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政報告】未挽劣勢 創科四大癥結仍待對症下藥
反修例風波後，今年的《施政報告》焦點完全擺在土地房屋政策，特首林鄭月娥念茲在茲的創新科技發展成為配角。事實上，連串社會衝突打擊營商信心、人才交流及市民對科技的信任。當政府無力解決困局，推動創科只會事倍功半。但是，政府不能因此而放慢腳步，可是，《施政報告》論及創科範疇的建議，也不見得出色。
要檢視《施政報告》的建議優劣，就先要回顧現屆政府的創科範疇進展。報告《附篇》羅列多項進展，例如扣稅、撥款成立各種各項實驗室、研發、交流和培育平台、推動開放數據和金融科技，又恆常化科技券和加強創新科技的採購政策等。
往屆政府拙於支出，以至創科發展落後鄰近城市。在2005年至2016年創科產業冒起之際，本地研發開支佔生產總值的比例仍然只介乎0.72%至0.79%之間，到2017年，比例才有望突破0.8%，當中政府的比例只長期維持在0.4%左右。同年，深圳的佔比是4.13%，而台灣為3.295%，新加坡為1.954%，韓國更高達4.55%，冠絕全球。研發開支比例低，反映政府、商界和公共機構輕視科研。
現屆政府於上任之初承諾急起直追，到2022年，研發開支佔比將達到1.5%，比2017年時增加一倍。創科成果需時培育，難以立竿見影。不過，在等候成果期間，政府亦須密切監察新政策有否對症下藥。
林鄭不時提及減稅和稅務扣減能夠減輕中小企和初創企業的稅務負擔，擴大投資空間。然而，若減稅是靈丹妙藥，所有城市只需將稅款大削特削，科創生態就會蓬勃起來。但現實是，減稅只是錦上添花，吸納人才、法規、促進成果商品化和融資這四個方面做得完善，對推動創科更為重要。
科研支出落後 人才計劃乏迴響
第一，顯而易見，政府未能致力吸引和挽留創科人才。按世界銀行統計，在2017年，香港每百萬人當中，有約3,412名研發人員，比韓國、新加坡、美國、德國和日本落後。回歸之初，時任特首董建華曾經力推資訊科技產業，但亞洲金融風暴及科網股爆破擊潰初生的行業，不少從業員失業轉行。再者，大學選科統計反映，學生一向對理工和資訊科技學科的興趣有限，有志攻讀研究院及醉心科研的就更少。當然，創科人才不只限於科技，還包括公共衞生、會計金融、文化創意等範疇的跨界合作，但若果按這思路去計算投身創科產業的人數，香港跟其他地方的差異只會更大。
培訓本地創科人才，政府責無旁貸，但要短期增加新血，就要吸納境外精英，帶入嶄新思維和人脈。然而，從過去幾年各人才入境計劃的數字來看，生物或資訊科技界別並非主要部份，人數比來自金融、會計和藝術文化界別為少，難與推動創科的目標相呼應。政府在去年6月起落實「科技人才入境計劃」，原本每年預留一千個名額，但據政府消息人士透露，該計劃推出至今只批出291個配額，有86宗工作簽證申請獲入境處批准，與上限相差甚遠。
政府認為，反應冷淡的原因是准許透過該計劃招攬的人才和申請企業範圍太窄，所以，今年的《施政報告》提出，容許落戶科技園及數碼港以外的公司參與，同時涵蓋5G通訊、物聯網、集成電路設計等類別。
擴闊範圍也許可以稍稍推高申請名額，但要外地人才爭相來港打拼，政府恐怕還要做更多。缺乏理想的營商及居住環境，大大窒礙有志之士來港發展，抵銷產業前景的優勢。
舉個例子，香港在生物科技範疇頗有名氣，有先進的科研和實驗設備以及診斷工具，而臨床測試數據可同時獲美國、歐盟和中國國家藥品監督管理局等認可。目前，科學園有約120家生物醫藥企業落戶，但香港中文大學醫學院腫瘤學系系主任莫樹錦去年底接受《香港01》訪問時指出，缺乏中長期低廉的營商和居住地方，是一大難題。他直言，人才普遍重視可負擔的住屋成本、舒適的環境及子女的教育，而政府現時未能好好支援。直到今年，科學園終於動工興建創新斗室，但只有500個單位，只能說杯水車薪。
更甚者，反修例風波綿延數月，未見緩和。良禽擇木而棲，當其他地方能提供類似的科研環境，人才配套卻更完備，社會經濟環境穩定，香港的吸引力就無法相比，人才即使來的話也不會長居。即便入境計劃條件再優厚寬鬆，也是徒然。
商品化步伐慢 須探究原因
第二，香港的創科意念商品化、產業化步伐緩慢，欠缺清晰指標。要全面發揮優勢產業，必須把科研成果商品化，打通產業鏈的上下游，既令人感受創科的好處，而且將盈利再投入產業。不論大小國家，其政府均積極重振製造業，既吸引生產業回流，兼而爭取更多企業設立高科技生產線。可惜，香港商界短視，政府不願冒險，擔心投資虧本，不少科研成果未能在本港落地生根。MyCar電動車由香港理工大學研發、智能眼鏡Google Glass內的微型顯示器由香港科技大學研發，但因為香港無人出資，最後分別由美國及台灣生產，外界不再記得香港的角色。
