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國者治港|「二元對立」政治紛爭 始於港府施政失效

撰文:黃舜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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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今日(3月11日)有望通過《全國人大關於完善香港特別行政區選舉制度的決定草案》,授權全國人大常委會就《基本法》附件一和附件二、即行政長官和立法會產生辦法進行修改。特首林鄭月娥周一(3月8日)見記者時,回應有關人大修改香港選舉制度將會收窄民主派政治空間的質疑,指出香港是時候改變傳統以民主和建制二分的政治生態。這種以民主、建制派來區分政治光譜的「二元對立」政治思維,的確不斷深化社會撕裂,無疑需要打破。不過,林鄭藉此把香港問題推卸給政治紛爭,顯然是「倒果成因」,無視政府多年的施政失放,沒有做好「港人治港」。

「事實上,建制派裏的人士都是民主的,他們的工作都是為人民服務。這種簡單地把議員分類,即是把政治人物這樣分類,我覺得是時候要有一定的改變。」或許林鄭月娥的這番話,是善意提醒香港社會要走出「民主、建制」、「黃、藍」二元對立的政治紛擾,而由全國人大出手修改香港選舉制度,有望防止議會基於基於意識形態陷入分化。

香港近年先後發生2014年「佔領中環」和2019年「反修例風波」等大型社會運動,期間「港獨」等分離主義抬頭,部分市民更主張以激進手段追求政治訴求,但這些紛亂只是香港深層次問題的表象,問題背後實際指向特區政府多年以來的施政失效,死守「積極不干預」的經濟教條,無視資本主義本身的結構困局,導致社會貧富懸殊、怨聲載道。

2019年6月9日的反修例遊行有大批市民出席,至晚上有部份人士未有離開。 (資料圖片)

然而,林鄭月娥的回應,似乎只把香港問題當成政治問題,又把港府的施政失效推卸予議會的政治紛爭,難免被人質疑是「倒果成因」、「自欺欺人」。例如香港的土地房屋問題,是因為二元對立的政治紛爭才導致政府遲遲不敢大舉徵收土地、興建公營房屋嗎?顯然不是,而是政府仍未從港英時期的「官商共治」中醒覺,資源分配長期傾向既得利益群體;即使回歸後,政府仍然不敢得罪既得利益集團,連原本在去年8月租約期滿的粉嶺高球場都不敢全數收回,反而決定以每年一元續租球場。又如政府於2019年提出落實徵收額外差餉的建議,以鼓勵一手私人住宅單位盡早推出市場,惟去年底突然撤回,繼續縱容發展商囤積居奇。

港府連市民最基本的安居問題都未能解決,又長期堅持「房屋並不是簡單的商品」,有違國家主席習近平多次強調「房子是用來住的,不是用來炒的」的房屋定位,談何有效管治?

當市民長期目睹社會不公,貧富懸殊未見改善,政府亦缺乏有效的產業發展政策,產業發展單一連帶著傳統的升學、就業階級逐漸失效。即使是大學畢業生,也面對「畢業就失業」的問題,甚至大喊「讀書無用」。階級固化難以產生社會流動,而政府未能秉承公平正義重整分配結構,導致低下階層無法共享經濟成果。市民在百般無奈之下,自然會以更極進的手段追求平等,正如佔領華爾街事件喊出那句「we are the 99%」,可見政府放任分配不公。

香港的樓價在過去十年為全球最高,「有瓦遮頭」對不少香港人來說,是一個遙不可及的幻想。(資料圖片/李澤彤攝)

如今,中央重整治港理念,先是推出《港區國安法》,再為「愛國者治港」定調,未來更會完善「香港特色民主選舉制度」,想藉此確保香港社會遠離纏繞多時的「泛政治化」、民主和建制二分對立的政治紛擾,把香港從走歪的路中拉回來,回到「一國兩制」的初心。

特區政府必須警惕的是,中央出手為香港收拾「爛攤子」,並非要港府重回「自由放任」的舊路,而是要讓香港「由亂變治」,大刀闊斧處理香港社會、民生、經濟等深層次矛盾。早前,主管港澳事務的國務院副總理韓正在北京與港區人大代表會面時亦提到,香港住屋問題,指要解決難度很大,但總要有開始的時候,否則最後損壞的是全港老百姓的利益。

因此,無論是特區政府的問責班子,還是公務員團隊和傳統建制精英,更應審視過去問題,反思為何回歸至今未有做好「港人治港」,真正做到「為人民服務」;而對於香港管治體系當中起領導作用,居於領導職位的人,「愛國、愛港」也只是最低標準,需要遵循更高、更嚴格的標準──不只是循規蹈矩,也不是簡單的愛國忠誠,而是主動作為和擔當的「賢能愛國者」。這樣才能真正「正本清源」,確保香港長治久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