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深合作｜深圳螺旋式前進 香港還能憑「死好命」走多遠（下）
人非聖賢，孰能無過，城市發展的「症候群」，深圳也經歷過，但正如伍美琴所形容那樣，城市本就應該是「試驗田」，走錯了不怕，檢討問題重新上路就是了。所以，這樣的精神令深圳可以保持着「螺旋式」的上升。
承接上文︰港深同城化｜深圳螺旋式前進 香港還能憑「死好命」走多遠？（上）
根據「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事物的發展從表現形式上呈螺旋式上升過程，毛澤東則將其形象比喻為「波浪式前進」。深圳的「總規」及一系列配合的規劃文件，一直都在根據不同階段的實際情況作調整。
新版《深圳市國土空間總體規劃（2020-2035年）》是建市以來第四版城市總規劃，將於今年內編製完成。《深圳2035》為何值得關注？王富海曾經「預告」三點：多中心、港深關係、前海發展—原來，在不斷優化城市規劃佈局的過程中，深圳早已形成了特色的「三軸兩帶多中心」組團結構，不但有效紓緩單一中心所在區域的交通擁擠，而且大幅縮減居職距離，有助提升生活質素，甚至統籌產業發展。在清晰的產業政策下，深圳轄下18個片區座落「三軸兩帶」上，傳統強勢行業與創新科技產業並行；然而，由於規劃與現實之間的偏差，即使有着「多中心」的規劃，18個片區也各有中心，但深圳仍在很長一段時間內形成了「福田—羅湖」的單一中心體制—這是結合現實的修正結果，接下來也將不斷調整。
反觀香港，卻仍在「單一中心」的規劃中糾纏，仍然計劃依賴「中環」作為商業核心，這不但「鎖死」了香港的產業轉型，也無視勞工階層的通勤壓力和交通系統的巨大負擔。
「從common sense（常識）角度來看，想令城市居民幸福快樂，就應該多中心才對。像我們香港這樣只有中環這一個中心，會非常痛苦。之前颱風山竹吹襲過後，我有個住在馬鞍山的學生告訴我，他竟然用了六個小時去灣仔返工。人們都要拼命穿過被颱風破壞的街道，搭上去市中心的車才能夠返到工，回到辦公室也差不多是下班時間了⋯⋯」伍美琴批評香港的「單一中心」規劃很不理想，也違反了二十一世紀的「20分鐘社區」城市設計原則—居住地點要離工作地點很近，步行20分鐘內便可實現工作、逛街、休閒；如此一來，人們可以多步行，減少碳排放，了解這個區域的人和事，從而緊密聯繫社區。
此外，土地問題也是城市需要面對的關鍵因素。深圳市規劃和國土資源委員會委託深圳市城市規劃設計研究院完成的《深圳2035城市總體規劃—總體城市設計和特色風貌保護策略研究專項》，展示了一幅沿珠江東岸發展的「超級灣區都會」風貌圖：香港的都會區將會從荃灣向屯門和元朗延伸，經過包括河套在內的新界西北與福田相連。雖然香港在規劃洪水橋時也回應了這一設計，針對性地部署了創科產業，然而，對於多中心及本港最顯著的土地問題，港府並未能有針對性地作出部署。
《香港2030+》簡報指出，2030年時，香港共需至少4,800公頃土地以滿足房屋、經濟發展及城市規劃的需要，但由於在2016年時已缺乏200公頃土地作房屋用途以滿足2030年的需求，故建議增加地積比率、改變土地用途、開闢鄉郊成為新市鎮、填海成東大嶼都會、規劃土地使用周期的方法開拓發展所需的土地。今年6月《香港01》報道，中央正研究在大嶼山以南的珠海桂山島填海，再參考珠海租讓橫琴土地予澳門發展的模式，借讓香港建造大量公營房屋。之前港府銳意推行的「明日大嶼」填海計劃，新民黨、民建聯港區人大政協倡議桂山島填海以增加土地供應，一系列舉動似乎都在釋放「香港缺地」的訊號。
然而，真的是這樣嗎？據規劃署資料，香港土地發展使用率約為24%，其中僅7%為住宅用地。對此，伍美琴難掩憤怒與無奈：「我們的政府，我們的特首，可能只希望看到自己任期內的政績，沒考慮香港長久的利益。他們覺得與其去處理這麼難搞的新界土地問題—還要和開發商、原住民談判這麼麻煩，倒不如直接填海，反正海裏的魚也不會到辦公室來抗議，填海還可賣土地，出到政府的糧，多好！但這樣一來，我們固有的土地問題根本未有得到解決⋯⋯我們香港不缺地啊！」可惜，儘管各路專家和傳媒不斷強調香港「不缺地，缺規劃」，但在港府的一份份發展規劃當中，始終以「缺少土地」為無所作為的藉口。
