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評．為什麼不平等至關重要】從道德角度審視不平等現象
當今世界，不平等現象十分普遍，香港如是，美國又何嘗不是？要解決問題，必先從了解有關現象開始，托馬斯．斯坎倫（Thomas M. Scanlon）的《為什麼不平等至關重要》（Why Does Inequality Matter？）當對大家有所啟發。
撰文：方蘅
斯坎倫是美國著名哲學家，專攻倫理學與政治哲學，現已自哈佛大學榮休。這本書的主要框架來自斯坎倫1996年的林德利講座，題目為《對不平等的反駁的多樣性》。其後，他不斷為這個主題添加內容，並且發表演講，最終形成這本書。實際上，早在本書出版之前，斯坎倫的論述已產生巨大影響。約翰．羅爾斯在《作為公平的正義》和《政治哲學史講義》這兩本書中，就基本沿用了欺坎倫的框架來討論反對不平等的理由。斯坎倫更是關係平等主義（又稱社會平等主義）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促使有關學說在最近十幾年來興起。
《為什麼不平等至關重要》有助於我們從道德和政治倫理的角度審視平等的觀念，全書共十章，分別就地位平等與機會平等諸議題，以及平等與自由、民主、公平等價值觀念之間的關係進行了剖析，當中涉及資源的分配、人事任命中的擇優取錄、高管薪酬水平是否應得等大家關切的問題。
世上有許多不平等，才促使我們追求平等。不過，某些不平等是可以得到證成（justify）的。斯坎倫提出「平等的關切」（equal concern）概念，某些分配是不平等的，卻符合平等的關切，例如如果地質因素導致一些地區比其他地區更難維修道路，那麼，在這些地區比其他地區投入較多的資金用於維修道路，就是正當的、符合平等的關切的。
不平等造成地位差異
決定是否違反平等的關切，也視乎有沒有違反非比較性的權利。若法例規定，必須為兒童提供某一程度的教育，而政府沒有為某些兒童提供這種程度的教育，那麼就是違反了一項具體、非比較性的要求，違反平等的關切。但是，如果政府向所有兒童都提供了這種程度的教育，儘管有些兒童還有機會接受額外的教育，也並不違反平等的關切。由此可見，當某種不平等得到「好的理由」支持時，這種不平等的對待便與平等的關切的要求相容。
種族歧視和性別歧視都導致地位不平等，這種不平等是無法被證成的，比如說，以不可靠為由拒絕信任某人或拒絕讓他擔任要職，必須有證據來證明，而不能依靠種族和性別來判斷。在某些情況下，經濟不平等也會造成地位不平等，比如要有某種妝容打扮才讓人看起來像一個受尊敬的人，窮人負擔不起，也就失去了這種地位。
斯坎倫又指出任人唯才的社會具有種姓社會一樣的地位不平等缺陷，因只有某些才能可以獲得崇高地位，缺乏這些才能地位比較低。不過，他認為推崇某種才能的同時，不能讓人感到沒地位和缺乏自尊，只要有價值的生活就是多元的。另外，一般人不會為自己的生活和超級富豪的生活之間存在差異而苦惱，是因二者屬於不同的非比較性群體。群體內部則會互相比較，例如高管薪酬大幅增長就與高管之間的互相比較有關，從而造成社會不平等。
欺坎倫提出「對不平等的三層證成」（three-level justification）。一是制度證成：建立一個會產生這種不平等的制度是有正當理由的。二是程序公平：雖然這個過程所產生的結果是其他人獲得了優勢，而抱怨者則沒獲得這個優勢，但這在程序上是公平的。三是實質機會：儘管抱怨者在這個過程中缺乏必要的資格或其他手段去做得更好，但這一事實沒有涉及任何錯誤的行為。
斯坎倫又把機會平等視作對反對不平等的三層回應的一部份，在任用人才時，機會平等並不要求每個人都獲得某個職位，拒絕沒有才能的人並不是不公平，也不是歧視。但是，相關不平等必須通過效果來證成，或證成不平等是基於應得，否則，擇優錄取就缺乏理據。
實質機會可說是「公平的機會平等」（Fair Equality of Opportunity）的一部份，是指擁有同等水平才能並具有相同意願來使用才能的人，無論在社會制度中的初始地位如何，都應擁有同樣成功的前景。不過，許多人的心理成長模式由於不幸的成長環境導致他們「未能作出努力」或缺乏意願，故重要的是一個人能在足夠好的條件下擁有選擇權。
