選舉改制．專訪｜十字路口的香港亟需重新認識中國共產黨
曠日持久的香港反修例風波，如同被打開的潘多拉魔盒，不僅將香港積重難返的問題與矛盾全部釋放出來，而且也促使北京加速對香港管治危機撥亂反正。從《港區國安法》到選舉制度改革，北京不容置喙的決心和意志力被世人看在眼裏，而香港社會在大變局面前的迷茫無力亦具體可感。處在十字路口的香港，未來將向何處去，《香港01》記者就此採訪了北京港澳學人研究中心理事林朝暉。
香港01：對於香港選舉制度改革，據你觀察香港社會目前有什麼樣的反應？
林朝暉：香港的反應需要區分來看，一些是參政的，一些不是參政的。先説不是參政的，香港市民中的建制派支持者很多都支持選舉改革，因為他們認為這是讓香港恢復安定，回到正常軌道的一種方法，這種方法是對的，而之前沒有去糾錯。建制派的選民當中也有不少認為，過往的選舉方式是不公平的，有利於某種煽動，讓正常的聲音沒有辦法表達。因為比例代表制最容易贏得選舉的做法，是提出一些激進的主張，而建制派的選民相對都比較温和、保守。
另外一批支持泛民主派的選民也不能忽略，裏面有更多人認為，從《國安法》到現在，香港不止是政治表達空間變小了，以後連參選空間都變小了。這個説法在香港泛民主派的選民當中是蠻普遍的。我身邊也有不少年輕的泛民選民，有能力的可能選擇移民，或者準備多一本護照，有點觀望態度。有一些更極端的就很悲觀，這種人永遠都有。
香港01：那對於參政者呢？
林朝暉：在參政者裏面，激進派知道自己沒有空間了，其實很多都已經投降了，各種求情。當然也有人認為，我就要從容就義，那就坐牢，都有。但是温和的泛民主派也有不少人表態説，他會遵守以後新的規則。
而在建制派裏面，我覺得有一個有趣的現象，建制派當中出現了兩波的人，這兩波人對於選舉改革，嘴裏説支持選舉改革，但沒感覺他們很開心。以後沒有了那麼一個明確的激進反對派情況下，他們在政治角色裏面的功用就小了。以往他們盲目地支持中央就好，盲目地支持政府就好，也不需要從政水平，但現在看來對建制派有新的要求，需要更高的水平。
第二點，中央從現在起等於是自己承擔了政改的責任，成了第一責任人。這個先例一開，以後也沒有什麼政治議題會成為選舉主要的議題，以後選舉議題或變成政策左右的問題，經濟立場的左右問題。我相信現在所有建制派不管是所謂的走基層路線的政黨，還是走中產路線的民建聯、工聯會，所有政黨給香港人的印象都是既得利益者，都是經濟右派。他們儘管説自己是經濟左派，但沒人相信。
中央其實説得很清楚，這次改革是為了解決香港深層次矛盾問題，這才是未來的關鍵點。如果這樣的話，等於是經濟政策左傾是必然的方向。經濟政策左傾，他們明顯是沒有政策準備，沒有理論準備，也沒有論述準備，人才儲備更沒有。
我相信現在建制力量裏面，就算擔心改革，也得事事去喊着改革。但是也有另外一波是希望，從制度落實過程當中的一些細節拖後腿，嘗試維持既得利益，又可以達到比較大的話語權，讓政策不要往左傾。只要政策有鐘擺，出現經濟上面的左跟右一直搖擺的話，等於他們可能會有一段日子比較失去更多的話語權，屬於比較落魄的階段。他們也嘗試在選委會、議會的組成，一些細節上面給壓力，甚至投入精力來影響政策往他們比較舒服的方向走。
這裏面要平衡的是，均衡參與，得考慮到要有反對派存在，還得考慮這個議會的自我更新能力，我説的自我更新是政策更新能力，能否在既得利益跟香港普羅大眾的利益當中有解決深層次矛盾的能力，而不是完全一面倒，永遠都是往既得利益方面走。
香港01：你提到的各方博弈和平衡，其實從立法會改革的兩套方案也不難看出，究竟是432還是333，各方爭議很大。最終選擇432，從中既可以看出北京想要保障絕對的安全，也意味着北京現在對香港非常的不信任。當香港進入到一個新周期，北京和香港之間該如何建立新的互信？
林朝暉：這裏面有一個很大的假設，認為是中央對香港的不信任，我覺得不是中央對香港不信任，反過來是中央看清了香港問題的癥結。儘管在泛民主派眼中，他們可能看到是建制派佔所謂的三分之二甚至更多，這是一個絕對安全，但是我認為也不要把所謂的建制派佔絕對多數，看成是鐵板一塊。裏面有很大部分會通過一些其他方式，去傳遞國家意志。這裏面絕對不是傳統的既得利益集團，而是傳遞了中央對於改革，甚至某些方向的想法，不止是為了避險。
其次，如果中央真的不信任香港、要避險的話，方法太多了，可以在選舉的資格門檻，甚至其他的手段讓風險永遠不出現。推動選舉的改革也反映中央對一國兩制的初心是不變的，還是希望港人治港。我不認為中央對香港不信任，中央還是有一個基本判斷，相信香港大部分的人。如果我們把激進的排除掉，選舉制度的方法改變了，制度影響人的行為，大部分人還是支持一國兩制的，還是支持香港發展行穩致遠的。
最後，重建信任裏面很重要的一點，中央這次在改革裏面也有反覆提醒，即改革更關注的是如何解決香港深層次矛盾問題，而不是很多人看到的如何政治避險。以往為了維持繁榮穩定，很多界別根本上就是既得利益集團。當時可能沒有考慮到如何讓一些有心想改革香港，甚至推動某種社會範式轉移的侯選人可以被提名上來，在現有的制度裏面根本不可能。此次改革是希望傳遞國家意志，通過新增部分議員讓立法會有自我更新能力，中央可以有更大的話語權。這一點也是體現了一國的優勢，體現香港真的是背靠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只有社會主義體制才能做到。
