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門劇場．三】台灣學成歸來 他們盼改變業界生態

2013年，楊彬在台灣藝術大學畢業前，收到曉角總監許國權（人稱大鳥）的電話，問他願不願意幫忙，接手劇團的行政工作。他本來想留在台灣，看看當地的劇場生態，體驗幾年，但突如其來的邀約，讓他改變了心意。此後幾年，他經歷了澳門劇場如過山車般的變化，劇團從一年兩個節目，增加到八個節目，文化局長轉換，又從八個節目變回兩個節目，生活起伏不定。此為「澳門劇場」系列之三。

2014年，演藝學院有意聘請他為全職老師，待遇跟公務員一樣，月薪37,000元，加上津貼，是人人欣羡的絕世好工，但楊彬想都不想便拒絕了。「如果我在演藝學院做老師，我很清楚我沒有時間排戲，但排戲對我很重要，因為我是一個演員，經驗的累積很重要。」全職老師要帶數班學生，一帶便是幾年起跳，消耗的不只是精力，更是他的經歷。演員是一個需要不斷觀察生活的工作，沒有歷練，難以演活角色，「2013年回來教他們，我大學學的東西是足以應付的，但帶着他們，我覺得過不了自己，教學不應該是這樣的，我應該好好用我的經驗去說服學生。」如果父母知道他推掉這份筍工，大概會打死他。

義無反顧，只因心中有一個信念。「我很希望這個行業可以發展得好一點，或大家的生活狀態可以好一點。」在台灣讀書時，他看到很多不曾在澳門看過的作品，小眾的，商業的，實驗性的，傳統的，戲劇可以與生活緊扣，折射的是台灣人的有容乃大。他大量閱讀，瘋狂排戲，即便要出錢出力，也甘之如飴，而得到的回饋是，每個作品至少都可以做十場，從生疏到入戲，從抽離到與觀眾互動，他感受到劇場的感染力。這種生態在澳門幾乎不曾出現過，三個月排一齣戲，一個星期合成，一個周末的演出，演員在速戰速決，在爭分奪秒中為作品劃上句號。

曉角每年向文化局申請資助，過去一般獲批兩、三個項目，但在楊彬回來那幾年，製作量突然大升。4月底公布資助金額後，團員急忙籌備演出，到第一個作品公演，已是6月，他們要趕在年底前消化所有資助，「真係好chur。」在香港做一個製作，台前幕後連前期準備工作，約需80萬元，但澳門的製作一般只批20萬元。這時他便要找贊助，向其他政府部門及社福機構叩門，或將畫圖、製作、管理服裝等崗位合併。而作為演員，演出一個接一個，沒有空間思考，不利個人成長。

他說，這裏的機會多到難以消化，但未必是一件好事。「大家都很疲倦，會諗我到底在做些什麼，會不斷天人交戰。」

常為生活奔波　難免影響創作

自由身演員袁一豪也有類似的想法。

他在中學時期參加劇社及比賽，畢業後報考香港演藝學院、台灣藝術大學的戲劇系，全都失敗，只獲中國文化大學中國戲劇學系錄取。他不曾接觸過戲曲，但戲曲作為表演藝術其中一種類型，他認為可以了解一下。「我覺得很有趣，傳統戲曲與現代戲劇的關係，對於表演者的訓練、表演狀態等，兩者原來有緊密的連結。」大學二年級，他轉讀國立台灣戲曲學院，專攻京劇。

在未讀大學之前，他曾接受過不同的戲劇訓練，有西方的，有美國的，但這些訓練讓他有距離感，「我跟他們（西方人）的體格不一樣，許多在這個體格前提下的訓練都不太適合亞洲人，語言、呼吸習慣都不一樣。當將他們的訓練系統轉移到自己身上時，我覺得不太對。」他說，戲曲看起來與現代劇場差異很大，但在訓練上，許多元素都貼合東方人的特質，譬如聲音、身體節奏等。

主攻武丑的他，在短短四年惡補戲曲知識，透過模仿、練習，慢慢跟上同學的節奏，學了《三岔口》、《搖錢樹》、《孫悟空》等劇目。台灣有一個主打新派京劇的國光劇團，但澳門是連京劇演出都少之又少，「我大概是唯一一個學京劇的澳門人吧。」他指着自己笑道。

比起參與傳統京劇演出，他說自己的興趣在於京劇與現代劇場的融合，這幾年，他亦在做嘗試，譬如加入台灣野孩子肢體劇場，將京劇、默劇、話劇共冶一爐，提煉出豐富的視覺效果。而澳門導演也喜愛找他合作，在劇場中加入戲曲元素。今年3月，滾動傀儡另類劇場改編魯迅作品《藥》，袁一豪在演出中加入戲曲動作、唱腔、唸白，詮釋道士賣血饅頭一幕。「一般人睇京劇有時會睇唔明，我嘗試將它轉化成顯淺的元素，強化某些象徵。觀眾也想要創新，他們的閱讀方法不一樣了，用兩三個小時來閱讀一部經典作品會覺得悶，以創新、貼地的方法呈現議題，接受度會更高。」

