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國者治港・深度訪談｜從國安法到選舉制度改革　中共的治港邏輯

繼《港區國安法》之後，北京針對治港問題再有大動作，香港現有選舉制度，從特首到立法會再到區議會的全方位改革，已箭在弦上，預料將在3月召開的全國兩會上見真章。圍繞「愛國者治港」以及香港選舉制度改革，以及這些大動作背後的中共治港邏輯，香港01專訪了全國港澳研究會理事、北京航空航天大學高研院、法學院副教授田飛龍。此為訪談下篇。

01：隨着治港政策的輪番變化，以及《港區國安法》、選舉制度改革等大動作，的確能據此透視中共的政治文化，而對港人來說，也迫切地需要對中國共產黨重新認識。

田飛龍：經過《港區國安法》還有這次選舉改革，香港人對中國共產黨的政治文化、政治品德、政治意志有了更直觀的理解。中國共產黨絕對是一個言出必行的政黨，也是負責任到底的政黨，更是最後為「一國兩制」立規矩，為「一國兩制」買單的政治組織。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中國，是香港21世紀命運的唯一決定者。在此意義上，「一國」是命運，「兩制」是生活。

回過頭來看，2003年那麼温和的23條立法不要，現在想想，相比較而言港人是不是更願意接受2003年的那個條例？政治有的時候確實是反諷的，你完全不考慮對方的關切，不考慮國家的利益的話，一味抗爭到底最後的結果就是得到相反的東西。選舉制度變遷也是一樣的。這反映了香港回歸20多年來，反對派不僅沒有成為「忠誠反對派」，而且根本就沒有政治成熟過。

01：歷史沒辦法重來，香港也回不去了。基於今天的現實，香港民主制度該如何循序漸進向前發展？香港選舉制度不會是一些港人所期待的西方式選舉制度，但也絕不會變成和中國內地一樣，而是在維護「一國」下中央主導的前提下，以旨在提升政府施政效率、行政主導為導向的民主，仍然有民主因素，但會增加中央、行政主導成分，不妨定義為「行政主導下的高效民主」。

田飛龍：夏寶龍在講話中明確講到，「香港選舉制度絕不能簡單照搬或套用外國的選舉制度。符合香港實際情況、有利於維護國家安全和保持香港長期繁榮穩定的選舉制度，就是最好的制度。」

注意，夏寶龍並沒有說普選制度是最好的制度。鄧小平一開始就置疑，普選真的就能選出愛國愛港的特首嗎？普選真的能讓香港繁榮穩定嗎？這個疑問是鄧小平講的，這一疑問的政治意識與政治精神繼承下來了。普選固然是港人以及港人追隨西方自以為是的一種理想民主模式，但是在「一國兩制」之下經過實踐的檢驗，尤其是經過疫情發生後的一些中西比較，真的是生活教育了人。

人們不得不去思考一個問題，香港民主的參照系到底是什麼？還是原來那種跟西方一致的普選嗎？還是說儘管普選目標也仍然存在，但是人們更加重視民主的質量，重視民主跟國家的關係，重視「一國兩制」當中「一國」跟「兩制」之間愈來愈緊密的互動融合。把這樣一些因素都考慮在內，切合香港實際與國家體制，形成一個綜合性的評價香港民主的框架，而不只是以一人一票普選這樣一種單一的西方標準為標準。這是香港民主需要反思和調適的關鍵。

所以香港民主要產生一種必要的理論自覺和制度自覺，要產生一套真正符合一國兩制的民主評價標準。這個標準不能是簡單追隨西方民主，而是一種融合了國家因素、賢能成分與香港實踐智慧的地方性優良民主。

01：的確，就像此前的三權分立與行政主導的爭論一樣。中聯辦說應該叫「三權分置」，泛民和區隔派又揪着「三權分立」不放，香港是否司法獨立以及行政、立法和司法之間是否存在相互監督和制衡，應該用審訊過程和實踐效果來評價，而不是取決於叫什麼。而要想終結諸如三權分立這樣的紛爭，也唯有通過實踐，也就是讓行政主導實至名歸。