香港01：從國安法到選舉制度改革，很多人會問，這些漏洞都堵上後，香港真的能走出泛政治化的泥沼嗎？畢竟香港走到今天，有着複雜的歷史因素和現實因素。在你看來，香港從泛政治化走向聚焦經濟民生，最大的阻力是什麼？
林朝暉：泛政治化更多是制度造成的，當然也有人為的因素，我們回歸後自己有點犯傻，用錯制度了，每四年一次立法會選舉，區議會選舉，還有特首選舉，太頻繁的選舉自然會讓社會泛政治化，這二十多年更嚴重了，所以這次我們也承認是對過去選舉制度糾錯的做法。這個糾錯是中央很正確的一個判斷，泛政治化不是根本，泛政治化只是表象，背後還是根本政經制度問題，還有市民的核心利益問題，這個得先處理。
能否走出泛政治化關鍵是新的議會、新的選委會、新的特首第一步做的是什麼。我認為新一任特區政府一定要明確目標，新的國家意志是否一致要消滅貧窮，香港現在最需要的是消滅貧窮，還有尋找新的發展機遇，創造更多中產職位。現在不管是特首還是立法會議員，大家嘴裏説大灣區，但是誰真正懂得大灣區發展機遇在哪？動輒提到中美貿易戰對香港造成影響，但香港在未來世界格局下應如何定位及自處？ 接下來幾年，政治上的執拗停歇後，恐怕香港參政者真的需要靜下心來專心做戰略、做政策，尋找出路。
香港01：所以你對香港接下來尋求出路是樂觀還是悲觀？
林朝暉：我比較樂觀，現在國家意志變得很清晰，在制度設計裏面也能體現了，未來的政府在議裏里也能穩住某些票。不過我也擔心有兩個矛盾：首先，建制派在往左傾的時候，沒有理論準備，沒有政策準備。 以前的政策基本上沒有很大的改動，都是政府負責統籌派點錢、做轉移支付，也不清楚自己要幹嘛。不像內地，每個城市都很清晰，哪個領域先攻堅，哪個領域要鞏固，而香港沒有這種思維。 其次是未來特首人選從哪裏出來，香港過往幾任特首除了公務員之外，也是從既得利益集團出來，如果未來特首的提名制度中，需要繼續向既得利益妥協，又是否能真正照顧到民生。
香港01：按照北京相關官員的説法，香港接下來的改革會帶有很強的內地改革的邏輯，也就是從「中國特色」到「香港特色」。
林朝暉：過往很多人對香港制度的理解，是井水不犯河水，只強調兩制，香港是香港，內地是內地，這個是很不對的。香港既然是在一國的單一制國家框架裏，憲法對香港是有效力的，國家社會主義執政黨對香港應該也有影響力的。國家對香港一個地方政府制度微調，甚至對未來方向糾錯，這個是應當的。再者，今天所提到的深層次矛盾問題，不完全一定與意識形態有關；相反只是從頂層制度設計、利益分配制度、社會結構重整方式來自我完善、自我修正。這種對資本主義制度的自我修正，英、法這類歐洲國家對選舉及社會制度也同樣改了很多次，但我相信以社會主義為綱的國家執政黨必然會在洞察香港本質問題、改革決心和手法上與歐美國家會略有不同。
放眼世界，中國共產黨作為執政黨具有很強的自我更新能力。就像夏寶龍主任説的，全盤照搬西方選舉制度對香港不管用，同時香港這幾年出現的問題，中央也看在眼裏。如果鄧小平當年的中國特色是在社會主義計劃經濟裏面加上市場經濟的元素，那麼今天香港的改革就是在資本主義那一制裏面，加上社會主義那一制的元素。我始終關懷的是，能夠讓香港貧苦大眾能向上流動，生活過得有尊嚴，應當是優先的事；一個能讓香港市民過得好、符合香港實際情況的 「香港特色資本主義」 並無不可。
香港01：對港人來説，之所以不能全面準確理解一國兩制，也是源於對中共、對社會主義那一制的不解。今年是中國共產黨成立百年，全世界都面臨着如何認識這一百年大黨的難題，香港更是不會例外。
林朝暉：如何認識中國共產黨，我認為得讓有內地經歷，而且對中共及其一路走來的歷史有深刻思考的人去多講，學校裏面很少人講。香港的議員建制派有幾個很懂中共歷史呢？也沒幾個。香港政界在解讀內地政策的時候，很少從全局去思考問題，永遠強調的是香港在中美新冷戰中怎麼贏，根本不懂國家領導及內地知識分子的戰略眼光，不明白北京着眼於一個國家和民族的未來，甚至人類的整體利益。概而言之，港人對一個政黨的理解，還停留以西方政治的視覺去理解的，認為政黨內部的一些行為方式是固定的、靜態的，也是可以預估的。 我常跟香港年輕人説，中國共產黨是學習型政黨，是在不斷學習和自我更新的。一國兩制同樣如此，也是摸着石頭過河，這是中國共產黨發展戰略很形象的概括。
對於這次改革，我只想強調一點是，國家政府發現香港的政治化局面、深層次矛盾問題香港無法自行處理。香港自行處理的結果只是，過去十多年問題不斷被政治問題耽誤、政府及政黨缺乏改革魄力、既得利益者認為香港市民活在水深火熱與己無關。中央在不更改普選最終目標的前提下，適度介入改變遊戲規則，催逼香港進行改革及對社會利益重新分配，尋求新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