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創新科技．二】回流香港的人：香港先天不足
廖詩颺是一名拒做金融人的專一IT男，小學時已開始寫代碼，本科在香港大學修讀電腦科學（computer science），畢業後往外國進修，碩士、博士讀的還是電腦。在英國伯明翰大學（University of Birmingham）完成博士課程後，他把興趣化為事業，來到愛爾蘭，在當時全球最大的電腦公司IBM做研究。他沒有為了致富而選擇金融行業，他的研究興趣在人工智能（AI）方面，他的路似乎是所有IT人的理想方向。
撰文：張夢瑩
離開IBM後，廖詩颺到了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教書。直到2018年初，香港加大推動創新科技發展的力度，他覺得是把自己的科研成果轉化為有商業價值的東西的機會，於是回流香港發展，一邊在深圳教學、帶領實驗室團隊，一邊在香港研發電動車自動駕駛系統。研發團隊中有不少人曾任職於歐洲大型車廠，資金主要來自私人投資者。
發展創新科技三大要素
鑽研電腦行業多年，在世界富有盛名的科技強國愛爾蘭和新加坡的研究機構和院校待過後再回到深港，廖詩颺對不同城市的創科生態有自己一套看法。 他認為，一個地區發展創科必須有三個要素：首先是政府要資助研究經費，包括大學、政府的研究中心，拿新加坡來說，新加坡在創科方面之所以能蓬勃發展，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政府對新加坡科技研究局（新加坡貿易和工業部下屬的研究機構，簡稱A*STAR）的投入；第二是要有一個有利創業的環境；第三是需要有大企業培訓人才。
說到香港政府對研究的資助，黃錦輝對香港有五間大學躋身2020年QS世界大學排名前百位頗為驕傲，認為這都是靠在基礎研究上取得的成績。他表示，院校有不少研究能成功落地，早期都有賴政府的資助，他帶領學生團隊所做的資訊處理平台慧科訊業（Wisers）即是一例——慧科訊業在1999年獲政府應用研究基金投資第一桶金100萬元，隨後吸引了商界參與私人投資。
近年，政府大力注資創科發展，過去三年投放了逾千億元，當中有330億元用於基金和補助金，是本地研發經費的主要來源。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在上月底發表的最新一份《財政預算案》中亦預留了近120億元，在四大領域加大投資，包括推動研發、再工業化及產業發展、發展創科基建，以及支援初創企業。即便如此，香港對創科的支援仍有不足。上月，香港理工大學公布最新研發的呼吸道傳染病快速測試系統，可在一小時內檢測多達40種病體，在全球面對新型冠狀病毒肺炎威脅的當下引起極大迴響，再一次證明香港的科研能力。但原來理大數年前曾就相關的應用研究向創新及科技基金申請資助，最終卻落選，團隊要靠成員之一、澳門科技大學醫學院院長霍文遜的生物科技公司支持，才得以繼續研究。霍文遜早前直言從港府得到的資助是「零」，正在籌組的生產線亦是由深圳市政府支持。
事實上，坊間一直以來對創科基金多有批評，如門檻過高、審批程序繁瑣等，導致不少有潛力的研究紛紛向外發展，尤其是鄰近的深圳。一個地方的研發能力，除決取於大學和政府的科研機構外，還有當地的企業。如果沒有合適的土壤，便無法孕育出能符合市場需要的科技初創企業，亦難以培養出有能力從事研發的大型科企。當下香港擁有優秀的科研實力，但社會氛圍和政府政策卻未能有效運用這種優勢來培育科企，相比之下，香港的創科環境仍然落後於亞洲其他主要城市。
十市排名香港倒數第二
廖詩颺與林樂兒聯同其他初創企業創辦人於2018年成立的初創組織「創賢聚」曾向香港的科技初創企業發問卷調查，讓它們就香港及深圳、上海、北京、新加坡等十個城市的初創企業發展八大範疇評分，包括「政府及公營資金」、「私人資金」、「政府非現金支持」、「商業法規」、「人才供應」、「初創企業生態系統及文化」等，香港在各個範疇得分都較低，整體排名尾二（見表）。
縱使仍有種種不足，但如林樂兒所言，香港的創科氛圍已較2018年好了很多，現時的表現應該會好一點，這從投資推廣署去年公布的《2019年初創企業統計調查》可看到。該調查顯示，香港的初創企業數量由2017年的2,229間上升至2019年的3,184間，增幅達42.8%，聘用人數更增加近一倍，由2017年的6,300人增加至2019年的12,400人。
談到香港近年出現的這股「初創熱」，廖詩颺拿新加坡來作比較，他指新加坡科技學科的畢業生不太熱衷於創辦企業，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畢業後往往能在當地大型科企找到相關工作，且人工頗高，起薪點相當於月薪二、三萬港元；反觀香港科技從業員工時長、人工低，更被謔稱為「IT狗」，當政府提供資金鼓勵，便容易吸引更多人投身初創行列。
欠缺大型科企培訓人才
在IBM工作，讓廖詩颺得以和全世界最優秀的電腦人才交流，這份經歷讓他十分重視大企業對年輕人的培訓。香港缺乏這些跨國大型科企，科技巨頭Google雖然在港設有辦公室，卻沒有從事核心技術工作的研發部門。在這些國際知名的科企眼中，香港或許是它們看重的市場，以及重要的融資中心，遺憾的是香港缺少科研人才，加上各種市場因素，導致它們當中很多都沒有派研發團隊進駐香港，只有少數如商湯科技等會把總部設在香港，能容納的技術人員始終有限。
廖詩颺觀察到，近年深圳有不少在大型科企效力十多年的團隊獨立出來成立初創企業，譬如騰訊前人工智能實驗室（AI Lab）總經理劉永生便在去年初帶領團隊創辦了初創企業。他認為，在大企業工作能培養員工的技術和思維，由大企業出來的團隊不但技術水平有保證，亦掌握更多人脈，更易獲得投資，從而帶動整個創科發展。相比之下，沒經歷大企業培訓的年輕人，他們創辦的初創企業的產品技術含量往往不高，很容易便會被人複製，從而喪失競爭力。他以港人熟悉的初創公司GoGoVan為例子，該電召貨車平台成功之處在於其商業模式做得較好，能準確把握市場需求，從而成功拿到融資。然而，若從宏觀角度看，GoGoVan這類電召汽車軟件技術含量不高，其成功只是個別公司的成功，對香港創科水平的發展未有太大幫助。
在廖詩颺眼中，一個地方要提高其總體科技水平，不能單靠成功的商業模式，更重要的是擁有一些含金量高的技術，也就是不僅需要科技（technology），而是需要難以被抄襲的「深科技」（deep technology），「比如我是做晶片的，或做GPU（圖形處理器）的，又或是做CPU（中央處理器）的，那這些技術含量極高的東西（其他人）怎麼抄呢？」這些核心技術的研究，沒有一定時間和資源是無法做到的，這方面往往只有大企業能負擔得起。
香港缺少大型科企，對創科有興趣又有能力的青年可能因而往外地發展，也許會像廖詩颺一樣，在外地獲得一定經驗和訓練後，再在合適的時機回流香港。鄰近的深圳，便成為香港青年其中一個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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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節錄自第204期《香港01》周報（2020年3月9日）《回流香港的人：香港先天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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