如果一個人處在足夠好的條件下，並且這些條件使他原本可通過恰當的選擇而得到某個結果，就已足夠，即使由於他沒有注意到這種選擇權，而錯過了這個選項，這仍可說是具有充足的實質機會。當今世界，富人總是能為子女提供比其他人更多的東西，因而實質機會較好，故此，要消除不公平的競爭必須透過兩種途徑：一、消除不平等；二、限制富人能夠為子女提供的東西。
欺坎倫又談到政治公平的問題，經濟不平等會干擾政治公平，一方面，富裕的公民較能對當選的公職人員產生影響力；另一方面，貧窮的公民缺乏金錢去獲取有效的言論手段，缺乏平等的機會來影響選舉結果，較難競得公職。政治公平所要求的不是人們對於影響政策具有同等的成功可能性，而是人們擁有平等的機會產生政治影響，能夠平等地獲取（equal access to）某些手段，例如在一個公開會議上，每個人有權使用相同時間的麥克風。
雖然富人有能力在政治競選上投入更多資金，但這種能力不應給予他們決定性的優勢來影響選舉結果。另外，有一些標準也會限制民主選舉的代表有資格去做哪些事，例如不能訂立侵犯公民權利的法律，並須符合程序公義和平等的關切。雖然有策略可以阻止一些經濟不平等產生的後果，但一旦高度經濟不平等建立起來，要阻止這些後果就非常棘手。
經濟報酬或干涉平等
有人提出，促進平等會干涉個人自由，但也有人認為，經濟不平等會導致一些人對其他人的生活擁有某種不可接受的控制權。稅收是一個干涉自由的典型例子，稅收與人們所擁有的獨立於任何社會制度的財產權是不相容的。不過，徵稅卻是可以得到證成的：由於交易會產生不平等，並且人們在交易中行使了他們必須擁有的權利，故此，只有通過限制這些交易或對交易所得的收入徵稅，才能促進平等。例如人們都想隨心所欲地選擇居住地，但並非每個人都能住在他們最喜歡的地方，將稀缺住房分配給願意支付更多費用的人是有道理的；然而住房市場絕不能導致最貧窮的社會成員無力負擔住房的費用，為了讓整個產權制度獲得證成，對出售財產所得徵稅就是一種好的方法，用來提供福利，消滅不平等帶來的消極後果。
有一種假定是：經濟報酬的水平至少在某種程度上是基於應得而得到證成。斯坎倫卻推翻了這種假定，他認為不是任何制度都能夠在道德上產生有效的制度資格主張。例如某校可以規定，某學期中取得最低平均成績的學生必須在一個學期之內擔任平均成績最高的學生的私人僕人。這種制度就是無法得到證成的。
一個人在經濟活動中發揮了某種特殊作用，可以產生令人欽佩感激之情，但並不等於按照制度或習俗給予金錢的獎勵是恰當的，因為道德性美德（moral virtue）不應當成為經濟制度的職能。一種分配正義的標準必須提供某種理由來支持一些人擁有更多的分配物，道德性美德卻未提供這樣一個證成的理由。擁有某種能力在職位上表現良好，基於應得而要求獲得報酬是一種制度資格的要求，而不是一種應得的要求。
1965年，在美國350家公司之中調查，高管的平均薪酬是其員工的20倍，到了2014年這個比率是303:1。斯坎倫特別提出，高管薪酬超出一般人很多是得不到證成的。這些收入分配最頂端的人之所以增加了收入，是因上世紀八十年代開始，法律和政策削弱了工會的力量，金融行業的監管減少了，以及稅法的改變降低了針對高收入的邊際稅率，也降低了遺產稅。
有人說，七十年代以來，隨着大公司的規模擴大，提高了高管的邊際生產力，故增加他們的薪酬是正當的。然而，我們很難去界定高管個人的邊際生產力。另一方面，有證據顯示，即使高管普遍得到低水平的薪酬，仍然可以吸引有才能的人。高管薪酬愈來愈多地由薪酬委員會顧問根據「具有可比性」的公司來擬訂，這些顧問通常是外聘的，故高管薪酬過高非由假公濟私造成，而是機制缺乏證成。
總括而言，斯坎倫就不平等的現象進行了深入的分析，亦廣泛舉例說明他的見解。而由於他的哲學背景，當中許多理念都需要慢慢咀嚼和思考，書中所論也很學術化，並不通俗，卻是日常廣泛討論的問題。
《為什麼不平等至關重要》
作者：托馬斯˙斯坎倫
譯者：陸鵬傑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北京）
出版日期：2019年7月
其他《香港01》周報書評：
上文刊登於第190期《香港01》周報（2019年11月26日）《《為什麼不平等至關重要》從道德角度審視不平等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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