田飛龍：不管叫什麼，與其爭論形式，不如檢討實質，是否真的有效地回應、解決了香港的問題。民主如果不能解決問題，民主也是無用的。美國因疫情死亡人數五十多萬了，你還吿訴我這個政治體制是成功的，是民主的，不是反諷嗎？民主是什麼意思？難道民眾的健康生命安全不是首位嗎？人權是什麼意思？美國疫情死了50多萬人，你吿訴我民主跟人權在哪裏？美國人民可以說，我們終於投票把特朗普選下去了，這個能是真正的問責嗎？誰真的承擔責任了？實際上沒有。

01：對港人來說，不管是對民主的認識，還是對中國共產黨的認識，以及對自身處境的認識，確實都面臨着主動或被動轉彎的問題。顯然北京不會繼續用以往的方式來一味安撫香港，而是如您所說，以問題為導向去撥亂反正。在這個過程中，港人的無力感也好，政治現實感也罷，其實都在預料之中，也是可以理解的。對北京來說，也要考慮如何做好溝通工作，體察香港社會的情緒。

田飛龍：這是「一國兩制」的一個憲法時刻，制定《國安法》以及結構性修改香港選舉制度，是一次重大的政治決斷，是主權者的行為。對香港社會情緒來講，更多的要自己主動尋求理解和適應。決策的過程因為多方面因素的限制，不可能兼顧所有人，就像國安法立法一樣，也不可能每一個細節、決策的來龍去脈向所有人講清楚講明白。這個時候需要的是港人對中國共產黨、對國家的信任，相信這一套理性決策的邏輯和過程，是對「一國兩制」、對香港利益根本負責的。

如果一個地方的民眾缺乏對中央決策基礎性的信任，有情緒，以及反彈、反抗、抵制等等，這些固然難以避免，但也反映了地方跟中央之間固有的嫌隙與矛盾。對中央來說，要做到的就是基於主權者的地位，堅持去做正確的事情，同時在程序與方法上，盡可能地去聽取香港社會各界的意見。

比如說現在定下的選舉制度要保障「愛國者治港」的前提和大方向，並且，夏寶龍的講話對一些制度跟原則目標做了非常清晰的論述，具體怎麼樣銜接到香港的選舉制度，哪些團體跟個人可以被囊括在愛國者的範疇者之內，香港民主派當中哪些團體、哪些人、哪些部分還可以被視為有參選空間的，都還有討論餘地和價值。這些要面對香港社會，都有一些公開的諮詢討論，可以有制度修改，協商不同的程序和不同的方案。用這種方式盡可能地做到民主參與，將來制度落地的時候，就為香港社會盡可能多的人所理解和接受。

01：您提到這是「一國兩制」的一個憲法時刻，其實經過這次選舉制度的改革，「愛國者治港」的落定，「一國兩制」也隨之進入2.0，中央與香港的關係，一國與兩制的關係，正在回歸本義。

田飛龍：之前的井水不犯河水是統而不治，實際的治理權也不在香港，而在英國的代理人。現在的愛國者治港，實際上是撥亂反正，把「一國兩制」裏面的「一國」非常清晰地錨定在中華人民共和國，並且把「一國兩制」裏面「一國」象徵性的主權變成一個具體的、看得見摸得着的治權權威。這也說明了政治學上一個深刻的道理，如果僅僅有象徵性權威，而沒有具體管控性權力，那麼一種穩定的政治秩序是不能生成的。這是一個政治上的教訓。

香港要明瞭，整個世界都在努力理解和適應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的當代中國，香港怎麼可能獨善其身。拜登的政策調整為什麼那麼難？因為他看到特朗普的失敗，實際上不是特朗普個人失敗，是美國的失敗。美國沒有能力在沒有中國參與的條件之下來重構世界，做不到，完全脱鈎絕無可能。香港所有的獨特性不是自身的，是西方的，是原來西方體系的遺留、殘留，以及與西方的聯繫。香港在「一國兩制」當中有獨特地位，但是當西方愈來愈不重要的時候，香港獨特性也會被磨平。

如果香港沉迷於躺在歷史的記憶跟功勞簿上，不思進取，整天埋怨，甚至攬炒一切，根本解決不了任何問題，已有的獨特優勢也將慢慢褪色甚至消失。因此，2019年事實上是「一國兩制」的精神轉型之年，香港完全走到自身的精神對立面，而國家反思既往決定展現主動角色重塑「一國兩制」。於是，我們看到了2020年以來「一國兩制」範疇的所有故事，而如今選舉制度改革的故事正在展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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