務社，於福田、南山、羅湖設有服務中心，專門向跨境學童及家庭、準來港人士提供語言、社交、情緒支援和期望管理服務。機構正在籌備社交小組，協助長期上網課、缺乏實體交際的跨境學童認識朋友，盡早適應實體校園生活。
陳潔華建議，學校可以推行「Buddy（友伴）計劃」，例如一個跨境學生配對一兩個本地同學，幫助學童重新融入校園，「他們（跨境學童）2月份突然回到學校，（如果學校）不製造機會鼓勵他們，他們很難融入。」而兩位家長也希望政府多加關注跨境學生，但主要期望當局支援子女的跨境上學，例如減省通勤時間、補貼車費。
如何扭轉雙重身份困局及隨之而來的疏離感和工具理性？鄧飛認為，在國家認同感之外，無論情感歸屬於香港或深圳，「千萬不要做無情的人，不要一切考慮出於功利。」他續說，「至少要培養他們有人情味，懂得關心身邊人。我個人認為，這才是教育上真正的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