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國者治港・深度訪談｜不搞「清一色」 夏寶龍在向誰喊話

繼《港區國安法》之後，北京針對治港問題再有大動作，香港現有選舉制度，從特首到立法會再到區議會的全方位改革，已箭在弦上，預料將在3月召開的全國兩會上見真章。圍繞「愛國者治港」以及香港選舉制度改革，以及這些大動作背後的中共治港邏輯，香港01專訪了全國港澳研究會理事、北京航空航天大學高研院、法學院副教授田飛龍。此為訪談上篇。

01：這一次「愛國者治港」被提到了非常重要的位置，究竟怎樣判斷一個人是不是愛國者？全國政協副主席、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主任夏寶龍提出三個標準：愛國者必然真心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愛國者必然尊重和維護國家的根本制度和特別行政區的憲制秩序；愛國者必然全力維護香港的繁榮穩定。相較於鄧小平所定義的愛國者，今次的愛國者有怎樣的繼承與發展？這一政治倫理和政治規矩，具體該如何制度化？

田飛龍：夏寶龍在講話中也提到，愛國者治港是從鄧小平設計「一國兩制」的時候就有的一個政治倫理和制度原則，並且鄧小平當時也提出了非常明確的標準——「尊重自己民族，誠心誠意擁護祖國恢復行使對香港的主權，不損害香港的繁榮和穩定」。夏寶龍在這次講話中對於愛國者標準的拓展性定義，是淵源於鄧小平的定義，並且又結合了時代內涵，進行了更新。這也是很容易理解的，畢竟鄧小平當年的定義是針對回歸前的情況，回歸前國家利益的範疇、國家制度的體系化以及香港繁榮穩定的具體形勢等，都跟今天大有不同，愛國者具體的內涵在這三個維度上肯定應當有相應的拓展與豐富。

至於「愛國者治港」如何制度化的問題，原來的愛國者沒有在法律上進行非常明確的制度化，現在愈來愈清楚了。制度化的原因，在於「愛國者治港」在香港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挑戰。在鄧小平時代，在估計香港管治情況的時候也沒有預料到，或者說沒有非常清晰地判斷到，香港會出現2019年反修例風波這樣一個前所未有的反中亂港的社會運動。所以「一國兩制」不得不根據具體的情況而作調整，這也是立法者非常自然而然的科學認識「一國兩制」、因地制宜拓展「愛國者治港」的制度內涵和基礎的正當舉動。

基於香港的現實，接下來「愛國者治港」會覆蓋到香港的選舉與治理的所有環節，包括參選、宣誓、履行職務、懲戒等。新制度不僅對選舉產生的職位具有直接的支配力，對於公務員職位，所有公職人員職位也具有支配力。當然目前的重點是針對選舉，尤其是應對9月要重啟的立法會選舉，以及隨後的特首選委會選舉和特首選舉。香港的選舉是香港管治權的保衛戰，北京從這樣的高度出發，立足於通過制度的修改，來確保愛國者治港。

01：從夏寶龍講話來看，顯然北京對於愛國者是有區分的，比如愛國者和堅定愛國者，普通市民和治港者尤其是領導者的要求是不同的。按照夏寶龍的原話，「我們強調『愛國者治港』，絕不是要搞『清一色』。香港絕大多數市民素有愛國愛港的傳統，『愛國者』的範圍過去是、現在是、將來也是廣泛的。香港中西文化交融，社會多樣多元，一部分市民由於長期生活在香港這樣的資本主義社會，對國家、對內地了解不多，甚至對國家、對內地存在各種成見和偏見。對這些人的取態，中央是理解和包容的，也堅信他們會繼續秉承愛國愛港立場，與反中亂港分子劃清界限，積極參與香港治理。」怎麼理解這種區分？對香港不同群體釋放怎樣的信號？

田飛龍：在「愛國者治港」的大原則下，首先按照排除法排除掉的，就是反中亂港分子，對應着那句「反中亂港者出局」。在反中亂港者出局的情況下，按照愛國者的三條標準，實際上是最有利於温和泛民與中間派，最有利於夏寶龍講話中提到的「對國家、對內地了解不多，甚至對國家、對內地存在各種成見和偏見」，但是又沒有滑向反中亂港程度的人。這些人還是可以被納入香港的選舉以及管治的範疇，愛國者治港隊伍裏面還是會包容一些對政府、對體制有批評，但是並沒有從事反中亂港顛覆性活動的這些人。

