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國兩制」死了嗎？
全國人大常委會周二（30日）就基本法附件一、二的修訂獲167票全票通過，立法會將以40、30及20比例分配議席，選舉委員會增加愛國愛港團體、政協委員的名額，取消區議會議員的資格。
從《港區國安法》的制定和實施，警方大規模檢控民主派初選參與者，到北京改革香港選舉制度以落實「愛國者治港」，「『一國兩制』已死」的論調流行一時。泛民及其支持者普遍難以接受，他們感到失望、無奈甚至憤怒，認為選舉制度修改是香港失去「一國兩制」的最有力鐵證，控訴北京背棄《基本法》規定的普選承諾。香港民主黨前主席何俊仁在接受《香港01》訪問時，便批評北京對港政策似乎再次走向「一左二窄」的舊路，非但不能孤立敵人，反而在團結整個民主派，也令人感覺到似乎連「溫和民主派」也不是出路。他說，「這是很不幸的，我想不到他們會做到這麼絕，這麼瘋狂」，「香港人的信心、香港的聲譽已被毀於一旦」。
（一左二窄：中共建政後長期負責海外統戰和港澳工作的元老廖承志，在中國內地改革開放初期，為了解決香港問題所提出的說法。廖承志認為，長期以來北京對港工作存在兩個主要問題，一是思想和路線「左」，二是爭取、吸納的範圍「窄」，主要集中在社會底層，如果不去糾正「一左二窄」，就無法適應新形勢開展香港工作，就會繼續「自我孤立」，脫離香港社會。）
在歷來與香港關係密切的台灣，本來就存在着排斥「一國兩制」的心理。隨着2019年反修例風波和北京一連串強勢治港動作，尤其是蔡英文政府在選舉年的渲染下，台灣社會對於「一國兩制」的不信任情緒不斷加深。今次北京強勢修改香港選舉制度，更是讓台灣不分藍綠的政治人物都發聲批評。蔡英文指摘北京「無疑是毀棄『一國兩制』的政治承諾」，趙少康說「現在哪有兩制，香港現在變成只剩下1.1制」，「香港立法會已死，已被人大取代，再搞下去就是一國一制，沒有一國兩制了」。連具有大中華情結的馬英九都直言鄧小平提出的「一國兩制」構想正式走入歷史，已宣告死亡，對此感到非常遺憾。
在國際社會，雖然先是3月初有70個發展中國家發表聯合宣言，支持中國涉港立場，後又有越南、老撾等國政府發聲支持中國，但西方國家普遍強烈指摘中國違反對香港的民主承諾。3月12日七國集團（G7）發表聯合聲明，批評北京「破壞香港『一國兩制』原則下的高度自治」。美國國務院甚至在中美阿拉斯加會談前一天，宣佈制裁24名中國內地和香港的官員。
面對此情此景，人們不能不追問的是，香港「一國兩制」真的死了嗎？香港未來的出路在哪裏？
斷言「一國兩制」已死言之過早
斷言香港「一國兩制」已死雖然能塑造出一種在強權下的悲壯，但主觀感受多於客觀分析。認為香港「一國兩制」已死的說法，無外乎三大理由：一是直言選舉制度修改後「港人治港、高度自治」被嚴重限縮，北京主張的「愛國者治港」扼殺自由民主，民主派處處遭受打壓；二是斷言選舉制度修改無異於撕毀《基本法》的普選承諾；三是認為港版國安法實施以來嚴重侵蝕港人的自由。
然而，「港人治港」作為從屬於「一國兩制」的北京治港承諾，從來都不是指「完全自治」，而是指「高度自治」。什麼是「高度自治」？《基本法》第二條規定：「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授權香港特別行政區依照本法的規定實行高度自治，享有行政管理權、立法權、獨立的司法權和終審權。」這一規定既明確了香港「高度自治」來自北京的授權，又限定了「高度自治」包括行政管理權、立法權、獨立的司法權和終審權。若照此標準，不論是港版國安法還是選舉制度修改，雖會影響香港管治秩序，但主要體現在為香港政治劃定國家安全的邊界，強化對於香港選舉制度的掌控力，並未否認和消除香港的行政管理權、立法權、獨立的司法權和終審權。斷言香港「高度自治」不復存在的觀點，既誇大和誤會了近年來北京治港政策的影響，更是將「高度自治」理解為不受一切影響的「完全自治」。
