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性別】身份證性別之重 梁詠恩：評頭品足困擾我們致抑鬱
自己像汽水樽裏的咖啡，這是很多跨性別人士的感受。他們因生理性別與性別認同差異而產生不安，希望以另一性別的身份生活，隨着社會上對男和女角色定型的觀念日趨開放，更多跨性別人士勇於「出櫃」（come out），但他們往往難以得到身邊人及社會的認同。現行制度的限制，加上外界的誤解，令他們在生活上面對重重困難和歧視。部分跨性別人士會接受荷爾蒙治療，甚至是性別重置手術，不過，手術有風險，在公立醫院等待變性的過程至少要四年，而且並非所有跨性別人士都想做，更多的只是想追求另一性別的身份，希望做回真實的自己。事實上，也非所有跨性別人士都能做手術，在手術前須進行的另一性別生活體驗期間，可能會遇到更大的心理阻礙。此乃《跨性別》專題報道之一
承認跨性別人士身份，不只是身份證上更改性別一欄，法律上的承認，對消除工作和公共服務上的歧視，以及解決生活上的問題也很重要。適逢近日有兩部跟跨性別人士相關的電影放映，跨性別人士的生活成為輿論焦點，了解他們找回自己的漫漫長路，可讓我們重新思考如何在法律上保障他們的權益。
去年底，《性別承認法》諮詢結束，工作小組預期明年內推出報告，就應否及如何設立一套性別承認制度提出意見。在現行制度下，跨性別人士須完成整套性別重置手術（sex reassignment surgery，俗稱變性手術），才能更改身份證上的性別。三名跨性別人士就此申請司法覆核，判決將於12月中有結果。
什麼是跨性別？跨性別（transgender）人士是一個統稱，指個人心理性別認同或性別表達與原生性別不符的人，性別認同是自我認知為男或女性，性別表達則指透過衣着打扮和言行舉止，反映其心理性別的認同。跨性別人士在醫學上被診斷為患有性別認同障礙（Gender Dysphoria，又稱性別不安症），不少國家已把它從精神病名單中剔除，但香港仍未更改。患者承受因社會男女性別二元區分觀念而帶來的壓力或排斥，往往會產生不安、恐懼和羞愧。他們會尋求以另一性別的身份去生活，包括易服、服用荷爾蒙或進行性別重置手術，以改變自己的性徵。
梁詠恩做手術「變回」女兒身之前，好幾次想自殺。「記得有一次我拿了𠝹刀，看着自己的手，想要割脈。那時一直跟自己說：『𠝹下去吧，𠝹下去就不用再煩了。你怕什麼？』後來真的怕了，哭了。然後我祈禱，哭完後，幸好沒有做到。」那段時期，她往往會因為身邊的人一兩句無心的話而情緒低落。有一次她到朋友家中，其中一個朋友說：「你好像愈來愈嚴重了？」她一時反應不過來，情緒卻忽然爆發：「你說我嚴重？你覺得我變態、有問題嗎？」
長期精神壓力和心理壓抑可以一點一滴毀掉一個人，把他們推向懸崖邊緣。由梁詠恩成立的跨性別資源中心於早年進行「香港跨性別人士情緒健康」調查，結果顯示逾六成受訪者曾經想自殺，曾嘗試自殺的更有約兩成。
去年，跨性別人士J小姐在港鐵大圍站一躍而下，生命畫上了句號，她死那一刻，身份證上性別一欄仍是男性。梁詠恩說，現時每次經過大圍站就會想：為何J當時會有勇氣跳下去呢？她向J小姐的朋友了解過，知道J在自殺前一個月曾見醫生，但不敢說出自己有抑鬱，怕對方不批准她做手術。
現時制度規定，跨性別人士必須完成整套性別重置手術，才可以更改身份證上的性別。「手術的門檻令他們認為（把患抑鬱症）說出來不會幫到自己，反而要說很多話去迎合醫生意願，才能做手術。跨性別人士大部分會去做手術，但手術不應該是一個門檻，令人覺得會換不到證件，走投無路而想自殺。」生理性別與生俱來，社會大眾對兩性有不同期望，未必能理解和接受跨性別人士的言行舉止和打扮，而未能進行性別重置手術的跨性別人士，卻因身份證上按生理性別區分的制度，承受着各種排斥和壓力。由於跨性別群體的光譜很闊，可見度極低，香港目前沒有相關人數統計，梁詠恩粗略估算，若包括沒有做手術的自我認同跨性別者，全港大約有三至四萬名跨性別人士，完成變性手術的約有數百人，當中約100名在港完成，約80人正在輪候。
在跨性別資源中心擔任心理輔導員的性別研究學者張佩琦指，未做手術的跨性別人士在生活中處處碰壁，每次取出身份證猶如一次「出櫃」。「很多接受輔導的朋友因為這樣而整個生命也停頓了。每次見工都要『出櫃』，明明覺得自己是女性，但一取出身份證，噢，原來你是男性，對方就會知道，通常也不會聘請。」她指很多跨性別人士寧可失業，也不想面對這種窘境，長久沒有上班，經濟能力自然不好，「這樣下去，不抑鬱才怪呢」。
