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創新科技．四】留守本土的人：是否要跑贏深圳？
林朝暉是一名深港兩邊走的創科人，2018年成立珠寶垂直電商平台「搜飾盒」前曾在內地二手車網站工作，熟悉內地環境。他表示，香港的珠寶品牌深受內地客戶信賴，所以，他將品牌設在香港，把研發團隊放在深圳，公司在香港、內地數個城市均有門市。
撰文：張夢瑩
「搜飾盒」讓客戶在網上選擇款式，同一價格的珠寶可無限換戴。會有這個想法，緣於林朝暉和人交流時，發現業內很多行家都是靠實體店銷售，從顧客踏入店門一刻才開始了解對方的需要。他認為這種做法欠缺朝氣，更多是憑藉經驗，沒有生成用戶數據，不夠了解客戶心理，因而無法滿足現今客戶的需求。他需要更準確地把握客戶心理，最有效的方法是透過互聯網大數據生成用戶圖像，更精準地向客戶投放信息，於是研發出「搜飾盒」這個App，以收集更多數據，從而了解顧客喜歡什麼珠寶款式等。
林朝暉認為，香港政府不一定非要投資在人工智能、3D打印等前沿科技，這方面內地做得很好，發展得很快，但不必讓所有人都跟着做，香港年輕人的創業空間不應局限於此，基於現實需求、尋找並解決消費者行為的痛點，也是非常重要的創新，像利用科技幫助香港原有產業升級便很有前景。他認為，香港有一個得天獨厚的優勢，就是上一輩有很多製造、服務業出身的老闆，他們在製造業擁有豐富經驗，但還未升級轉型，完全可以藉「互聯網＋」或者其他科技協助他們「升級」，比如利用銷售數據協助調配和整合生產資源等。
現時很多人談論的「金融科技」（Fintech）便為初創企業帶來機會。林樂兒解釋，譬如滙豐銀行需要一個金融科技的解決方案，通常不會由內部團隊處理，而是會交給初創企業去做，如此一來，既助銀行升級服務，亦有益於初創發展。香港政府亦看到行業升級帶來的機遇，金融管理局在去年便先後發出八個「虛擬銀行」牌照。在香港開設初創企業、有份參與創辦「創賢聚」的麥嘉晉認為，政策上改變思路有助行業升級，可以助金融行業節省很多基礎建設成本，亦能助物流行業轉型。
麥嘉晉的教育背景和林朝暉一樣，可以說和科技沒什麼關係。他認為，欠缺技術背景對初創企業並不要緊，重要的是能發現消費者需求，並透過技術去滿足。
他的經歷便是一個很好的例子。有一次，他買餸時忽然想查看香港進口蔬菜的數據，得到一個「殘酷」的答案——市面上有98.2%的蔬菜都是從其他地方進口，而自收割那刻起，蔬菜的營養價值便開始倒數。他於是萌生拉近農產和港人的想法，又想到香港沒什麼種植農地，那麼為何不釋放高樓中的可用空間呢？他的團隊想到利用一個兩米多高的種植箱，擺在超市、餐廳、學校等地方種植，並遙控箱內的溫度、濕度、空氣等。
北邊環境雖好 卻非熟悉之地
談到在香港創辦企業，麥嘉晉和林樂兒都承認，香港現時對初創企業的支援不少，又特別提到數碼港和科學園的孵化作用。
麥嘉晉的初創公司在數碼港申請的單位月租只需約2,000元，進駐數碼港後更有50萬元現金補助。他說，本地初創團隊相較以往有更多資源，例如大大小小可供申請的資助和合作計劃便有41個之多，目前僅創新及科技局就有七個財政項目支援初創企業，由為獲選項目提供10萬元種子基金的數碼港創意微型基金到政府撥款20億元成立的創科創投基金等，支援不同類型的項目；此外，申請手續亦簡化了不少，例如以往需要有連續三年的營運記錄和證明，現在已經不需要了。
縱使有各種各樣支援，但對初創企業來說，香港的一大「缺點」是營運成本高昂，不論是員工薪水、租金，還是添置器材的費用均比內地城市為高。雖然如此，麥嘉晉仍沒有北上深圳發展的想法，他說自己心裏面有一個「扎根」的理念，不是說非要死守着一個地方，而是覺得自己對本地較為熟悉，所有的認知都來自這個地方，在這裏無論人際網絡或商業網絡上都有優勢；反觀一旦北上，雖然從字面上看，租金、人工可能會低一點，但不了解當地的市場需求，加上「人生路不熟」，要重新建立人脈，這方面的成本並不低。