可以說，這是北京在跟温和民主派、中間派喊話，吿訴他們，香港的民主政治遊戲極端派不能進場，而温和派是可以進場的。温和派要和香港愛國建制派共同組成一個香港新的民主政治的生態，這個生態是契合「一國兩制」的。「愛國者治港」不是要搞清一色的建制派治港，「愛國者治港」是要搞符合愛國者標準的港人治港，在確立愛國者共同基礎的條件下其範圍仍然是包容性和多元的。

01：在「堅定的愛國者」部分，夏寶龍講話中不只是要求這些人要「準確貫徹」，還要有鬥爭能力，站在最前列，顯然比對愛國者的要求更高。

田飛龍：愛國者裏面區分出了一個堅定的愛國者，這個是在香港管治體系當中起領導作用，居於領導職位的人，中央認為這些人在愛國者裏面要用更多、更高標準要求自己，主動擔當，考慮國家利益，勇敢鬥爭，跟中央緊密團結，共進退。「堅定的愛國者」實際上是一種進階性幹部標準，是「賢能政治」（meritcracy）的範疇，不是循規蹈矩，也不是簡單的愛國忠誠，而是主動作為和擔當。這種「賢能愛國者」是中央的理想期待，也是香港市民的理想期待。

中美貿易戰以來，還有香港歷次社會運動當中，以及在疫情發生後，香港確實有相當多的高官，未能體現這樣更高的愛國者標準跟相應的美德和能力。所以中央這裏面講了堅定的愛國者，也釋放了信號，將來中央對香港選人用人的標準，就按堅定的愛國者標準來，不僅是一般性的忠誠，也要更高的忠誠，而且要有更高的能力，德才要配位。這其實會給香港，主要是問責制的高官很大的壓力。這些群體也要更多、更完整、更全面地學習運用「一國兩制」。講話裏面也講到了，不僅要學習「一國兩制」，還要運用「一國兩制」，這個標準就更高了，要有大局觀，要有理想信念，要有充沛的責任倫理和行動能力。

01：按照這樣的區分，香港支聯會在不在這個範疇內，是不是還能夠參選治港？

田飛龍：我覺得可能這個在法律上有嫌疑，我專門寫過文章，支聯會的所作所為其實涉嫌觸犯《國安法》。原因是什麼？支聯會的綱領和行動當中呼籲結束一黨專政，結束一黨專政正好是夏寶龍講的第二條所針對的破壞國家根本制度，破壞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制度。按現有的綱領以及活動的性質，支聯佰是不符合愛國者標準的。

上世紀90年代以來香港原來存在的一些如法輪功以及其他激進的既反國家又反共，甚至是模糊的不反國家而反共，將國家和中國共產黨分離、對立的那些政治組織和主張，在現有的「愛國者治港」的要求之下，應該說都要重新檢討，都有政治出局的法律風險。

01：您提到的反共、反中的區別，還包括罵共產黨，也是社會目前很關切的。夏寶龍說，「中國共產黨帶領人民締造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在我們這個實行社會主義民主的國家裏，可以允許有不同政見，但這裏有條紅線，就是絕不能允許做損害國家的根本制度，也就是損害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制度的事情。『一國兩制』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重要組成部分，中國共產黨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領導者，是『一國兩制』方針的創立者，是『一國兩制』事業的領導者，一個人如果聲稱擁護『一國兩制』，卻反對『一國兩制』的創立者和領導者，那豈不是自相矛盾？」港人的擔憂是，以後是不是也不能罵共產黨了？究竟是「愛國者治港」還是「愛黨者治港」？

