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代貧窮・二｜解決父母貧窮　何須等下一代？

立法會改革扶貧政策和策略小組委員會上月底（9月26日）檢視現行扶貧政策，期間一致認同由政務司司長陳國基率領的「弱勢社群學生擺脫跨代貧窮行動小組」推出的「共創明『Teen』計劃」；與會的勞工及褔利局局長孫玉菡更揚言計劃是精準扶貧的第一步，可為居於劏房的中一至中三的學生「鋪闊未來道路」。不過，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工作學系副教授黃洪質疑，計劃既未能對焦劏房家庭的真實需要，也未能觸及跨代貧窮的痼疾，因為問題源自父母在職貧窮，提高生活工資有用得多。

「跨代貧窮」系列深度報道四之二

解決貧窮問題
何須等下一代

「共創明『Teen』計劃」涵蓋師友配對、個人發展規劃、財政支援三大元素，冀能惠及2000名來自弱勢家庭的初中生，幫助他們開闊眼界、加強自信、建立目標、力爭上游。

「中國人經常說，知識改變命運，再窮不能窮孩子——你（父母）窮沒關係，只要子女不窮就可以，所以你（父母）捱下去。只要你（孩子）將來出頭，全家就可以改變命運，阿爸阿媽都有穩定生活。」黃洪接受《香港01》專訪時指出，「共創明『Teen』計劃」本質是一種「希望」投資——希望下一代成材、希望下一代「上流」，能夠過上更好的生活，背後源自一種供養子女的傳統習俗和文化思維，「（以為）解決貧窮問題要靠下一代。大家常說的跨代貧窮，也不是說現在，而是在說子女將來能否脫貧。」

但這種說法其實是種謬誤——為什麼要靠孩子幫助家庭脫貧？黃洪指出，跨代貧窮的最大問題是「父母貧窮」：「跨代貧窮的意思是說，父母窮所以子女也窮，很難從貧窮的軌跡中跳出來。如果解決他（父母）現在的貧窮，那就解決了絕大多數的問題。沒有貧窮家庭，自然沒有貧窮兒童，更何況跨代貧窮？」然而，這樣淺顯的道理並沒有鑲嵌在政府緩解跨代貧窮的核心思維和方法上，取而代之的「望子成龍」的傳統思維——以為當下投放一些資源給予劏房兒童，就能夠助其「未來」脫貧——這顯然是本末倒置。

高舉津貼主義
衍生忌廉效應

可惜，在上月底（9月26日）舉行的立法會改革扶貧政策和策略小組委員會會議上，不但未有立法會議員指出政府做法未有對準「跨代貧窮」問題，反而一致認為「共創明『Teen』計劃」能夠開眼界、下志向，就有助於緩解跨代貧窮——這同樣是匪夷所思。

根據黃洪所言，若要解決所謂「跨代貧窮」問題，特區政府亟待處理的是「父母在職貧窮」，同時為下一代提供寬闊而有上流空間的就業市場。這兩核心問題的解方，《香港01》已不厭其煩地論證，必須提高最低工資、發展多元產業、創造更多好工。

不過，新一屆特區政府似乎無意改變任何扶貧方針，而是繼續高舉所謂「行之有效」的「津貼主義」。勞工及褔利局局長孫玉菡出席上述會議並介紹現行扶貧政策措施時，提到在職家庭津貼計劃（WFA）。他引述數據指，目前有6萬個家庭、逾20萬人受惠，「市民可以繼續工作，又有多一些錢，特別是有小朋友的家庭，會得到更多優惠。」

最低工資凍薪
基層苦不堪言

觀乎現行WFA政策（見上表），政府以每月總工時、住戶人數和每月入息上限及資產掛勾：以二人住戶的單親家庭為例，資產低於36萬元，月入少於1.47萬元，只要每月工作36小時或以上，即每日平均工作1.2小時，就可以申請1,000至1,400元的高額津貼；對於非單親的三人住戶，資產須低於46.9萬，月入少於1.79萬元，每月總工時只要在144小時或以上，雙職父母每人每月只要工作9天8小時，同樣可以申請上述高額津貼。

乍看之下，津貼為稍低於貧窮線的低收入家庭幫補家計，看似十分合理。然而，黃洪批評，這種扶貧方式無法惠及真正有需要人士。他以「忌廉效應」（creaming effect）解釋——政府選擇「面層」接近貧窮線的群體，給予現金津貼，幫助他們脫離貧窮線，但對「底層」的困難戶則拋諸腦後。「忌廉效應」與商業上常見的「吸脂效應」（cream skimming）類近，「吸脂」是指從新鮮牛奶當中去除雜質提煉奶油，「吸脂效應」則是公司為了獲得較高回報，只會提供較高價值或較低成本的產品，捨棄其他顧客群組。

在黃洪看來，最直接幫助在職家庭脫離貧窮線的方法之一，是提高「最低生活工資」。

現時法定最低工自資為每小時37.5元，原定兩年一檢，但自2019年後受疫情影響再無調整。這對領取最低工資的基層家庭而言，到底是什麼概念？以一個兩人的劏房單親家庭為例，37.5元的時薪，以每日8小時、每月工作26日來計算，月入不過7,800元；即使能夠申領1,400元的WFA，每月也只有9,200元；但劏房月租所費不菲，按2021年劏房月租中位數4,800元計算，這個家庭就只剩下4,400元過活，每天不能花超過150元。