被不少人質疑將扼殺香港自由民主空間的「愛國者治港」亦非新鮮事物，而是鄧小平當年提出「一國兩制」時所列明的「港人治港」的界限和標準，是「一國兩制」的內置要求。《美國憲法》第14修正案第3款也規定：「對合眾國作亂或反叛，或給予合眾國敵人幫助或鼓勵，都不得擔任國會參議員或眾議員、或總統和副總統選舉人，或擔任合眾國或任何州屬下的任何文職或軍職官員。」所以說，只要承認香港主權屬於中國這一基本現實，那麼「愛國者治港」便理所應當。
當然，判定愛國者的標準應該是令人信服的，「愛國者治港」不能變為「愛黨者治港」。但不論是中國國務院副總理韓正說的香港選舉制度修改「不是為了剔除任何人」，國務院港澳辦主任夏寶龍聲明的「『愛國者治港』絕不是要搞『清一色』」，還是當年鄧小平說的1997年後管理香港的人「左翼的當然要有，儘量少些，也要有點右的人，最好多選些中間的人」，這其實已說明「愛國者治港」並非要求治港者的政治光譜全部一樣，還是可以保持多元，不會淪為「愛黨者治港」。換言之，至少今天北京承諾的是，一個人可以不愛中共，但只要尊重中共，不損害和顛覆中共，依然是有希望成為治港者。中國全國港澳研究會副會長、澳門大學法學院教授駱偉建接受《香港01》訪問時說過，傳統泛民只要滿足「愛國者」前提，毋須過度憂慮自己的政治理念會被針對、被打擊。雖然一些人會說中共說一套做一套，其承諾不值得信任，但「試玉要燒三日滿，辨材須待七年期」，中共的承諾是否值得信賴需要時間來檢驗，而非輕下結論？
至於香港泛民遭受打壓，確實在一定程度上是事實，泛民正處於誕生以來最嚴峻危機，面臨何去何從的困境。其中一個原因是長期以來中央的治港體系簡單以意識形態劃線，厚建制派薄泛民，忽略香港實際情況，將有着約六成民意並曾主張民主回歸論的泛民推向對立陣營，實在非常不明智。但泛民倘若能在「一國兩制」框架下以積極心態和北京務實溝通，沒有和西方政治力量聯手對抗北京，沒有在2019年反修例風波中被激進勢力劫持，北京治港政策再怎麼變，都不至於像現在這樣嚴厲和強硬。
至於北京背棄香港普選承諾的說法，不可否認，站在選舉民主的角度來看，北京修改香港選舉制度並非進步，甚至有嚴重倒退嫌疑。因為北京修改後的選舉制度確實明顯壓縮和稀釋了直選在選委會和立法會的影響力，過去被不少港人指責的小圈子選舉將成為今後選委會、立法會的主要選舉方式。關於這點，連身兼港區中國全國人大代表的港府行政會議召集人陳智思都坦承，「民主進程將會回到回歸初期」，「明白香港人短期內對選舉制度感到失望，日後未必再熱心於政治」。
然而，今次北京雖然修改《基本法》附件一、附件二，但仍然保留正文關於普選的規定，意味普選仍然是特首選舉及立法會選舉的最終目標。而且《基本法》本來就規定香港根據「實際情況和循序漸進的原則」最終達至普選特首和立法會議員的政改目標，從未說過普選會一步到位，此處關鍵是「實際情況和循序漸進的原則」。在今次選舉制度修改之前，特首選委會的代表性和立法會的直選比例都在逐漸提升。2014年北京的「831」決定即使不符合許多港人的西方式選舉民主想像，但其實合乎《基本法》規定，香港若然「袋住先」，可以再在與北京的積極溝通過程中逐步深化。今次北京雖然沒有沿着過往政改成果繼續朝前擴大民主程度，但就像陳智思說的「過去幾年有少數立法會議員拖慢議會進度、打着針對及抹黑中央等旗號，令中央擔心香港的民主路是否在走正確方向，『一國兩制』能否繼續」。前年香港區議會選舉，歷來在地區工作不佔優勢的泛民和本土派靠着反對北京和港府的立場獲得歷史性大勝，深深刺激到北京。區議會選舉後本土抗爭派的激進聲浪明顯蓋過傳統溫和泛民，他們策劃初選，提出在立法會選舉中取得「35+」，進而通過癱瘓管治來逼迫北京和港府作出大幅讓步的設想，更令北京無法忍受，所以將選舉制度修改上升為香港「一國兩制」生死保衛戰的高度。