田飛龍：我覺得香港的擔憂是對的，切中了這次「愛國者治港」自主調整的要害。傳統的罵共產黨，只要不轉變為行動，是被允許的。1987年4月，鄧小平在接見基本法起草委員會成員時指出：「有些事情，比如一九九七年後香港有人罵中國共產黨，罵中國，我們還是允許他罵，但是如果變成行動，要把香港變成一個在『民主』的幌子下反對大陸的基地，怎麼辦？那就非干預不行。」而在新時代「愛國者治港」的標準之下，可能這個界限就要重新考慮了。按照夏寶龍的講話，在「愛國者治港」的標準裏，黨和國家更加緊密地結合在了一起。罵共產黨也是要區分情形的，如果是無中生有的罵，造謠的罵，甚至是攻擊體制的罵，比如利用新冠肺炎疫情攻擊制度和體制，這是不被允許的，儘管沒有轉變為行動，但這種言論同樣具有煽動性、危害性，會影響到香港市民對一國兩制、對國家的信任和認同。至於轉變成行動，那就更不可能了。香港國安法對此是有所針對和規制的。香港社會必須根據當下的法律環境和愛國者治港的完整要求加以調適。

01：這個邊界不好拿捏，最終會不會走向另一個極端？比如不允許有不同的政見。

田飛龍：邊界不好拿捏就是要逼迫他們轉變成「忠誠的反對派」，「忠誠的反對派」就是心中有國家，真正的尊重維護國家根本制度和特區憲制秩序。在此前提下進行的公權力監督，包括批評特區政府甚至中央，這完全是允許的，是基本法所保障的。但以前的那種漫無邊際的、天馬行空的罵和批評，肆意勾結外國一起來行動，這已經不可能了。

比如六四這樣一些有爭議性的歷史事件，如果僅僅是說以歷史紀念的方式，以學術討論的方式，甚至對民主有不同理解的方式進行一些研究和表達是可以的，但如果像支聯會那樣進一步延伸到捏造事實，並且要求結束一黨專政就不可以了。即便是在香港這樣的環境之下，談論六四也會有限度，因為根據國安法及「愛國者治港」的新要求，有關言行不能觸及到對國家根本制度顛覆性的批評和煽動。

01：從「愛國愛港」到「愛國者治港」，其中明顯加入了「尊黨」的成分，也可以看做是「愛國愛港」到「愛國、尊黨、愛港」的變化。

田飛龍：這個理解是比較準確的，有這個趨勢。「愛國者治港」中的國，是具體的國，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愛國就是愛中華人民共和國。這個國在中國憲法上又是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中國，這是清清楚楚的，有血有肉的。中央並沒有要求在愛國之外另外要單獨愛黨，但是一定要尊重黨對這個國家的領導。如果不尊重黨對國家的領導，就相當於把這個國家給割裂了，把這個國家給一分兩塊，好象有一部分是跟黨的領導對立的。這在中國憲法上，還有在中國的政治體制上是不被允許的，也是不科學、不合理的。確實要愛國尊黨，尤其尊重黨的領導，承認共產黨的正當地位和合法性，但不需要熱愛它，當然確認信仰後要求入黨是另外一回事。

01：此前美國不斷有聲音將中國共產黨和人民對立起來，也就是把黨和國家對立起來。習近平在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75周年座談會上，作出了五個「絕不答應」的宣示，其中之一便是「任何人任何勢力企圖把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割裂開來、對立起來，中國人民都絕不答應。」「愛國者治港」中愛國與尊黨的一體，其實也在這一大的脈絡下。

田飛龍：香港和海外世界習慣於分離黨和國家，分離國家和人民，現在相當於從憲法和學理上對國家做一個完整性的解釋。將黨的領導因素作為國體的核心因素加以肯定，並且在「一國兩制」、「愛國者治港」當中要沉澱下來，這其實也是在鞏固社會主義國家的政治根基。

「愛國者治港」是清理香港民主政治生態的一個理性舉動，為一切真正願意符合法律同時又具有社會公共服務精神的政治人士，開闢了一個理想的政治遊戲平台。在這個遊戲平台上，大家都能夠在愛國者標準之下，從事關於「一國兩制」的建設性的思考、行動、辯論、競爭、博弈和進取。這正是香港民主由亂返治，由激進轉向理性的非常重要的一個契機。香港各方除了極端派以外，應該把這看作是香港民主再出發的一個機會，努力使自己符合愛國者的標準，並且以愛國者的身份從事真正對香港、對國家有益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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