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人累了】情緒問題陷危機邊緣 社會創傷誰能癒合？
香港在短短兩年之內，先是經歷反修例風波的政治動盪，後又備受新冠肺炎疫情困擾，期間還夾雜着諸如經濟大衰退、失業率飆升、《港區國安法》、立法會延期等等令市民焦慮不安的事件。在這特殊悲觀的環境下，深受「創傷」的香港人，應該怎樣才能撫平心情？當特區政府無所作為，心理醫生、前線社工、心理輔導人員等專家的工作量無疑大增，但當社會情緒不斷起伏，作為「醫者」的他們難免受挫，又該由誰來醫治？
「覺得香港好陌生，我不認識香港了。」社工林融芝形容，在過去兩年的社會事件裏，無論是支持或是反對政府的人，他們心中或多或少都會有一種「陌生感」，這種情緒困擾其實是一種「集體創傷」。
「對未來的焦慮，人與人之間的不信任不斷累積，慢慢變成一種精神困擾。」社工巫志威和林融芝長年從事心靈創傷社區支援工作，在他們看來，現時香港的情緒問題不容樂觀，舊的問題還未「消化」，又有新的問題出現，「很難幫人處理。」
他們兩人擔起了香港明愛「心命種籽」的整個計劃，除了要處理一個又一個的「創傷」求助個案以外，還會定期舉辦講座和工作坊，旨在提高社會大眾對於創傷的關注和理解，同時也希望為經歷創傷的人士提供適切協助。他們坦言香港本來已不太關注情緒健康，去年爆發反修例風波無疑是「雪上加霜」。
信任危機 阻礙求助
「一個人或多或少都會有創傷。」計劃的團隊主任巫志威解釋，創傷可以是單一事件引發的，也可以是重複性事件造成，比如每天回到家，都要面對家人在語言或肢體上的粗暴對待，而個人情緒沒有辦法適應這種長期壓力，久而久之就會形成一種創傷，影響個人對關係的理解。
「社會事件（反修例風波）其實是將社會和個人埋藏已久的問題、狀態和情緒暴露出來，從而造成二次創傷。」他們坦言，經歷一年多的社會事件，人與人之間的信任早已瘡痍滿目。林融芝形容，互相的不信任令受情緒困擾人士更難踏出尋求協助的第一步，她發現這種狀況明顯增加，「都不知道你會怎樣對待我。」
反修例風波發生以來，他們需要跟進的個案和工作愈來愈多，但疫情對他們的影響遠超預期，要重新適應社會問題和疫情期間的「新常態」。不難想像，在疫情爆發之前，社會事件所引發的家庭矛盾仍能夠利用職場和校園來避開衝突，而疫情迫使所有人減少出外，家庭內部的問題反而愈來愈多。巫志威指出，因意見不合、成長經歷不同，家長往往無法與子女有效溝通；相對地，年輕人未必能夠適應家人的狀態，其中又會引發更多的創傷問題。他指出，在這段期間，家長的求助個案反而有所增加，「但整個（支援）服務都在收縮，大家都在適應一個環境，不能夠面對面接觸個案，以前的講座和工作坊都要搬到網上。」
「醫者」醫人 仍能「自醫」？
人與人之間的信任危機和疫情帶來工作模式的變化，都令他們百上加斤。而作為社會的一員，他們同時承受着社會事件所帶來的「集體創傷」，以及作為一個「醫者」的情緒壓力，林融芝也坦言，「不可能脫離社區去生活，如果沒情緒就一定是假的。」
而疫情所帶來的網上轉型，又讓她長期處於緊張狀態和充滿焦慮感，如何更有效地傳達社會支援信息和對應社會需要，是她需要處理的眾多難題之一，「有時開網上講座，問問題卻沒有反應，不知道他們是否在聽。」
同時，自社會事件所累積而來的信任危機，也讓他們需要花費更長時間和精力、隔着屏幕與服務對象建立關係。巫志威留意到，不論成年人還是年輕人，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和感覺愈見疏離，有很多猶豫和猜忌阻止求助者坦率表達情緒，令他們更難與服務對象建立關係，「以前需三節時間，現在可能要六至七節，才能夠進入下一階段。」
