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港內地生．五】與「內地生」對話：對話有意義嗎？
不同的生活經驗、認知結構以及身份認同，往往會成為族群間溝通的障礙。
Cindy認為自己不是香港人，「總是要回到家人身邊去」，在她眼裏，身邊的香港同學大都一邊讀書一邊打工，很辛苦也很努力。來香港讀書的內地生往往家境優越，掛科（重考）或者留級的比例比較高。
林汀同樣認為自己不是香港人，「感情上比較接近，戶籍制度上還不是」。在她看來，由於來到香港的時間不長，沒有穩定的工作和社會關係，不具備在這個社會穩定生存的條件，所以不夠資格聲稱是「香港人」。她認為，內地年輕人比較政治冷感，而香港年輕人很熱血，對命運不服輸，會為自己的下一代考慮。
J君出生在內地，隨父母移民到香港已有多年。他認為自己是香港人，「我生活在這裏，並且認同這裏的文化價值。」
實際上，身份所包含的信息並非一成不變，而是會伴隨具體事件不斷豐富更新。在2019年之前，提及「香港人」，或會使人聯想到「香港電影」、「粵語歌」、「購物天堂」、「行色匆匆」、「壓力大」等印象。2019年之後，提及「香港人」，人們都會在心裏描繪出帶着頭盔、面罩，身着黑衣黑褲，手持雨傘，出沒於催淚煙霧中的反抗者形象—無論對這一形象的定義是「義士」還是「暴徒」。
這一形象使想要成為「香港人」的林汀處於掙扎之中。「一方面，我能夠理解無大台的運動中出現個別暴力行為。另一方面，我又會直覺地認為這樣不對。我因此總是感到非常掙扎，只能非常主觀的不把『暴力』和『香港人』聯繫在一起。」
Cindy也認為，示威者的暴力行為屬於個例，不應成為一類人的代名詞。「我堅決反對一切暴力。」
對此，J君回應，對身份的認知不能停留在符號層面，更要關注符號所代表的一群人或一代人具體經歷了什麼。「我能夠理解內地為什麼會有數量龐大的『小粉紅』群體。因為中國這三十年來的發展成就我們有目共睹，在這個劇烈變化的社會中成長起來的年輕人普遍的愛國情感是不難理解的。但同一時期，香港青年和內地青年的經歷非常不同。」
J君解釋道，香港是一個已發展的社會，不能再重複上世紀八十年代那樣的經濟高度發展。在經濟無法高度增長、物質也極大豐富的情況下，人們就會開始有後現代的追求：追求更加公平的社會，包括經濟上減少貧富差距，政治上爭取自由民主，關注具體的個人的生存狀況等等。香港社會的發展與內地處於不同階段，其追求也與內地迥異，就會與中央政府的施政方針發生衝突。一次次事件之後，香港青年就會產生反抗中央政府的情緒。
「只有在這一前提下，我們才能理解當下的暴力行為。」 J君說，「我們不能割裂地去看待每一次暴力行為。要知道，社會運動中的暴力其實是一個全球性現象。當雙方處於非常激烈的衝突時，暴力情況就會出現。為什麼呢？因為人類就是這樣的情緒生物，我們無法避免在非常激烈的情況下出現非常激烈的情緒，而這些情緒很有可能導致暴力行為。我不是在為暴力辯解，我也拒絕反對任何形式的暴力。但我認為比一味地譴責這些在激烈對抗時出現的暴力行為更重要的，是思考如何避免激烈對抗的情況出現。這也是政府的責任。」
「『暴力』像是一個標籤，也貼在『香港人』身上。」Cindy說道，「其實無論香港人還是內地人，都在對方身上貼有許多標籤，阻礙了雙方進一步的了解。現在雙方比較極端一點的媒體就是在做貼標籤這樣的工作。如果只看其中一方的言論，就會容易被誤導。」
J君表示贊同，他認為，生活經歷會塑造並加固對一類人的認識。「我身邊的很多香港同事，會選擇性的去看他願意看的信息，比如內地不好或者反中的資訊，這類新聞會加深他們對中國的負面印象。同時，我的內地同學也會因為過去的灌輸，很堅定地認為香港所有的示威活動都有『外國勢力』的干預，有外國的特務和政要來組織香港人活動。這兩種方式我認為都只會製造矛盾，加深雙方的誤解。」
「內地和香港之間的牆愈高，對話的可能性就愈小。」林汀總結道。
對話有意義嗎？
反修例風波持續至今，香港社會動盪不安的局面難以平息。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呼籲社會「對話」，試圖聆聽市民心聲，解決矛盾。但這一舉措遭到市民普遍質疑，被指收效甚微。同時，香港中文大學校長段崇智兩度舉行對話會與學生公開對話，卻都面臨被學生包圍指摘的局面。我們不禁要問，對話有意義嗎？我們需要怎樣的對話？
林汀跟蹤了中大校長對話的新聞全記錄。她說，起初不明白學生為什麼要包圍校長，「不知道他們想要怎樣的回答」，後來她又震驚於閉門會議後學生與校長突如其來的和解。
「讀過參與閉門會議當事人寫的文章後，我有點理解對話的意義。可能學生要的並不是校長要給自己承諾還是什麼，而是在與校長面對面的過程中，相互之間能夠作為一個活生生的人去交流、去理解、去共情。我認為我們需要這樣的對話。」林汀說。
「我認為除此之外，我們需要更加理性的對話。不理性的對話是沒有意義的，因為會加深彼此不好的印象。」 J君說。他進一步解釋，所謂的理性對話是對話雙方能夠以中立、理性、平和的態度去了解對方的生活模式，要意識到在「一國兩制」之下，兩地人的生活狀況有很多不同。而不理性的對話，則是指當下由於政治衝突導致的不理性「對罵」。
「對話有很多形式，包括媒體和網絡間的交流。最近幾個月因為政治原因，我看到媒體上網絡上都是不理性的溝通。內地媒體抹黑香港，香港媒體也會攻擊中國價值觀，我認為這只會加劇兩地的矛盾。」
在他看來，2008年北京奧運是中港兩地關係最為融洽時期。「其實香港和內地對彼此的刻板印象由來已久，在過去很多香港電影裏會有很歧視內地人的情節。那麼為什麼2008年時兩地關係會呈現出比較默契的氛圍，我認為這是中港雙方都需要去思考借鑑的。」
Cindy認為，對話的意義在於向她展示了另一種出路。「也許對話並不是非要探討出一個解決問題的方案。我覺得對於個人而言，對話其實對於紓解情緒、走出困境有很大的幫助。比如說我，之前我會覺得和香港同學立場不同就不去談政治，但也許可以像今天一樣，在大家保持理性的前提下交換各自的看法，從而越過偏見，實現對彼此的理解與體諒。」
（文中受訪者林汀、Cindy及J君均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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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節錄自第191期《香港01》周報（2019年12月2日）《對話「內地生」：符號、誤讀與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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