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深同城化】深圳持續改革動作頻頻 經濟融合 香港唯一出路
深圳經濟特區明天（10月14日）舉行成立四十周年慶祝大會，預料國家主席習近平將發表重要講話，或再推進港深合作。應邀出席慶祝活動的特首林鄭月娥接受當地媒體訪問時，表示不介意被指深圳GDP已經超過香港，又相信兩地未必直接競爭。無論如何，深圳的增長勢頭不容忽視，當下正是以深圳為鏡，反觀香港得失之際。
隨着皇崗大改造、5G全覆蓋、灣區城際快軌等大型項目的落實，深圳正在進行產業結構重組，並朝着新的方向大步躍進。面對深圳近期改革的大動向，香港應該怎樣認識這位既熟悉又陌生的鄰居？其改革發展又為香港帶來什麼危機與轉機？而我們又該如何把握機遇？
「1979年1月15日、16日上午，我從廣州坐火車到香港，經過深圳，當時兩邊都是一望無際的農田。到了邊防，是一個木頭房子，然後我下去檢查通行證，走羅湖火車橋過來香港。那年，我十歲。」前海蛇口自貿片區管委會香港事務首席聯絡官洪為民這樣形容對深圳的第一印象。
第二次去深圳已經是八十年代，洪為民當時陪母親去深圳人民醫院看病。「到了羅湖，坐兩個站就到人民橋，人民橋再往外就是郊區了。市區只有羅湖那一點，可能還有蛇口周圍。」
「九十年代就開始不一樣了。羅湖很多針對香港人的消費活動開始出現，翻版碟、按摩店、飯店等等。皇崗也逐漸開始發展。」洪為民回憶道，「突然間，市民中心、麗思卡爾頓、會展中心接連建好了，福田的景觀突然變得不一樣。當然，比起香港，今天的福田仍然是落後的。但是再後來，南山的開發就比香港好了很多。」洪為民認為，深圳四十年來的城市建設以區塊化發展的模式展開。而之所以能在短時間內「建」起這樣一座都市，其一在於基礎較為簡陋，有較大的空間發展；其二則歸功於施政者與時俱進的規劃眼光。
以皇崗大改造為例。皇崗口岸是配合廣深高速公路建設新開設的口岸，1985年5月開始建設，1989年12月29日貨運部份啟用通車，1991年8月8日客運部份開通使用。1994年11月3日起，開闢兩條貨檢通道試行24小時通關。2003年1月27日零時起，皇崗口岸實行旅檢通道24小時通關。
皇崗口岸重建採用「三步走」：第一步，建成臨時旅檢口岸，設計通關流量每天3萬人次，這一步已於今年5月竣工並移交；第二步，拆除現口岸旅檢區，重建範圍佔地17.72萬平方米，建築面積14.22萬平方米，涉及15個用房用地單位，拆除工作於8月底完成；第三步，按照「功能複合、適度超前；面向未來、空間重構」的原則重建新口岸。新口岸定位為「一地兩檢」純旅檢口岸，取消貨檢功能，釋放土地約50萬平方米，用於深港科技創新合作區深方區域開發。
洪為民分析，這一規劃不僅能解決多年前規劃的盲點，同時有意為深圳未來發展夯實基礎。「皇崗口岸位於市中心，各地來的貨運都要經過這裏進入香港，其實並不合理。反觀深圳灣，規劃之初的目的在於貨運，但在疫情爆發之前，貨運量只有容納量的40%，而過關人流卻達到承載量的三倍。這是因為十幾年前規劃時沒有想到，其實今天沒有那麼多貨運需求，而人員往來反而更加密切。」
8月7日上午，深圳市政府舉行了《深圳市人民政府關於支持深港科技創新合作區深圳園區建設國際開放創新中心的若干意見》政策吹風會。深圳市福田區區長黃偉在會上介紹，尚處於規劃期間的深港科技創新合作區位於福田區中南部，擁皇崗、福田兩個口岸，背靠香港「河套地區」。而皇崗口岸的重建亦為配合合作區建設，有利兩地科技人才往來。
為了完善合作區深圳園區的配套支持，黃偉表示：「我們在它的周邊南華村開展一個舊村改造，2,800多套房，短短15天內簽約率達到99.6%，可以說創造了新的深圳速度。這個村及旁邊赤尾村改造，將會為合作區深圳園區提供大批人才住房及服務空間，這樣可以最大限度把目前合作區深圳園區範圍內的土地空間留給科研創新、留給中試轉化和產業發展。」
深圳施政，高瞻遠矚
主要從事城市化、城市與區域發展研究的香港中文大學地理與資源管理學系教授沈建法指出，包括皇崗大改劃、5G全覆蓋及灣區城際快軌等項目，實則是在做非常有遠見的準備工作，為深圳後續打造高端科創城市、「中國矽谷」提供必要的基礎建設。
「國家希望深圳能夠起到一個帶頭的作用，並且在未來繼續發揮這個作用。因此在戰略部署上具備高瞻遠矚。」沈建法解釋。在八、九十年代，深圳以製造業為主的加工業作為主要產業。隨後，通過電子產品製造加工、金融、互聯網等行業發展進行產業結構調整。
「但是，隨着全國經濟發展，背靠香港發展起來的深圳正在失去它的優勢。成本變高、港商北上，這個時候，下一步怎麼辦成為深圳政府開始思考的問題。」洪為民說，「他們於是提出『自主創新』。」
