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佔中九子案】公民抗命不應抗衡法治　湯家驊：法治比政治理念高

藉由違法的公民抗命喚起民意，再藉由民意的浪潮改變現有體制，使香港政治體系更加完善，這是陳健民與戴耀廷認為，法治與公民抗命不應相抗衡、反而是相互融合補強之處。對此， 前公民黨黨員、現任行政會議成員的資深大律師湯家驊，有着不同看法。

「法治跟民主是沒有矛盾的，香港的法律制定有公開、透明、明確的制度，可能你的意見不一定獲接納，但不代表香港有什麼法律違反了基本人權。我們不論在《基本法》、《人權法》都有凌駕性效力，所以你不能把香港的法律跟納粹惡法相比，既然不能相比，就很難說香港的法治不需受到尊重。」湯家驊說。

湯家驊：民主未健全非違法理由

湯家驊表示，有些抗爭者認為他們的訴求已經高於對法治的遵守，他對此不以為然。他解釋，法治有四個重要元素：第一、制定過程公開、透明；第二、法律內容必須明確，每個人都清楚明白這個法律是什麼；第三、法律精神一定要人人平等，每個人也受同一套法律規限；第四、每個人都有同等機會依賴法律保護他的權利。當中並沒有提到任何政治理念可能比法治更崇高的情況。

他認為，現今對法治的看法已經不同以往，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時納粹德國透過法律沒收猶太人財產、迫害猶太人等不公義、不平等情況，不會在香港發生，如果認為香港民主不健全，法律欠缺人民授權，就可以不需要遵守，或是政治理念便可以高於法治，這會是相當危險的看法。

湯家驊解釋：「因為你覺得你的政治理念很崇高，別人可能不同意，如果每個人都認為自己的理念很崇高，不用接受欠缺民主的法律，到最後就沒有人要尊重法律了，法治體系就會徹底崩潰。」他批評，在佔領運動時法院曾發出禁制令要求抗爭者離去，但群眾拒絕，反而說無須遵從法庭禁制令，種種行為都已突顯他們違反公民抗命對法治的尊重。

法治須當權者與人民共同守護

前大律師公會主席石永泰於2015年1月12日舉行的法律年度開啟典禮上，也曾對公民抗命與法治間的關係做過註解。他首先釐清了法治便是單純守法的錯誤觀念，認為法治的概念更包含了尊重獨立的司法機構、法律條文對人權做出保障、執法者行使法律賦予的酌情權時必須尊重個人的權利和自由等條件，並認為過分強調民眾必須守法，卻對其他因素避重就輕、或隻字不提時，往往是極權政府利用法律作為整治民眾的工具，而不是約束自己管治方式的表徵。

但石永泰也強調，在運動中有些人聲稱不服從民事法庭的禁制令不算損害法治、甚至辯稱法治僅止於用以約束當權者，公民的行為不可能對法治有負面影響，已過度任意地詮釋法治。尊重他人的權利及尊重獨立司法機構所發出的命令，都是公民抗命應有的限制。

他同時引述了一段終審法院非常任法官包致金在電視訪問中的言論：「很難想像『不服從法庭的命令』為何不會影響法治。雖然這樣做未必會令法治蕩然無存，但確實會影響。有時在某些地方，法律十分嚴苛邪惡，令反對政權的人要違反及反抗這些惡法，但在香港這個地方，我不認為有這種情況。』」

依美國非政府組織世界正義工程（World Justice Project）公布的法治指數報告，香港近年在126個國家或司法管轄區中的排名皆為第16位，尚屬前段班的成績。但八項評估因素中，「政府權力制衡」一項排名31位，甚至低於非洲國家加納（25位）、新加坡（27位）與印尼（29 位）。在「基本權利」一項也僅排名33位，低於日本（17位)、南韓（22位）與新加坡（30位）。

這份法治指數報告或許能讓各界思索，政府權力能否在憲法與制度上得到制約、民間對政府權力的監察、是否有新聞自由，法律制度下能否實踐基本人權達致法治水平等尚待改進之處， 是否必須倚靠公民抗命的方式才能達成？而即便現行政制與法律或許還有不完備，但進行公民抗命之時，用何種方式才能最大程度尊重現存體系，不至最終摧毀香港市民對法治的信任？

上文節錄自第158期《香港01》周報（2019年4月15日）的《佔中九子案判決後　重新反思公民抗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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