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創科】 抗疫科研成果竟「有市無價」？　拆解香港創科發展阻力

香港理工大學2月初發布的呼吸道全自動快速多重診斷系統，能夠於一小時內檢測超過30種引起呼吸道疾病的病毒及細菌，包括新型冠狀病毒。該系統能被廣泛應用作傳染病防控的首道防線，可謂醫療科技上的一大突破。然而，研究團隊卻慨嘆科研項目得不到港府資助，未來投產亦要靠深圳市政府的支持。事實上，港府已非首次錯過本地人才的科研成果—不論是由理大研發的MyCar電動車，抑或由香港科技大學研發的智能眼鏡Google Glass微型顯示器，都因缺乏本地投資，以致只能由他國生產。現屆政府於上任之初承諾推動科研，卻屢屢錯失具潛力的科研項目，箇中政策到底有何不足之處？本地科研發展落後，又是否一句「港府零資助」足以解釋？
撰文：陳康麒

政府開創科研發展之志始於2015年。當年港府成立創新及科技局，致力改善本地經濟結構，希望將香港打造成地區創科樞紐，惟當局對科研的投資卻遠遠滯後於其他亞洲城市。到2017年，特首林鄭月娥於《施政報告》定下目標，承諾於2022年任期屆滿前，將本地研發開支佔本地生產總值（GDP）的比率提升至1.5%。然而，創科成果並非一蹴而就，在急起直追之際，港府須同時留意相關政策有否對症下藥。

創科基金政出多門 審批程序繁複

為支援應用研發工作，政府於2018年《財政預算案》宣布額外注資100億元到創新科技署轄下的創新及科技基金（下稱「創科基金」）。創科基金設有多項資助計劃，旨在培育創科人才及鼓勵私營機構投資研發和應用科技，是提升本地研發開支佔GDP比率的關鍵措施之一。然而，基金申請項目審批成功率偏低，根據立法會開支預算文件，基金下的創新及科技支援計劃於2016至2018年度的獲批項目比例不足一半；院校中游研發計劃於2016年4月至2019年1月的獲批比例更不足兩成。理大副校長衛炳江接受《香港01》專訪時透露，理大科研團隊於幾年前欲向創科基金申請約2,500萬元資助，惟最終落選，原因或是審批委員會認為該研發項目沒有必要性。他認為，現時政府傾向資助平穩、突破性不高的項目。

以上審批數據除了反映局方審批態度保守外，亦顯示本地投資者憂慮投資風險。以創新及科技支援計劃的平台項目為例，批核的要求之一是主要申請者須獲最少一間私營公司提供相當於項目總成本最少10%的業界贊助，以示市場對項目有相當興趣。若然具潛力的科研項目得不到商家投資，則失去發展機會。

除了項目審批成功率偏低外，項目申請過程繁複同樣窒礙科研發展。香港科學院創院院士兼國家重點實驗室副主任黃乃正批評，創科基金政出多門，不同資助計劃分別涵蓋工業、資訊科技等多個界別，以致未能統一處理商家、院校、研發者的項目。由於申請資助過程繁複，科研人員經常要為文書工作煩惱，窒礙研究。他建議港府參考內地做法，現時內地的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受科技部歸編，統一向科研人員提供經費資助，減省官僚行政程序，讓科研人員能夠更便捷地獲得資金。

評估制度僵化　過多行政干預

黃乃正又批評創科基金定期評估獲資助科研項目發展的做法，笑言「攞錢後才是煩惱的開始」。他指出，官方評估制度僵化，科研者的研究進度及成果若不附合申請資助時所訂的目標，將不獲續發資助。「研究會出好多意外，可能結果造出xyz，比原先所訂的abc更好，但評估人員會要求研發者堅持造出abc，才會續批資助。」

黃乃正認為，政府在批出經費後不宜對項目有過多行政干預，「應該讓人專心做研究，而非浪費時間應付審核過程的paperwork（文書工作）。」他解釋，內地科研近年高速發展的主因除了「肯批錢」—據國家科學技術部發表的《全國科技經費投入統計公報》顯示，2018年內地研究與試驗發展經費投入總額高達近兩萬億元人民幣，投入強度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官方在批出經費後並不會對有關項目進行過多干涉，以免窒礙科研發展。

黃乃正於香港大學與香港中文大學共同成立的「合成化學國家重點實驗室」擔任副主任，2017年，他與其他在港的中國科學院院士、中國工程院院士聯署去信國家主席習近平，提出讓國家科研項目經費跨境在港使用，獲習近平親自回覆，批准科研經費「過河」到港，足見內地對科研發展十分重視。