但在同樣寸金尺土的深圳，其土地整備工作不僅可以直面問題所在，更令土地可被高效利用。2016年以來，綜合整治舊工業區、清退建設用地、處置閒置土地、拆除違法建築等措施並行，深圳市合共盤活的土地約達40平方公里（4,000公頃），為實體經濟發展和公共服務配套提供了發展空間，也優化了營商環境。凡此種種，香港是不為，而非不能為—由於無法處理與既得利益集團的關係，港府始終未能掌握土地發展的主導權。《香港01》反覆強調，港府可以從財政儲備或未來發展基金當中撥出2,000億元，成立「專款專用」的土地基金，例如引用《收回土地條例》徵收發展商農地、取消丁權釋放丁地、研究開發棕地。
「自下而上」並非政策阻力
對比深港兩地，不是為了盲誇深圳，而是希望香港能以深圳的發展規劃為鏡，看到自身的問題，並能夠借鑑「深圳態度」，大刀闊斧去解決。無論是地理位置還是厚重歷史，香港都有着得天獨厚的優勢，況且香港公民社會的活躍程度，也較其他城市高出很多。然而，面對如此的「活躍度」，港府只將其看作是政策制定時的阻力，而未能轉變思維，將公民社會反映的意見、提出的建議與訴求予以正面回應，從而化為城市發展的驅動力。
【產業政策】經濟結構未轉型——港府是「無能」，還是「無知」？
伍美琴感嘆，無視公民社會的意見，絕對是特區政府的損失，而深圳在公民社會發展程度上雖然不如香港，卻能夠比香港更能回應民間的訴求，更靠近「新加坡式」自下而上的正循環。
她分享了一個在深圳研究時讓她感動不已的小故事：「深圳政府中有很多官員深知這個城市從小村子到大都市這一路來的不易，所以自豪感很高。我曾經訪問一個交通部門的官員，他講到，有一次中央下達了降低碳排放的指標任務，在各界做了很多研究後發現，可將全市公交車改為新能源公交。他當時非常興奮地跟我講這些規劃和點子，我突然覺得很感動—因為我從沒聽過我們的官員會這麼興奮、這麼自豪地講述他們的政策。我很好奇，問他怎麼會這麼有熱情，且熱心地解決這些問題，他看着我，比我還好奇地反問我，難道不該是這樣子嗎？我感受到他們官員中有一股『勁』，是在香港官員中很少見到的⋯⋯哦，對不起，我又在稱讚深圳了。但我覺得深圳當然還有很多進步空間，但你想，它從四十年前到今天，一直不停地、有預見地規劃着、改變着，你就很難嚴厲地批評它⋯⋯」
伍美琴又指出，公民社會的進步，確實會帶來自下而上的挑戰，但這很正常：「回歸前，我們在十年內有機場、西九龍填海、西隧等十個大項目。政府當年的大刀闊斧，也是因為沒有什麼反對聲音去提出問題。那時決定將赤鱲角炸了，填海建機場，我記得當時我的老師問我：『伍美琴，住在那邊的人該怎麼辦呢？』我當時就蒙了，因為我從沒想過這個問題。當時沒有人會想這些的。如果放在今天就不行了，填海就會面對很多抗力，像海洋生態、氣候危機這些，因為市民的思維、質素不同了。」那是不是公民社會的活躍一定會阻礙政府對城市的建設呢？當然不是，新加坡就是很好的例子。
新加坡政府保有相信科學論證、用數據說話的傳統，再加上整個政府部門配合度高，故政府會積極地回應民間訴求，甚至可以培養自下而上的民意匯集過程。「因為他們知道，在二十一世紀的今天，即使政府很完美，沒有人民跟着一起走的話，仍是行不通。所以他們就想辦法將市民的集體智慧納入政策決定中去，他們很聰明。當然了，有一些原則無法讓步時，政府會用『文明』的辦法，如研究出的科學成果來跟人們bargain（討價還價），而不會完全不理。」伍美琴還於2019年前往四川成都，參加社區規劃論壇，她直觀地感受到，中國很多城市都在做社區規劃的項目，且非常有創意，她認為這樣對「自下而上」的培養，會令居民們了解社區，參與到城市建設中去，才能夠真正安居樂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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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節錄自第229期《香港01》周報（2020年8月31日）, 文章原題《深圳在跌撞中「螺旋式」前進 香港還能憑「死好命」走多遠？》。如欲閱讀全文請按此試閱周報電子刊，瀏覽更多深度報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