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港內地生．三】族群對立與分裂 如何在反修例中放大
儘管如此，在香港學習生活的前三年給Cindy留下深刻印象的就是這座城市的善意。剛入學時，學長學姐帶隊小組活動，本地同學會主動要求學長學姐講普通話照顧內地同學。入學後，儘管還是和內地同學更親密，但也有相熟的本地同學可以一起做project、逛街、做飯，相處很愉快。無論是生活抑或學習方面，Cindy都從未因「內地生」身份受到區別對待。
然而，6月以來反修例風波的發展變化，使Cindy覺得自己「愈來愈看不懂這個城市」。
9月開學後，她所在的學校有一位老師在課堂上批評示威學生「不好好學習」、「瞎鬧事」，被學生視作「在課上表達自己的政治立場」。隨後，這位老師的照片被大量地打印出來，貼在校園的地面，同學們來來往往都會從上面踩過去。Cindy無法理解同學們為何要這樣去「鬥」一位老師，不知道這對於他們的訴求有何幫助。更令Cindy不解的是，為什麼另一位老師卻可以身穿一身黃色，在課堂上宣講「時代革命」。
「為什麼前者是在表達政治立場而後者就不是？為什麼會有這樣的雙重標準？所謂的『言論自由』難道不應該是無論哪一方都有表達自己觀點的權利嗎？」Cindy眉頭緊鎖，語氣激動。
充滿火藥味的校園使Cindy感到如履薄冰般壓抑，和原本要好的本地同學之間的相處也變得小心翼翼。為了維持關係，大家心照不宣地不談政治。「我看到他們會在社交媒體上表達政治立場，和我不同，我不想因為這些事情鬧得大家不開心。所以只好保持沉默咯。」她無奈地聳聳肩。
這樣的生活使Cindy非常理解在寢室外掛起國旗的中大女生，「她應該也是壓抑久了吧。」
校園裏掛滿攻擊性標語和海報、街頭噴上的「支那」等侮辱性字眼、被剪碎的國旗和塗污的國徽……「我覺得一個內地生生活在這樣的環境裏覺得憤怒很正常，而她也只是用相同的方式表達自己的態度，並沒有傷害任何人。我不理解為什麼大家會攻擊她，不明白為什麼會把矛頭指向無辜的人。」
選擇融入的困境
「香港共同體」概念提出者、專注身份認同研究的台灣學者林泉忠指出，歷代移民都要經歷融入移民社會的困境。但是，當下的「港漂」卻有其特殊性。一方面，由於香港本土意識形成了特定的歷史背景，其排他性與「北上廣深」等內地一線城市有所不同。在自行運轉的社會制度下，香港形成了本土的社會特色、文化特色，並積累了獨有的歷史發展經驗。香港本土意識的排他性也因此界限清晰。其具體體現為，作為族群的香港社會和作為族群的內地社會在一國之下，族群間的對立與分裂愈發嚴重，相互不能認同。這一矛盾在反修例風波中被放大。
另一方面，與上世紀七八十年代不同，隨着中國國力增強，當前來到香港讀書或者工作的「港漂」更具「主體意識」。「大家都是中國人」，如果沒有硬性要求，甚至不需要學講廣東話。因此，當他們遭遇當下的社會運動，過去既有的信念和價值體系受到批評、身份受到針對，情感上會更加難以接受。
「我選擇來這裏讀書，是因為這裏教育環境好。未來我肯定是要回到內地的。」Cindy說，「一方面，我不屬於這裏；另一方面，我還是想要留在家人身邊。」
林泉忠認為，移民身份認同的取向受多重因素影響，包括生活環境、社會氛圍、原有社會牽絆等等，但最為重要的仍然是個人意願—也即是說，成為怎樣的人或歸屬何處終究是個體的主觀選擇。
隨着示威活動中「私了」行為進一步升級，林汀突然發現當自己走進吶喊的人群中時，開始感到緊張不安。不敢拿出手機拍照或者打開微信，害怕自己不小心講出普通話，擔憂被人群追逐、包圍、針對……
「一個月前，我告訴自己這些人不能代表『香港人』，這個想法會稍為減少我的困擾。」林汀說，「現在，我還是會認為『私了』是運動中的個別情況。但我必須承認，除了加害者個人要負法律責任，整個運動中的幾方參與者—包括港府的不作為，警方的失控，示威者無大台、無綱領以及情緒化—都是『私了』行為的催化劑。」
8月後，林汀不再上街參加遊行。其一是因為運動形式變化後，不上連登、沒有本地朋友的她很難獲得活動資訊；其二是因為愈來愈多活動獲警方的反對通知書，而她必須為遠在家鄉替她擔憂的母親負責。
習慣了香港社會的高效、自由以及規則優先的Cindy，還需重新調整去適應內地社會的運行邏輯，以便為未來做準備。這並不容易。
比如，她完全不能理解為什麼掛國旗的中大女生發在自己微信公眾號上的文章會被刪除，而《環球時報》「營救內地生」的傾向性報道卻大行其道。她說：「前者讓我感覺被拋棄，後者讓我感覺被利用。」理解這些「不可理解」過於痛苦，她說：「我還是寧願不去想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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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節錄自第191期《香港01》周報（2019年12月2日）《在困惑中徘徊 沉默內地生何去何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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