或許是為了回應科研界的訴求，現屆政府在2018年的《施政報告》提出將每所「國家重點實驗室」的每年資助由500萬元提高至1,000萬元。經費增多固然是好事，但黃乃正認為，若要善用經費，首先要有妥善的大學編制，讓大學教授及研究生參與實驗室項目，這樣不但能為本地人才提供研習機會，節省的人手聘請費用更可用來購買更優質的儀器。內地的實驗室便採用了大學編制，由科技部補助大專院校及學術研究工作，包括研究人員的工資和與研究計劃直接有關的耗材費用，他建議政府參考內地的做法，紓緩本地科研的資金壓力。

市場配套不足 成果未能產業化

無論是理大研發的呼吸道快速多重診斷系統、MyCar電動車，抑或由科大研發的智能眼鏡Google Glass微型顯示器，都因缺乏本地注資而未能在本地投入生產。為何本港未能有效將科研成果產業化及商品化？據2018年立法會秘書處文件《粵港澳大灣區：香港的機遇與挑戰》指出，深圳科研由產業主導，注重中下游應用研究；香港科研則由大學主導，多從事上游尖端研究，但本地工廠北移，使科研缺乏中游轉移及下游生產。事實上，近年深圳積極發展產業群，區內已孕育出12家知名獨角獸企業，從人才、零部件，以至技術都一應俱全。與之相比，香港缺乏完善的產業發展配套，是創科企業北移的原因之一。

為帶動製造業發展，港府於2015年提出「再工業化」，即透過創新科技，結合工業技術和研發成果，協助傳統工業升級轉型；去年《財政預算案》更提出向創科基金注資20億元推行「再工業化資助計劃」，以配對形式資助生產商在港設立智能生產線，帶動先進物料、納米科技等範疇的產業化發展；今年最新一份《財政預算案》除了重提推動「再工業化」外，亦向科技園公司增撥20億元，把元朗工業邨一幢舊廠房改建成「微電子中心」。港府着手重振製造業，是發展科研下游的關鍵起步點，然而這個過程並非一朝一夕之事。香港中文大學工程學院副院長黃錦輝去年接受《香港01》訪問時提出，本港「再工業化」之路可走「前研後產」模式，將上游科研產業化。以iPhone為例，大部份利潤其實由推出上游基礎概念的蘋果公司所佔有，下游生產商的獲利佔比相對來說極少。地價高昂的香港可參考蘋果公司的營運模式，利用上游尖端研究的優勢發展上游科研產業，把下游的生產交給內地。

事實上，中央政府去年公布的《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提出加強「產學研」深度融合，即透過建設粵港澳企業、高校及科研院的合作平台，把研究、學習及產業結合，讓大學研究有機會配合產業需求，推動科研成果商品化，便能填補香港在科研產業化方面的不足。以科技大學與佛山南海區合作專項基金為例，就以「香港研發、佛山創新」的概念，設立兩地大學的共同實驗室，且開設配對平台，讓科研團隊能與佛山企業面對面溝通，洽談合作項目，所涵蓋的專項領域包括光電科學、環境工程、計算機人工智能等。這種配對合作在香港並不常見，學界科研團隊與本地企業之間缺乏溝通平台，亦窒礙了創科產業化發展。

在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機遇下，不少本港科研團隊的研發意念將得以產業化，然而，從理大呼吸道傳染病快速診斷系統獲深圳支持一例可見，不少港人只停留於慨嘆本地科研成果將是「中國製造」而非「香港製造」，未能進一步看到背後為香港創科發展帶來的機遇。無可否認，若香港能透過「再工業化」令本地創科產業鏈變得更完整，有充足的中下游配套讓上游優勢的科研成果得以產業化，打造真正的「香港製造」，對香港來說是最理想的結果，但在經濟全球化及國際分工大行其道、香港「再工業化」仍未有實質成效的當下，與鄰近地方尤其是大灣區其他城市分工配合、互補長短，也許才是香港發展創科的最可行做法。香港政府除了檢討並改善創科政策上的疏漏外，更應該擔當起橋樑角色，在完善本地的中下游配套之餘，促進香港上游科研與鄰近城市的中下游產業合作，充分發揮香港在基礎科研上的優勢，為香港創科發展找到自己的道路。

上文節錄自第210期《香港01》周報（2020年4月20日）《抗疫科研成果竟「有市無價」？　拆解香港創科發展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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