既然北京改革香港選舉制度是為了確保其信任的愛國者治理香港，而非否認民主承諾，那其實意味着一旦能夠確保「愛國者治港」，北京便沒有理由延遲香港民主進程，而應會適時根據香港「實際情況和循序漸進的原則」推進普選。最近香港立法會前主席曾鈺成公開表示，他對香港達致普選仍然感到樂觀。既然如此，斷言北京放棄普選承諾是否言之過早？
其三是認為《港區國安法》實施以來香港人的自由被嚴重侵蝕，故斷言香港「一國兩制」已死。這不僅忽略了《港版國安法》所劃定的自由邊界其實是對《基本法》第23條立法初衷的延伸，而且雖然收縮了一些港人曾經習以為常的有可能觸及國安問題的自由，但有效堵塞了國安漏洞，本身也是對港人自由的一種保障。
今天不少人認為香港「一國兩制」已死的理由主要集中於民主和自治空間，這其實帶着對「一國兩制」的誤解。「一國兩制」自創立以來旨在解決的是中國內地的社會主義制度和香港資本主義制度在「一國」之下的和平共處問題。今天香港資本主義制度依然得到強有力的保障，香港的獨立關稅區地位、獨立貨幣管理、獨立經濟社會治理和司法獨立、終審權仍然存在。將討論視野聚焦到民主和自治空間，其實是對「一國兩制」的誤解和收窄，忽略更為基礎和廣闊的關稅區、貨幣、經濟社會治理和司法面向。這樣說絕不是指民主和自治空間不重要，而是說不能過於放大，不能以偏概全，不能見樹不見林。香港泛民、台灣社會和西方國家之所以那麼糾結於民主和自治空間既是受意識形態的影響，亦是因為已經適應「一國兩制」所呈現的懷柔面向，忽略「一國兩制」內含的強硬面向。當年鄧小平設計「一國兩制」時就已經兩手抓，既有懷柔面向，亦不乏應對危機時刻的強硬面向。這也是為何2019年修例風波爆發後，鄧小平一些應對危機的強硬表述在中國內地和香港廣泛流傳並被北京治港體系反覆引述。當香港和北京充滿互信，當香港管治合乎北京定義的「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那自然盡可能給予更多民主和自治空間。反之，如果香港和北京嚴重缺乏互信，香港管治危機頻發，嚴重威脅「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那北京便會展現強硬一面。
「一國兩制」尚未死去，而是進入2.0版本
直言香港「一國兩制」已死言之過早，是情緒化理解「一國兩制」。今天北京治港政策之變，儘管不被香港泛民、台灣社會、西方國家接受，卻內嵌於「一國兩制」，並非另起爐灶，推倒重來。北京承諾的五十年不變是指「一國兩制」大原則和大框架不變，但並不是指五十年不管或具體內容五十年一成不變。世間任何具體的制度設計，都可能會因應內外形勢而發生改變。「一國兩制」作為北京和香港之間最大共識，至今依然被北京定義為解決香港問題的最好安排，但近年來香港「一國兩制」實踐過程中所爆發的管治危機，又令北京無法忍受，所以北京才會反復解釋港版國安法、選舉制度修改都是為了查缺補漏，確保香港「一國兩制」行穩致遠。可見，在北京看來，不變的是「一國兩制」的大原則和大框架，變化的是一些具體內容。
近年來北京治港政策變化的大方向已經愈來愈清晰，更加強調「一國」秩序和底線，大幅強化《基本法》雖未明言但符合「一國」現實的全面管治權，堵塞國安漏洞，加快推進陸港融合。在此大方向下，今次選舉制度修改不會是北京治港政策之變的終點，北京治港還會有後續行動，甚至不排除修改《基本法》的可能性。關於這一點，中共十九屆四中全會涉港要求便是例證。2019年10月底，在修例風波愈來愈烈的情勢下，中共十九屆四中全會提出了一系列「堅持和完善『一國兩制』制度體系」的要求，其中就包括暗指港版國安法的「建立健全香港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自此之後，北京治港陸續推出一連串大動作。但目前中共十九屆四中全會涉港要求尚未完全落實，考慮到中共一旦確定路線，不達目的不會輕易甘休的作風，今後數年北京治港肯定還會有新動作。