「沒有情緒的話，做不了社工。但如果你連自己的情緒都害怕（面對），更沒辦法令人打開心扉，放心分享。」林融芝坦承，適應社會的「新常態」和應對情緒壓力已令她筋疲力盡，但她知道要保持專業，「確保我不會把我的情緒投放在工作上。」
矛盾不解 「創傷」難清
其實，工作節奏急速、精神狀態長年「繃緊」，一直都是香港人的生活寫照。但在個人壓力以外，先後爆發的社會運動和仍在延續的新冠疫情，就讓長期在精神健康狀態及格線上掙扎的香港人陷於焦慮等情緒之中。香港大學精神醫學系青年健康研究小組於今年8月6日發表關於社會事件與疫症下的創傷和抑鬱症狀風險調查，在2至7月期間有11,493人參與評估，當中有40.9%人有中至高度的創傷後壓力症狀（PTSD），同時，有近73.7%人出現中度至嚴重抑鬱症狀，36%的人同時出現兩種症狀。調查更清晰地指出，隨着社會事件和疫情爆發所帶來的壓力不斷累積，港人的情緒問題慢慢被推向危機邊緣（見圖）。
「現時有太多未知數，每日看新聞都不知道會發生什麼。」林融芝指出，現時香港社會充斥着各種的焦慮與不安情緒，源於社會事件和疫情的不確定。
「其實我們能做的事不多，除了幫助（個案）提升心理韌性去面對問題以外，也只能夠做到這一步。」巫志威認為，相比其他個案，與反修例相關的個案更難協助求助者重建對生活的盼望、對人的信任和聯繫。事實上，無論社會運動還是疫情，一直顛覆香港人既有的價值觀和認知，在這種不確定性之下，市民對社會、對未來的期盼自然會下跌。
可是，當持續了大半年的反修例風波因新冠疫情爆發而逐漸平息，表面上的平靜只不過是將社會情緒深埋其中，這一段「傷痛期」早已為港人留下不可磨滅的「集體創傷」。即使《港區國安法》出台，填補了香港在國家安全方面的長年缺口，但香港的深層次矛盾不解，市民對生活的焦慮仍然沒有喘息空間，香港又如何能「穩定、繁榮、向前」？
疫情過後 打回原型？
「疫情只不過是將公眾的焦點由社會事件轉移（shift）。」對林融芝而言，疫情並非香港的「休息期」，香港社會的出路還在於重建人與人之間、人與社會之間的信任。而作為關注心靈傷創的前線人員，她明白自己能做的始終有限，只能利用有限的精力和時間幫助不同求助者梳理情緒，讓他們與創傷「共存」，這需要整個社會共同努力。但更重要的是，她認為政府應想辦法減低社會現時的「不確定性」，「如果（生活）計劃都不能推行，不安只會不斷增加，政府需要想盡辦法處理。」
當然，力爭疫情「清零」和讓社會回復穩定是刻不容緩的事。然而，即使社會從疫情中恢復過來，迎接市民的是否仍是那個資源分配不均、政府未有充分運用「二次分配」權力來達致經濟公義的香港？等待年輕人的，是否仍是那個產業結構單一、階級固化，只能依靠金融市場投機炒賣才有機會實現「上流」的香港？貧富懸殊日益嚴重，基層市民承受房地產價格及通脹帶來的壓力，連最基本的生活尊嚴都難以維持。如果香港政府仍盲目相信依靠整體經濟增長以惠及低下階層的「滴漏效應」，忽略了累積多時的社會深層次問題，香港社會的「創傷」只會愈埋愈深。
「之後會變成點，真是無人有水晶球。」巫志威形容。
上文刊登於第246期《香港01》周報（2020年12月28日）《社會創傷誰能癒合？》。如欲閱讀全文請按此試閱周報電子刊，瀏覽更多深度報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