實行生活工資
過上體面生活

黃洪提到2018年與樂施會合作研究的《香港生活工資研究報告》，當中提倡政府及有能力的企業為僱員支付「生活工資」，每小時54.7元（2018年水平）。作為倡議型媒體，《香港01》亦提倡香港應該進行一場「薪酬革命」，實行每小時70元的「生活工資」。

「生活工資」是指勞工在一個標準工作周所得到的報酬，足以為他及家人提供體面的生活水平；而「體面生活水平」的要素包括食物、食水、住屋、教育、保健護理、交通、衣物和其他基本需要，包括應付突發事件的儲備。「生活工資」有別於「最低工資」，基層不會只能勉強生存。「但政府屬下外判清潔工，往往以最低工資水平僱用。他們可能每天上班四到五小時，有家人需要照顧。」他續稱，「政府不應帶頭製造貧窮。」

不過，即使父母的在職貧窮問題得以解決，但下一代的就業問題和階級上流同樣嚴峻。

「以前我們經常說，香港是一個開放社會，人有高度的流動性——只有肯努力，就會所謂向上的空間。」黃洪指出，這種代際流動性隨着時間推移而逐漸拉平，變成「下一代不如上一代容易上流」。

產業單一遺禍
高端工種不足

翻查資料，香港大學畢業生的平均收入的確在過去二十多年不進反退。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許正宇去年5月5日答覆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陸頌雄書面質詢時，引用「綜合住戶統計調查」報告（見上表），表示以2018年價格計算，2019年20至24歲、擁有學士學位的「95後」（1995至99年出生者），平均月入僅1.8萬元，較1994年20至24歲同等學歷「70後」月入的1.94萬元，減少約7.2%。

看似是「學位眨值」的表徵，實質是社會整體教育水平提高，大學生佔整體人口的比例不斷增加，比起1994年，現在反而有更多得到學士水平的收入。唯問題是，經濟結構未能追上人力需求，導致大學生所做的工種流向低技術職位。新論壇及新青年論壇2018年發表的《香港各世代大學生收入比較研究報告》中可見，大學學歷勞工從事低技術職位比例，由1997年的8.4%激增至16.4%（見下表）。

黃洪分析，這一方面源於「去技術化」，以前的技術人員、文書職位的競爭力大為下降，亦可被科技取代；另一方面是「產業單一」，就業市場沒有創造出更多上流空間和與整體教育水平提升所配匹的工作機會，年輕人沒有明確的晉升階梯。

階級流動停滯
市民自我躺平

據立法會秘書處於2016年發表的《人力調整為香港帶來的挑戰》報告，1994至2015年間本地勞動市場增加了85.4萬名持有學位的工人，但同期只新增了66.6萬個較高技術職位。在「供過於求」的情況下，自然導致更多持有學位人士不得不轉向從事文書支援人員、服務及銷售人員等低技術職位。

這種社會環境下成長的大學生畢業生，黃洪觀察到他們很少安份走進職場，不乏騰空一年以實踐自己，或作自由職業，或作身兼多職的「斜棟人」（Slasher），或只能從事與大學專業不相關的低技術職位，「因為他們很多時候沒有選擇，亦看不見上升空間，那就跳回自己可以控制的行業，例如斜棟、自由職業，做一些藝術、文學創作的工作。」

「但這些工作能否維持生計？是可以養活自己，賺一點旅費，可能兩三年去一次旅行。但這樣的生活，有多少空間讓人向上提升？」黃洪預視，大學畢業生在這種人生軌跡上生活，就算未來的生活水平、階層有所提升，但人到中年或有更大機會「向下流」，「如果（教育水平）差一些的市民，就直接躺平，因為做麥當勞、街邊賣寬頻和踩單車送外賣，其實分別不大。有好多人認為，這已經不是開放的社會，大家都認為無階級上流的機會，所以就不努力工作，而那些工作也不是他們想做的。」

沒有認識貧窮
沒有追求滅貧

低氣壓之下，特區政府推出「共創明『Teen』計劃」，冀能透過當中的「師友配對」項目，由「成功」的友師向「貧困」的學童灌輸正向價值觀，藉以激勵他們努力向上。

不過，黃洪坦言：「你說服不了他。你說『識人好過識字，要做職業規劃』，學生聽了會覺得：『你在說什麼？』他們面對的生活，正正不是這樣。」他笑稱，學生所依靠的，只能夠是父母的階層，「家人越有錢，他就愈不需要做，在家中打遊戲。」

但對於基層學生，從小沒有父母的資源可以依賴，畢業後又要面對艱難的就業市場。

其實問題無人不曉，為何政府仍以「共創明『Teen』計劃」來解決問題？黃洪慨嘆，「那是因為問題太長久、太核心，政府解決不到。如果能夠解決，就不用那麼多屆扶貧委員會來回討論，也無法解決。」這麼看來，顯然是政府對貧窮的認識和對滅貧的追求出了一些問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