北上後即使成功站穩陣腳，但能否持續下去還有另一重考量。相比香港，深圳雖然人才較多，但競爭十分激烈，麥嘉晉說，能否留得住深圳的人才、能否和他們建立互信，打造一支良好的團隊，對北上發展的初創企業來說十分關鍵。談到兩地人才，廖詩颺補充，比起深圳，香港的人才有一個很大的隱性優勢，就是相對而言較國際化。他曾和不同地區的人才交流，發現深圳創科人的思維方式大多是面向內地市場，因為內地市場潛力龐大，足夠他們生存發展，而香港創科人考慮問題時較國際化，會更多考慮公司如何能適應國際市場。
城市各自發展 未能釐清角色
對於香港在創科上與深圳的競爭，廖詩颺看得較淡。他認為深圳在這方面的投入領先香港很多，直言香港一直以來因為信奉自由市場，緊抱「積極不干預」的思維模式，因而沒有產業政策。他又笑言香港政府受芝加哥學派（信奉新自由主義、反對政府過度干預市場）影響深重：「生存到就生存，生存不到就消失……香港一向都是這樣。」
當創科被視為下一個經濟增長點，同時毗鄰還有深圳這個勁敵時，香港可以怎麼辦？廖詩颺說：「當其他地方把那麼龐大的資金投入到某些事情上，你若要競爭，只能投入更多，否則只投入一些，起不了那麼大的作用，那就與沒怎麼做一樣。」對於香港政府應不應痛下決心在這方面投入更多，廖詩颺自己也無法確定：「我沒有一個很明確的意見覺得哪邊好、哪邊不好，如果要和鄰地競爭，就一定要這麼做（加大投入），但香港還有其他行業，為何只給一個行業這麼多優惠呢？這些都涉及利益分配的問題，需要討論。」
相較深圳這個鄰居，香港有自己的優勢，麥嘉晉以自己所做的農業科技產品為例，指香港的檢測制度獲國際認可，對品牌打入國際市場有很大幫助。黃錦輝則認為香港的優勢是擁有優秀的大學，在基礎研究方面非常扎實，香港在金融、法律及知識產權保護上亦與國際接軌，但他說這些優勢很容易會消失，認為香港可以和其他地方協調合作，比如香港可充分利用大學在基礎研究上的優勢進行研發，並藉金融優勢推動創投，而應用科研實力強勁且擅長培育初創企業的深圳則可化身成創業基地，然後把成果交由擅長生產的廣州量產。
廖詩颺說，現時每個城市都各自發展，彼此可能是競爭而非協作關係：「大家都在發展，沒說我一定要負起某個角色，另一邊又該負起某個角色，大家都是在做同樣的東西。」
結語
在今年1月舉行的美國最大國際消費性電子展覽上，來自法國的年輕人Nicolas Baldeck租了一個攤位展示自己的最新高科技產品「smart potato」（智能薯仔），他給薯仔插上電極，說它是智能薯仔，可以連上手機，經深度學習訓練後更可以控制一切。
與其說Baldeck是參展商，不如說他更像是反科技泡沫的當代藝術家——反思現在所謂的創新和科技公司是否在真的做一些實事，還是只是在賣百無一用的噱頭。而這個電子展覽會本來是供來自世界各國的電子相關參展商、投資者、媒體人參加，以期獲得投資者的青睞。
當外國開始反思科技、商業化帶來的泡沫時，香港才剛剛真正全方位從人才培育到產業扶持投入創新科技中。廖詩颺擔憂，香港不少創科小企一直靠政府資助的資金養着，所以一開始審核會那麼嚴格，現在為了推動創科而放寬審查，可能會成為一把雙面刃，五年過後需重新評估投資是否物有所值，而不是投在泡沫上。但這又是後話了，畢竟這是每個地方搞創新科技都會面對的問題。
一般指建基於前沿科技成果的技術，這類技術通常需要長時間和大量資源投入研發，才能獲得成果，因而相對上較難被抄襲複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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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節錄自第204期《香港01》周報（2020年3月9日）《留守本土的人：是否要跑贏深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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