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物館遊蹤】與時代保持距離　別讓博物館淪政治角力場

戰後殖民地政府的治理政策轉變、六七暴動、九七回歸……博物館在處理政治及社會議題的敍述時，難免觸及城市歷史之痛或爭議之處，在策展上該如何處理這部分？（此乃《博物館遊蹤》系列之二）

香港歷史博物館館方在策劃香港近代展覽的時候，可多考慮從香港的世界地位和地緣情勢出發，去看香港這幾十年來的社會變遷。這有助「香港故事」變成一本生動的通俗小說，而非艱澀難讀的八股文本。「在上世紀六十年代，電視機在歐美國家漸趨普及，部分香港家庭亦擁有電視機，其實當時的香港已經很先進。」

民間戰爭史專家蔡耀倫指着展板牆上影視紅星蕭芳芳的舊照說，「或者聽聽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的廣東歌：若放在國際框架上來看，你知道當時的世界潮流興什麼，就會明白為何那陣子很多廣東歌都是改編歌曲。」

站在世界的高度說香港

儘管說六七暴動難免會觸及中國共產黨，但從宏觀角度看，當時整個世界處於冷戰環境，香港便處「冷戰的前線」（處於共產中國的邊陲，卻被資本主義陣營國家統治）。以國際觀看六七暴動，既可擴闊參觀者的思考範圍，亦能避免論爭，動搖博物館應有中立客觀闡述歷史的初衷。

蔡耀倫和中學歷史科教師張往皆認為，日佔時期的展區做得不太理想。蔡耀倫覺得整個展區太小，沒有足夠空間講述這段影響香港深遠的戰爭史實。而且，很多展出的軍備複製品如軍服、槍械等，與當年真正使用的裝備有差異。

張往則從展板的文字介紹中看出一些敘史手法問題，他指展板民族主義色彩頗濃，集中說到日本軍國主義，但沒有提到日本的現代化史。日本維新現代化對整個東亞地區的發展至關重要，理應花點筆墨敍述，若從當時東亞局勢去看日軍侵華，相信可更深層次發掘香港日佔時期的歷史意義，不致囿於片面的情感之辭。

「香港故事」的「最終章」以1997年香港回歸中國而止。回歸至今已歷廿二載，香港在民生、政治、經濟等範疇經歷不少標誌性的轉捩時刻，館方應把這些「歷史」大事放進未來的常設展覽嗎？這衍生難以解答的迷思：究竟怎樣才算「歷史」？要待發生多少年後，某事件才能成為「歷史事件」？

傳統歷史學界人士都覺得，處理歷史不是處理「時事」。以2014年發生的雨傘運動為例，歷史學者們不會認為，身處2019年，會對2014年的事件有完整理解，或者能集合多角度的看法。短短數年，社會很難對某事件毫無爭議地定調。

「如果你問我，館方應否將2014年雨傘運動的內容放到未來的更新展覽，我覺得不太適合。博物館並不是唯一一個記錄事件的載體。傳媒、出版社等很多形式都可share（分擔）這個責任。」

張往認為，這二十年來，香港所發生的政治事件爭議性很大，博物館不應成為這些爭議的場所。近年坊間曾熱烈討論有關檔案法的問題，觀乎歐美國家的相關法則，規定要在三十年後才會公開當年的政府檔案，這亦反映出歷史學界對還原歷史的看法，是務求與當下社會「保持距離」。

以中性語言闡釋城市故事

博物館有它獨特的角色，應該以客觀中立的語言方式、敘事口脗去闡釋城市故事，盡可能將不同立場的意見放到展區當中。作為公眾，一定希望有更多人能參與博物館的更新工程，而非一小撮人去決定展覽內容、策展方式等。「所以大家需要考慮到，討論這麼近期的事件時，怎樣才能得出一個大家都接受到的說法，其實是很困難的。」

同理，香港歷史博物館在籌備展覽時，可能接近九七回歸，館方或許希望以低調的形式策展，儘量避開有爭議的地方。「一些無爭議的東西，那就多放些地方空間去做……做這些東西，別人不會罵到你啊。」張往指着該館偌大的史前時期展區笑道。

他認為，介紹史前時期香港的展區範圍太大，很多展品都是塑像模型，既欠缺文字簡介，又設置欄杆阻隔，無法與訪客互動，無甚意義。若在有限空間按比例分拆各時期展區，館方應把多些空間分配給近代史展區。

張往說，現時「香港故事」常設展覽將時間線之末定在1997年，仍算合理。但考慮到往後日子，譬如回歸三十年後，再在博物館回顧回歸最初十年至廿年的歷史，亦無不可，但首要條件是，政府或社會是否有系統去保留這些歷史記錄？香港相關學術機構又有沒有足夠人手、資源去處理，以及進行回歸後歷史的學術研究與教育工作？

「將來若更新展覽，館方有很多mindset（心態）要改。譬如博物館如何做好教育公眾的角色？如何達致展覽的『可持續性』（吸引訪客再訪）？博物館裏的資料是否可讓大眾隨時存取？」

張往和蔡耀倫不約而同提到，放在「香港故事」裏較初段的民俗展區其實是一個好題材，向訪客介紹香港開埠前的社會面貌。訪客可以看到傳統圍村磚房的起居設施，甚至是「常年新鮮」的盆菜、轎子、裙褂等，仿真度極高。對於成長於數碼年代的年輕學生而言，這些立體造景可以吸引他們拍照「打卡」，增加他們認識香港圍村風貌的興趣。

蔡耀倫就着民俗展區的立體造景，大嘆可惜。「如果可觸碰那些實物就更好。」他指出，香港民俗部分在策展方面生動有趣，美中不足是館方忽略「互動」元素。他回想小時候到三棟屋博物館見到一部打穀機，當時完全理解不到它如何運作，直到現在也在想，當時會否可以有一部模擬機器，讓訪客親身體驗打穀？

現時博物館整條走線，就是缺乏這類與觀眾互動的環節。比方說，被圍欄阻隔的轎子是複製品，又何妨讓訪客試坐，感受一下以前秀才回鄉光宗耀祖的一刻？

館方亦考慮到這方面不足之處，故計劃在新常設展覽的設計上，利用新科技和多媒體節目、互動或可觸摸展品、提問甚或聞氣味等不同手法，加強展覽的互動性，讓觀衆積極參與，同時也有一些方便傷殘人士體驗和享受展覽的無障礙安排。

蔡耀倫最後以一部舊式電視機的展覽為例說，館方或可開闢一個角落，放着電視機，播着經典電視劇集。一個老年人會回憶當年看電視的滋味；一個成年人會回憶起小時候曾用過這部電視機；一個小朋友甚至可能從未見過這種電視機，因而感到新奇。或許小孩會問：「為何這部電視機沒有顏色啊？」

「現在的人為何老是緬懷往昔的時光？某程度上是因為大家對那段時期發生的一切不太了解，因而有一種好奇……以前的人真的過得很好嗎？這就需要我們去多些了解。」蔡耀倫說道。歷史博物館之於一個地方，最重要的意義，在於重整地方歷史的真實面貌，彌補過去的認知盲區。最終目的，就是希望為這片土地，拓闊更美好的將來。

上文節錄自第160期《香港01》周報（2019年4月29日）《與時代保持距離　博物館非政治角力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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