「其實深圳做科技並沒有很強的基礎。」洪為民分析，深圳只有一所深圳大學，既非「985」，也非「211」（985和211指內地重點工程院校），也缺乏具備科研優勢的實驗室，「但深圳市政府下決心，通俗講就是『錢多膽子大』，硬生生做出來。」通過資金場地補貼、稅務退回和一系列人才政策，深圳留住大批科技創新企業與人才，同時亦成為科技產品的主力市場。「不同於北京等地區，深圳的創新來自企業的創新。華為、中興、比亞迪、大疆等品牌，都在深圳成功。」
「沒有人有水晶球可預見未來發展，而改革需要這樣的魄力。」洪為民直言，深圳在科技領域的發展之所以有如今地位，與領導人的決策密不可分。前任深圳市長許勤乃理工科出身，曾任國家發展計劃委員會高技術產業發展司信息產業處處長；前任市委書記馬興瑞曾任哈爾濱工業大學副校長、中國航天總公司五院（中國空間技術研究院）副院長。「他們在相關領域有一定經驗，但要怎麼做科技產業，也是在一步步探索中實現的。中國的政治體制就是這樣，主要領導有意識，事情就好做很多。」
在高速發展的同時，深圳亦存在不可忽視的社會問題。醫療、教育資源稀缺，房價日漸高企、環境問題突出……「一個從無到有的城市，四十年發展成這樣，中間固然會存在各種各樣的問題。」洪為民指出，這些問題的解決亦需要政府的決心與恆心。
「當下由於疫情和中美關係，深圳的GDP（本地生產總值）總量受到威脅，在這樣的情況下，是否還願意去做對財政收入無益的環保、醫療和教育，就要看主要領導有沒有決心。」談及這個問題，洪為民不無擔憂，「我希望他們有這個眼光。現在深圳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行示範區』，什麼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我覺得很簡單，就是以民為本，提升人民生活的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因此，這些都是必須解決的問題。」
香港因循，固步自封
香港可以從「深圳模式」中學到什麼？對此，洪為民坦言：「我們沒有辦法學。」他解釋道，深圳和香港是高度互補的城市，香港無能力借鑑深圳「從無到有」的建立模式，而深圳亦不可能學習香港的制度、法制與金融環境。
「更有意義的問題在於：我們究竟在面臨怎樣的困境？應該怎麼解決？」洪為民認為，香港的稅務制度對資本極為友善，沒有資產增值稅、遺產稅、股息稅，在此前提下，香港天然地對金融資本具有很大吸引力，使得金融行業能夠在香港高度發展。目前，香港就業人口將近400萬，其中從事金融及會計、法律等配套服務的就業人口高達近30萬。「再加上17萬公務員、20多萬老師等等，這近70萬人高高在上，坐在金字塔頂端，而其他人在香港的發展機遇是非常局限的。現在人們經常說大灣區為香港年輕人帶來就業機遇，我會說，你千萬不要騙這些年輕人。」
洪為民將香港年輕人分為三類，以佐證自己的看法。第一類即金融及配套服務專業出身的精英人才，「沒有大灣區，他們都活得很好；有了大灣區，他們有更大的市場，將香港的服務賣給大灣區。」第二類則是工科出身的年輕人，往往在公司做打工仔，薪資的天花板大概五萬元。「這類人去大灣區的確有很多機遇，打工可以去華為、中興，也可以自己創業。」
第三類人則是人文社科出身或沒有進入大學的年輕人。「其中，大專、IVE（香港專業教育學院）這幫人可能會在大灣區有比較好的機會。因為他們的弱勢是英語不行，那麼大灣區的工作機會對此可能要求不高。」然而，如果是人文社科出身，儘管大灣區也有文化創意產業，但畢竟與香港文化存在隔閡，香港年輕人並不具備競爭優勢。同樣，中六畢業在香港從事服務業、零售業的年輕人，前往大灣區尋找機遇的希望亦相當渺茫。
「香港的問題不能丟給大灣區解決。」洪為民一語中的，「曾經，香港的創意文化產業在世界上排名靠前，如今我們的電影、音樂幾乎都成了一潭死水。政府需要負責任地為年輕人考慮，尤其是在文化創意設計等領域，讓這些人能夠有一個體面的生活。」
對金融資本的高度友善亦導致了香港的主要社會問題：資產分配不均，簡言之，就是貧者愈貧、富者愈富。「一方面，我們沒有全民退休保障，很多老人要撿紙皮，很慘；一方面又說不能加稅，保持低稅率。那麼，錢從何來？」洪為民問道。他認為，香港急需找到一個可持續發展的模式。「過去的制度、模式使我們發展至今，但現在顯然出現問題，就不能再自以為是，認為世界上大部份先進地區所接納的模式就是好的，就固步自封。」