政府在2015年提出再工業化，可謂姍姍來遲。2018年，政府在財政預算案宣布注資100億元到創新及科技基金，支援應用研發的工作。政府亦加強生產力促進局的業界顧問角色，並撥款20億元給科技園公司興建先進製造業中心，以及在政府採購政策加大創科因素比重等，期望重振工業品牌。的確，近年有紗廠回港生產，亦有藥廠考慮回流，但有此打算者仍是屈指可數，政府仍須大力招攬廠商回流。
今年，《施政報告》建議將「公營機構試用計劃」的資助範圍擴大至全港所有進行研發活動的科技公司，讓公營機構試用創新及科技基金項目及由科技園和數碼港培育的公司所開發的產品，有利實踐研發成果和商品化。然而，該建議只是小恩小惠，未夠「到肉」。
政府並非對學界和工商界的問題一無所知。政府統計處每年都會公布創新活動統計，在2017年，有3.58萬來自製造業、貿易、住宿及饍食、資訊及通訊和金融、地產及專業服務業的工商機構回覆技術創新活動受阻，當中，知識（例如缺乏外界技術支援和協作夥伴）和經濟（例如成本太高）因素各佔約一半。這些表示創新受阻的機構是推動行業發展的潛在種子，只是欠缺支援。若果政府和工商界可以大膽一點，主動尋覓有志創新的機構，拉攏資金和人才，甚至合作研發產品和服務，說不定可以協助這些企業衝破難關。
另外，政府須具體評估再工業化的成效，智庫香港政策研究所倡議政府訂立一系列指標，值得參考。這些指標包括科研銷售額對行業/企業的佔比、專利技術的境外收益、創科企業參與非技術創新活動的比例、專利發明者的國籍及所屬院校，又在個別資助研發項目增加商品化及知識產權的審批比重，計算社會普及程度。
初創難覓資金 投資者怕冒險
第三，缺乏風險投資基金，初創企業難成長。這也許是老生常談，初創企業經常抱怨在初始階段不乏政府或私人起動基金，但到了A輪融資那一步就被卡住，皆因本地的投資者仍然擔心投資風險太大，又要求短期內有回報；外地投資者則認為香港的市場細小，除非初創企業旨在進軍內地或者其他人口多的市場，否則難被看上眼。有初創者打過比喻，說香港有許多幼稚園及大學，但缺乏小學及中學，結果許多學生讀完幼稚園便沒書讀。
另一方面，即使多了資金投資初創，受惠者可能只佔少數。畢馬威中國與阿里巴巴香港創業者基金今年5月發布調查，指出雖然近年投資資金增加，但七成的受訪創業者主要靠儲蓄，只有兩成已利用風險投資基金。
另一個業界組織香港創業及私募投資協會的報告顯示，資金似乎偏好科技企業的「大戶」，以2018年為例，創投及科技投資金額為22.87億美元，超過三分之二都落在三家已上軌道的企業，其餘三分之一就由39間企業攤分。對名不見經傳的初創企業來說，無論意念再好，也可能敗於人脈和知名度不足，其實相當可惜。
政府不是沒有正視問題，只是太晚才推出措施。早在2009年，新加坡國家研究基金會就有配對資助計劃，比例是基金會及私人配對一比一，上限為1,000萬新加坡元。香港在2016年才成立20億元的創科創投基金，助企業跨過創業的「死亡之谷」，其規模與風險投資者投資本地初創企業相比，比例為政府撥一元，風投撥二元。
七年時光相差多遠？那是無人機生產商大疆由創立公司到銷售航拍機的時間。或許為數不少初創企業因為缺乏資金，錯過了本地發圍時機。
截至今年5月，創科創投基金只收到九份投資建議書，當中三份完成審批，與本地逾2,600家初創企業相比，申請個案不到0.5%，難言踴躍。當然，公帑運用必須從嚴把關，但既然業界多番抱怨缺乏風險投資基金，創科局就應反省為何申請反應冷淡，思考如何刺激更多申請。
法規守舊 窒礙科創新經濟
第四，法規未能與時並進，加上執法鬆緊不一，窒礙企業競爭。在2017年公布的《智慧城市藍圖》中，政府稱會檢視影響共享經濟的現行法例及法規，刪除不合時宜而窒礙創科發展的條文。出行和數據是共享經濟最常談及的範疇，但港府只是牛步推進，今年的《施政報告》亦着墨不多，只提及鼓勵自動駕駛車輛的發展和應用。
其實，當英國、日本、台灣等地區的交通工具數據已經整合至一個平台，方便市民計算時間、車程、車費，有助研究者研發方便出行的應用程式，香港的運輸部門卻受制於交通工具營辦商，到現在才逐步說服營辦商開放交通數據，步伐已經落後三四年。《施政報告》現在才建議開發「交通數據分析系統」，委實太遲。