作為自由身演員，他現在的生活是，早上到學校巡演，下午排戲，晚上排另一齣戲，中間不斷開會，「好分心，但要一直做才能維持生計。」不投資不買樓的話，收入尚能養活自己。排一個作品需時約兩個月，演出的收入僅是正常文員的月薪，在排戲的過程中，演員須接一些零碎的工作，難免分心。「排完一齣戲，沒有時間消化便要去排另一齣戲，有時甚至同時排兩齣戲，對一個表演者或創作者的發展很不好。」

不欲一團獨大　彼此都想更好

近年，許多澳門年輕人選擇到台灣修讀戲劇，台灣劇壇儼如澳門新一代劇場人的搖籃。這與政府的資助有關，更大的原因在於台灣的劇場環境多元，充滿活力，令年輕人嚮往。「我想去遠一點的地方看一看，香港很近也很貴，在台灣，一年只需兩萬多（港元）學費，生活支出也少。」求學期間，楊彬讀大量雜書，看舞蹈看展覽，這些古靈精怪的作品帶給他全新的感受，或許未必有商業價值，卻讓人大開眼界。畢業時，他想過留下來，最終找上他的卻是澳門的劇團，似是冥冥中注定。

袁一豪的想法是，趁着青春走多一步，無論是為自己，還是行業。「如果想舒服一點，當然可以不做，但劇場生態是需要培養的，不能說累了便不做，這樣的消極是沒有意義的。如果不開始發展，沒有人知道劇場，那劇場終會消失。」

他說，澳門沒有小圈子，大家每次拿到資源，都不顧一切做最想做的事情。澳門也少有派系之爭，劇場工作者有着不同的學院背景，學生從台灣、香港、新加坡、內地、德國、法國、英國歸來，彼此對不同體系的接納度很高，「我們想一起去建立生態，而不是一團獨大，大家都想生態變得更好。」

劇場大爆發　反帶來隱憂

與楊彬及袁一豪兩位年輕人不一樣，黃栢豪對當下戲劇生態的轉變不太樂觀。黃栢豪在中學時期接觸戲劇，大學考到香港演藝學院，礙於經濟原因，留在澳門讀電機，閒時到學校帶話劇組、演戲。「澳門就是這樣，參加業餘劇社，有前輩帶着你、教你，學了一點東西，又去教後生仔。」畢業後，他演戲、教書，儲夠錢便到台北進修表演，是第一代到台灣讀戲劇的澳門人。

近年，年輕人紛紛朝學院、專業化方向發展。「澳門過去一直都由業餘劇社撐起業界，近十年才有小小轉變，作為經歷過這兩個時期的人，會思考這種專業化是不是好事。」他若有所思地說。

新人湧現，為沉寂的行業帶來火花，但「這段時間產生的東西不是最好的，提升了量，但在質方面不太穩定。」他笑指，以前的人有一股餓氣，可能一年只有一兩個演出，所以每次參與都會抱着很大的熱情。四五年前文化局加大資助，演出量攀升，新劇團湧現，他跟楊彬和袁一豪有相同的疑問：「你會問自己到底是否還愛戲劇？你會否喪失了原本做戲的狀態？」他續指，一個地方原本很窮，突然變得很有錢，這些錢就會用在很奇怪的地方。「劇場大爆發，對生態是否好呢，真的可圈可點。」

作為在行內打滾多年的演員，他早已過了瘋狂接演出的階段，他希望政府可以從根本上提升文化的價值。「澳門總是這樣，大家只知道錢，其他都不知道，但這不僅是文化政策問題，是整個政府都認為錢可以解決問題，沒有任何思考。現在最大問題是，文化絕對比不上醫療、教育，文化僅僅是你吃飽了才會做，不能跟教育、醫療、社福相比，所以一日未去到這個級別，它的價值都不會被釋放出來。」這大概不只是澳門的問題，整個華文圈都有同樣的迷思。

中生代舞者洪振宇在澳門打滾多年後，決定以街舞為起點，慢慢發展現當代舞蹈。他的故事如下：【澳門劇場．四】為了推廣現當代舞蹈　他開設了一間街舞教室

上文節錄自第171期《香港01》周報（2019年7月15日）《澳門劇場：伺機蛻變》專題報道中的《推手尋道求變 用汗水撐起劇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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