此番情景與香港回歸初期相比，真是恍若隔世。那時，因為陸港之間尚處於蜜月期，北京治港體系對於作為新生事物的「一國兩制」缺乏經驗，誤以為放手讓香港自行治理就能萬事大吉，低估了殖民地時代對香港深層次矛盾、社會結構和港人國族理念的形塑和影響，故為了安撫對回歸懷有疑慮或觀望心理的港人，北京治港整體上不介入。用當時流行的話來說，是「井水不犯河水」。雖然2003年50萬港人上街反對《基本法》23條立法，一度促使北京局部調整治港政策，開始有所介入，如推動陸港經濟合作、人員便利往來和介入香港民主化進程，但總體上北京參與仍然很少。直到2014年佔中前夕，面對香港激進主義、本土分離主義的浮現，北京正式提出全面管治權，預示治港政策開始發生方向性轉變。2019年修例風波的爆發更迫使北京下定決心更大幅度調整治港政策。不論是兩辦主官調整和香港中聯辦大換班，兩辦以「行使監督權」之名頻繁發聲，還是《港區國安法》制定實施，人大常委會作出香港立法會議員履職資格的決定，香港選舉制度修改，無不說明曾經那個「井水不犯河水」的時代徹底成為過往，香港「一國兩制」處於鄧小平創立以來最大轉捩點，可謂2.0版本。
香港今後數年是關鍵時刻
應該承認的是，香港「一國兩制」2.0廣受爭議。香港泛民及其支持者、台灣社會和西方國家的看法固然有失情緒化和意識形態化，但不信任的情緒是不爭的事實，北京不能不予以考慮。
鄧小平當年會見英國時任首相戴卓爾夫人時就說過，處理香港問題「既考慮到香港的實際情況，也考慮到中國的實際情況和英國的實際情況」，「我們解決問題的辦法要使三方面都能接受……就香港問題而言，三方面都能接受的只能是一國兩制」。這番話道出了香港問題的特殊性以及在香港實行「一國兩制」的根本原因。如今，香港已經回歸24年，不必再特別考慮英國關切，但香港社會的關切，北京不能不考慮。鑒於香港「一國兩制」事關解決台灣問題的示範效應，北京還應考慮治港政策對於台灣社會的心理衝擊。香港是聞名世界的全球金融中心，中西利益交匯之處，長期以來扮演中西溝通和利益聯結的橋樑、中轉站，西方國家在香港有巨大的利益存在，北京治港同樣不能不去考慮西方國家的關切。
這意味着北京治港體系要在自身關切和香港社會、台灣社會、西方國家的關切互動過程中，尋找某種平衡點，不能一味用強，不能造成不必要的對立，要積極溝通，爭取外界的理解，更要以實際行動和努力來證明自己所做的一切最終確實讓香港人生活和「一國兩制」變得越來越好，就像鄧小平當年說的「如果有什麼要變，一定是變得更好，更有利於香港的繁榮和發展」。
新加坡已故建國總理李光耀曾說：「我認為，我們說一個政府受歡迎並不是說它要在治理期間的任何時刻都受歡迎……有時你必須徹底不受歡迎，但你在任期結束時，你應該給人民帶來福利，這樣人民才會認識到你所做的事情都是有必要的。」這句話用來形容近年來北京治港政策生變或者說「一國兩制」2.0非常恰當。對於香港泛民及其支持者、台灣社會、西方國家而言，有的時候，許多事情不要着急下結論，可以保持審慎態度，在更長時空背景來看待事情。對於北京治港體系來說，近年來一連串大動作遭受質疑，並不完全受歡迎，甚至使香港泛民及其支持者、台灣社會、西方國家的不信任情緒達到一個頂點，當務之急是要確保通過一番努力和積極作為後，讓「一國兩制」2.0時代的最終治港成績來消除外界的不信任情緒。
那麼什麼樣的治港成績才能達到這一點？首先在政治層面，北京治港體系要確保「愛國者治港」依然具有廣泛包容性，具體執行過程中的評判標準令人信服，不至於淪為“愛黨者治港”或愛國庸才治港，不會擠壓正常的反對聲音和不同意見，不會讓劣幣驅逐良幣，不會讓香港政界充斥阿諛奉承之輩或政治投機分子。北京高層官員已經說過，「愛國者治港」只是最低標準，會致力於提升治理效能。這一點能否得到落實的關鍵在於今後香港管治能不能在充分而多元的競爭和選拔中確保「良才善用，能者居之」，實現選賢與能。否則的話，若讓愛國庸才或政治投機分析佔據高位，既是對「愛國者治港」的扭曲，對港人智力和審美的侮辱，更是對香港經濟社會發展的不負責任。坦率說，考慮到目前港府官員和建制陣營的能力素養參差不齊、泥沙俱下的現狀，治港團隊要做到選賢與能非常困難，亟待全面改革人才選拔體系。