張佩琦會建議跨性別人士進修或參加康樂活動，但在香港，很多事情都要身份證登記，他們無法突破心理關口。「我認識一個人，家裏沒有安裝寬頻、煤氣，手機也沒有上網計劃。雖然這是很極端的例子，但一般人不會想到無法擁有真實身份的障礙，他不用那些服務是因為身份證，那對他而言是很大的難關。」
痛苦源於無法做自己
梁詠恩則說，跨性別人士的痛苦源於無法在別人面前做自己。「普通人可能不明白，別人以為你是女人，但你是男人，那有什麼大問題？但對跨性別人士而言，那是一個攸關生死的問題。『我這樣就沒有了，什麼也做不了。』那是很災難的，久而久之，他們精神狀況就會不好，甚至有自殺念頭。」
作為過來人，梁詠恩自覺較為幸運。主流基督教一般會反對同性戀及跨性別行為，身為基督徒的她曾掙扎過要不要做手術，想在《聖經》裏找到答案。她換過數間教會，後來到了一家支持平權的教會，是宗教信仰拉了她一把，讓她沒有走入絕路，並站出來為這個社群發聲。2008年，她成立跨性別資源中心，那時社會對「跨性別」不太理解，很容易將之跟諸如人妖、變態這些負面的名詞連在一起，她算是其中一位最早願意站出來的跨性別人士。
這群人（跨性別人士）只是想有安全感去做很普通的事，找工作、開手機計劃、開銀行戶口……如果每天都有人叫你先生，然後你要解釋：「不是啊，我是小姐！」你也會精神衰弱吧？
對於J小姐的事，梁詠恩很難過：「現時沒有《性別承認法》或《反歧視法》立法，那叫他們怎樣呢？這群人只是想有安全感去做很普通的事，找工作、開手機計劃、開銀行戶口……如果每天都有人叫你先生，然後你要解釋：『不是啊，我是小姐！』你也會精神衰弱吧？」
旁人的好奇猜測、絲絲細語、批判，均會對跨性別人士造成傷害。梁詠恩記得很多年前開始易服，曾被一群小孩評頭品足：「你覺得他是男人還是女人？」「她沒有喉核，應該是女人吧。」她當時默不作聲。現在她較看得開，不怕接受訪問，就是抱着「你不知我也先讓你知道」的心態，讓自己克服那種被發覺時的困擾。但她明白，不是人人有這種勇氣。梁詠恩說，這些困擾令跨性別人士容易抑鬱，有些人更寧可不上街。「你試試設身處地去想，每天外出便被人評頭品足，甚至開口問你是男是女，會造成很大傷害。有時別人看你未必是懷疑你，但他們會很自然地代入了，覺得『啊，又被人歧視了』，天天像是在打仗般。」
經歷了最少兩年的醫生和心理學家評估，以及全天候另一性別的生活體驗，梁詠恩終於知道做手術的日子，距離得到新身份只差一步，就在那時，她確診患上抑鬱症。「我有點震驚，啊，終於到這步了，可以做手術了。我跟自己說：『那你應該開心啦。』我一直在想，過了幾天，我愈來愈緊張，問自己是否準備好。一周後，我吃不安睡不着，很焦慮。」「我什麼也不想做，沒有感覺了。每天下班就回家，想睡覺不想外出，我在想自己是不是真的抑鬱了。」梁詠恩上網查找資料，想找解決方法。看了《抑鬱自療》這本書，然後按裏面的方法去做，她形容當時「很沮喪地積極令自己復元」，四個月後，她自覺復元了約八成。
再見精神科評估醫生時，她坦白說出自己的抑鬱徵狀，醫生處方了抗抑鬱藥給她。後來，她慢慢減藥，慢慢走出來，並完成整套性別重置手術。「有擔心自己會再抑鬱，現時工作壓力很大，包括早前資源中心經費不足。你辦組織會有很多人看着你，我連病、抑鬱也不可跟別人分享。我試過分享不開心的經歷，卻被人質疑我辦組織怎可以這樣。我不可以說想死，如果你也這樣，那其他人可以怎麼辦？」
不開心時，一般人會找親朋好友傾訴，但對跨性別人士而言，身邊的人卻可能是最不接納自己的人，造成的創傷可能更大。跨性別資源中心如何幫助他們找回自己？做手術又是不是惟一出路？請繼續閱讀︰【跨性別．二】傷害源自身邊人 變性手術非惟一出路
上文節錄自第141期《香港01》周報（2018年12月10日）《汽水樽裏的咖啡 跨性別之路》專題中的《從抑鬱症說起 性別：我的身份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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