另一個經常被業界批評的範疇，是數據中心的建設和分租安排。數據中心是集中安置企業電腦伺服器和相關部件的地方，同時儲存、運算和分發數據。業界曾抨擊政府白白流失寶物，2013年，Google撤回在香港建立數據中心的計劃，轉到台灣。Google當時解釋，香港缺乏土地應付急速增長的數據中心用地，而台灣選址的佔地達15公頃，是香港的六倍，故能滿足這家科技巨擘的要求。Google的離去，是當時香港科創發展的一大挫折。近年港府痛定思痛，吸引各地科網企業數據中心落戶。今年4月，亞馬遜旗下雲端公司AWS數據中心投入服務，加上美國的微軟、日本的NTT、內地的阿里巴巴、騰訊陸續在港設點，以及「本地薑」新意網、名氣通等，在數據中心這場戰役上，總算扳回一城。
不過，政府始終未解決數據中心分租爭議。政府以優惠價批出工業邨地皮，但租契列明，包括科學園在內的工業邨承租人，不得把處所分租。不少行內人不滿科學園縱容園內數據中心違規分租，藉優惠租金牟取利潤，對其他以市價在工業邨外投地的數據中心不公平。一家本地數據中心已向科技園公司提出司法覆核，結果如何有待法庭判決。但無論如何，此事再次提醒政府，必須公開公正處事，減少法規的模糊地帶，才可維持優良營商環境。
此外，反修例風波意外挑起不少港人對電子支付、智慧燈柱及人臉辨識技術的疑慮，他們生怕政府藉產品監控市民。萬一情況持續，商界可能減慢開發通訊和人工智能技術的步伐，政府的科技利民措施亦乏人問津，《施政報告》提及的「智方便」數碼政府服務平台隨時首當其衝。
開拓數碼身份並非香港首創，愛沙尼亞、英國、印度等國家已陸續推行。據悉，「智方便」平台最快明年年中推出，市民在平台登記一次後，即可作一站式服務，在各政府部門申請各項目，如填表及保存基本資料等，預期2021年有110多個服務可作網上處理，更將研究與私營機構合作。系統需要生物認證確認身份，當下官民信任陷入冰點，市民難免會質疑，萬一生物特徵被外洩，個人資料被輕易存取，身份隨時會被偽冒。
政府要釋除市民對個人資料運用的疑慮，便要毫無保留交代用途，防止失竊以及被執法機構濫用，亦要收緊保護私隱的法例，尤其要界定通訊位置為個人資料，給當事人查閱及詢問機構有否擁有及轉賣相關資料的權利，又賦予私隱專員公署調查及檢控權力。罰則方面，政府可參考歐盟的《通用數據保障條例》 ，賦予公署行政罰款權，毋須經公署向被投訴者發出執行通知，加快處罰程序，罰款則按該機構全球總年度收入的某個百分比收取，從而加大阻嚇力。政府亦要收緊法例，要求機構須在指定時間內，向公署通報資料外洩事故。
憂慮科技被盜竊、被濫用、侵犯私隱的現象亦出現於英國、美國等民主政體；公眾除了針對政府，亦針對於企業。說到底，要釋除相關疑慮，關鍵仍在於官商民互信，以及有完善的權力制衡及數據應用監察制度。政府既要加強對企業的監督，也必須從嚴律己，日常施政要磊落，以建立整體、普遍的信任。在這個問題上，創科局除了多向市民解說，還要勸告其他政策局，力陳官民互信是創科發展的必要條件。《施政報告》承諾明年更新《智慧城市藍圖》，這也是適當時機落實加強保障市民個人資料的良機。
主動規劃河套區 大舉引領創科
港府矢志推動創科，包括增加開支、推出吸引人才計劃、促進研究成果商品化、增加投資補助計劃，但當措施推出後，每每迴響有限，難以突圍，而反修例風波更令香港雪上加霜。要走出困境，除了解決上本文提及的一大堆問題外，政府必須主動規劃位於落馬洲河套地區的「港深創新及科技園」。園區最快於2021年落成，佔地87公頃，土地將不成問題。汲取了數碼港及科技園在道路及住宿安排的缺失，港深創科園的配套可望更充足。在此之上，港府必須跟深圳市政府攜手加強官產學研商五個領域合作，促進港深兩地人才、科研經驗、技術交流，從而肩負科研、高等教育、文化創意等任務。
園區將會主打機械人技術、生物醫藥、智慧城市及金融科技四大領域，政府既要羅致合適企業和學術單位進駐，資助有前景的初創企業成長，亦要營造園區開放自由的空間，讓各進駐單位願意互相交流，刺激思維。港府亦應善用深圳的生產潛力，協助企業把科研成果商品化，然後利用港方成熟的專利認證及知識產權保護制度保護發明者的心血。
城市競爭愈趨激烈，香港要擺脫地產主導的經濟死胡同，大力發展創科是其中一個重要途徑，但要取得成功，便需要消除落實政策的阻力，真正實踐迎難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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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刊登於第185期《香港01》周報（2019年10月21日）《《施政報告》未挽劣勢 創科四大癥結仍待對症下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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