同樣是在政治層面，北京治港體系應該正視香港社會的普遍民主訴求，宜疏不宜堵，建立一套符合香港實際、有治理效能和認受性的民主。今次北京改革香港選舉制度不應是終點，「愛國者治港」亦只是最低標準，在時機合適時，北京還是應該及早兌現《基本法》承諾的雙普選。當然，過去一些年來，選舉民主在海內外都接連遭遇困境，民粹甚囂塵上，政治娛樂化和庸俗化，資本劫持選舉民主，治理低效、無能，諸如此類的弊病，不一而足，選舉民主確實到了重新審視的時候。北京治港體系在與香港社會普遍關切的互動過程中，應該從世界視野下來探索香港特色民主制度，盡最大可能既為多數港人所能接受，又能規避現行選舉民主弊病。
其次在香港人普遍珍惜的自由層面，北京治港體系應該用實際行動證明，目前所做的一切不過都是為了打擊港獨和分離主義，不會妨礙《基本法》所承諾給港人的自由權益。近年來香港泛民、台灣社會、西方國家都在質疑港人自由正在一步步被侵蝕。治港團隊要用實際結果讓他們的質疑不攻自破，要讓世人親眼看到香港依舊還是一個高度自由開放的城市。這就要求治港團隊在處理任何與自由相關的個案時，都要慎重，以理服人，不要落人口實，不要造成恐慌。
最後在長期困擾香港的房屋問題、貧富懸殊、階層固化、經濟結構畸形等深層次問題上，北京和港府要有實質性作為。長期以來，深層次問題壓得多數香港人難以喘氣，讓他們活得艱難而壓抑。港英時期的總督麥理浩至今仍為人懷念，一個關鍵原因是他任內大刀闊斧改善港人生活。一個殖民地政府尚能如此，北京和港府若不能做得更好，何以服眾？況且近年來北京治港政策生變最終要通過具體施政成績來評判，其中最關鍵的評判依據便是北京和港府能不能讓香港社會實現公平正義，讓港人過上更加美好的生活。最近韓正已反覆提及要解決以房屋問題為重點的香港深層次問題，惟願這樣的表態落到實處。
當然，「一國兩制」2.0時代的香港能否變得更好，是多方面因素合力的結果。除了北京和港府之外，建制派、商界、泛民等群體同樣責任重大。建制派要積極變革，提升能力素養，以是其是非其非態度監督港府施政，不能淪為橡皮圖章或應聲蟲，更不能成為阻撓變革的既得利益集團。商界要明白資本扭曲下的富者愈富、窮者愈窮的利益結構難以持久，要看到北京治港政策已經生變，要適時作出改變，幫助香港社會實現公平正義。泛民要回歸政治現實主義，不能老是活在虛妄的想像中，要學會以小事大以智，理性看待自身處境和北京的角色、力量。因為今次選舉制度改革後香港政制會是北京主導和港府行政主導相疊加，故今後數年「一國兩制」2.0的成敗主要取決於掌握最大主動權的北京和港府能否以實際施政來贏得人心。
「一國兩制」作為人類歷史上一場新的政治實驗，曾讓北京和香港雙贏。北京展現了和平誠意，收回了主權，讓香港繼續以中西方聯繫中轉站的獨特地位來推動國家改革開放，而港人得以保持原有生活方式和自由不變，享受比港英時期更加廣泛的民主和自治空間。香港九七回歸之前，外界一度留下九七大限的說法，擔心北京的承諾不可靠，移民潮興起，不少港人客走他鄉，但回歸初期的實踐證明「一國兩制」得到有效落實，九七大限的說法不攻自破。如果後來中國內地、北京和香港之間能夠良性互動，相向而行，香港社會越來越認同國家，北京回饋香港更大政治空間，那無疑是最為理想的結果。但遺憾的是，過去多年中國內地、北京和香港之間互動，時常不歡而散，互信和善意被不斷消磨，直至香港管治深陷困境，危機頻發，北京被迫祭出重拳，給香港下了一劑猛藥。中國古語說「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因應香港「一國兩制」困境和管治危機，北京治港已經「窮則變」，香港「一國兩制」進入2.0版本，今後能否「變則通，通則久」，全在於北京和港府的治港成效，未來數年是關鍵時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