而停止固步自封的關鍵在於調整政府的施政思維。洪為民解釋：「香港要思考的事在於，為政者決不能以選票為優先考量，而應該關心市民的福祉。」他不贊同當下社會廣為流傳的「民意授權」、「如果所有東西都用民意授權，用公投來解決，我們需要的不是一個領導人，而是一個機械人。」領導人的主要責任在於作出決策，儘管部份決策可能在短期內並不受歡迎，但具有長遠意義。
「要有這個勇氣，有這個擔當，同時廣開言路，虛心學習。」洪為民以深圳為例，指出深圳的探索之路艱難曲折，卻不斷調研、不斷嘗試，並有很廣泛的調研對象。「他們常來問我，香港的營商環境何以如此成功？有哪些經驗是深圳可以參考的？反觀我們自己的政府，總是在說『我們行之有效的什麼什麼政策』，沒有反省，亦沒有思變。」
如何思變？洪為民提及近日讓他感到甚為荒謬的防疫政策，「衞生署長要大家寫日記，記錄自己每天去了哪裏、乘坐哪輛出租車、在哪裏吃飯等等。」他笑道。諸如此類的政策設計背後，實則顯示出政府運作因循守舊，脫離時代需求。
「隨着時代變化，市民對政府服務的需求也在變化。既然可以網上預約，為什麼還要去排隊？既然用手機拍照等方式收集出行記錄這麼方便，為什麼要求市民寫日記？」他質問道，「這些雖是小事，但能夠反映在互聯網時代，政府的思考方式仍然停留在過去，沒有認真想過如何便利市民。」
因此，洪為民指出，如果真的要學習「深圳模式」，不應生搬硬套，而是要學習深圳與時俱進、敢想敢做的施政思維，以解決香港自己的問題。
優勢互補，攜手向前
沈建法認為，深圳以高新科技為主的發展規劃實則囊括了周邊包括香港在內的多座大灣區城市。「比如城際快軌，目的就是在於將深圳和周邊城市更加通暢地聯繫起來。而交通便利有助於城市間經濟活動、科技交流的有效進行，不同城市間相互配合，發揮各自優勢，從而推動整個區域的發展。」他進一步解釋，城際快軌帶來的聯絡便利，有利於不同企業結合自身情況，在考慮到成本、市場等多方面優化資源配置的前提下，自由選擇在不同城市發展。
大灣區的區域發展也因此成為香港不可錯失的良機。沈建法表示，多年來，香港與深圳憑藉自身的不同優勢開展互補合作，有望在未來進一步加強。「深圳在皇崗規劃科技園，臨近香港河套地區，正是想要借助香港的優勢去發展。對香港來說，我們也需要考慮如何利用深圳的發展與優勢。」
如何合作並把握機遇？首先是要發揮自身優勢。沈建法指出，香港的優勢不僅在於「一國兩制」下的制度優勢，而且具備排名世界前列的優秀大學和優質的高等教育，金融行業高度發展，同時亦是聯絡中國與世界的橋樑都市。
「做科技創新最需要金融行業的支持。」問及香港如何發揮自身優勢時，洪為民這樣回答，「一切創新都是有風險的，而金融行業本身就是應風險而生。在這一情況下，香港和深圳能夠形成良好的互補。」他進一步解釋，香港有好的大學和實驗室，但研究設計出一個產品後，卻很難開出一個模具。「你要做一個模型機去哪裏做？去華強北，或者去東莞的工廠，什麼材料都可以找得到。」
香港當下的產業結構已然固化，而再工業化亦難實現。「因此，我們要刪繁就簡。」洪為民觀察發現，適合在香港發展的製造業有生物製藥、食品加工，這歸因於香港品牌在國際上的信譽，同時，這兩種產業自動化生產要求不高。「其他東西有沒有必要在香港生產，就是一個需要衡量的問題。尤其是現在美國也不把香港當作獨立關稅區的情況下，很多產業意義不大。」
洪為民憧憬中的香港產業發展是聯絡內地成立「大灣區公司」，「金融總部在香港，研發總部在深圳，生產總部在佛山，物流通過南沙港或白雲機場，不需要走香港。而香港負責做保險與融資等。」
「如果深圳很發達的話，香港一定有更多優勢可以利用。」沈建法不贊同當下甚囂塵上的「深圳發展削弱香港地位」的言論，「下一步，香港應該與深圳有更多交流。從政府角度來說，我們希望能夠提供更多的便利措施，促進兩地的交流合作。而兩座城市實質性的經濟發展，還是要依靠我們的大學、研究機構、企業去找到兩地合作的機會與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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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節錄自第229期《香港01》周報（2020年8月31日）, 文章原題《深圳持續改革動作頻頻 經濟融合 香港唯一出路》。如欲閱讀全文請按此試閱周報電子刊，瀏覽更多深度報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