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蹟保育．下】一切注重成本效益？ 商業與文化如何共存
在「活化歷史建築伙伴計劃」（活化計劃）與「保育中環」以外，發展局始終就是以發展為名，轄下的文物保育專員辦事處大抵也必得要依循發展的大步走，環顧香港不少古蹟保育的失敗例子，往往就是敵不過市場導向思維的發展格局。撰文：曹民偉
建於1927年的何東花園，本已獲評為一級歷史建築，由於何東是首位可以住到半山的華人，意義絕不簡單，但政府跟業主商討兩年，由於作價逾50億元，政府又無法以轉移地積比例作交換，坐擁萬億庫房儲備的香港政府，決定放棄這幢整個香港歷史上極為重要的建築，任由其於2013年被拆卸。
另一幢三級歷史建築物是位於半山區堅尼地道的佑寧堂，其聖所和鐘樓以充滿歷史感的花崗石砌成。這幢最早可追溯到1843年的大石柱堂，昔時主要為英國海軍及陸軍成員與洋商舉行宗教活動的場所，去年也被拆卸來建造成高級住宅。
著名的虎豹別墅虎塔，自從1935年以來一直是香港旅遊業吸引遊客的標誌，但1998年整個虎豹花園以一億元出售，政府也沒有花錢買下來，結果今天只拆剩主樓及虎塔；還有今天不少老香港人緬懷的雍雅山房、容龍別墅、青山酒店等皆成陳迹，近日香港唯一有着孫中山革命史迹的屯門紅樓，也被內地資金買下，開始趕走住客，看來拆卸作新發展只是朝夕之事。
1937年落成的景賢里半山建築群有着中國嶺南傳統三合院佈局，還有琉璃瓦屋頂及中式屋頂脊獸及中央一顆寶珠裝飾，裏邊曾是荷里活電影《江湖客》（1955年）及本地電視劇《京華春夢》（1980年）的拍攝場景。2008年被業主拆去所有家具窗框、屋頂瓦片及石製牆欄，政府才緊急將之列為暫定古蹟阻止拆毀，最後以換地方式收購下來保育。
香港皇都戲院建於1952年，前身名為璇宮戲院，到1959年才改名皇都，戰後的歌劇與電影風行，許多世界級表演匯聚於此，連著名歌手鄧麗君亦曾在其舞台上唱歌，它有着獨一無二的天台圓拱形混凝土桁架，還有正門大幅浮雕的建築，然而戲院結業整整20年，乏人問津，直至2016年被地產商收購，政府才又再急急將之評為一級歷史建築物。
灣仔著名的同德大押彎曲形唐樓建築十分罕有，然而2013年業主獲得屋宇署批准重建作商廈，即使多個保育團體出面要求古物諮詢委員會重新作評級，也只維持為三級歷史建築物，意即「具若干價值，並宜於以某種形式予以保存的建築物，如保存並不可行則可以考慮其他方法」。最末一句顯然意味着可以任由業主拆卸。
二級的定義則是「具特別價值而須有選擇性地保存的建築物」。事實上在香港即使一級歷史建築物，這個評級定義亦只為「具特別重要價值而可能的話須盡一切努力予以保存的建築物」，沒有明文規定不可以拆卸，像一級的虎豹別墅與何東花園、利舞臺，一樣難逃被拆毀的命運。
2017年，古物古蹟辦事處數字顯示，過去四年間就有1幢一級歷史建築、3幢二級、7幢三級歷史建築被清拆。有時許多舊樓被拆卸時，我們根本不曉得它原本是二級或三級歷史建築物，說到底兩者的界線也是模糊不清。
現今香港總共有168幢建築物評為一級歷史建築、332幢評為二級、471幢評為三級。當中六成半業權由私人擁有，他們什麼時候興起要發展，政府也無一套準則去保護或規限，只是見步行步，有時慷慨豁出換地，有時又捨不得花那幾十億換下珍貴的歷史，真摸不透政府葫蘆裏賣什麼藥?
像景賢里可換地，為什麼何東花園又不能?為什麼舊皇都戲院可以評為一級歷史建築，而孫中山搞過革命的屯門紅樓卻只停留在三級歷史建築?
活化之後 還需留存記憶
當美利大廈變身The Murray酒店，那還是我們排隊換證的政府大廈嗎?當PMQ元創方變成商場慣見的連鎖店與高級酒吧，那還是警察宿舍或者中央書院的集體記憶嗎?
今天很多所謂保育或活化，其實已變成一種商業性的販賣方式，像1881 Heritage的形象幾乎沒法令人再聯想得到水警總區總部的歷史，而美利樓可以整幢被移到去赤柱重建，再又變成一處高級食肆所在地，將歷史錯置還算不算原來的歷史古蹟呢?香港開埠時美利樓的軍事位置與功能早已因遷移而蕩然無存。
灣仔和昌大押、囍帖街、灣仔街市原來都是庶民生活的日常出入之地，今天卻轉換成高檔身份、豪宅內涵，普通人可望不可即，這已成為一件超級複製品，根本失去了大押、印刷街或街市的原本街坊回憶與社區價值。
保育古蹟往往陷於兩難，「活化計劃」交由文化或非牟利團體營運，往往缺少了商業頭腦，一味製造出有歷史意義的內容，卻未必吸引到足夠的人流關注，像「動漫基地」、「西港城」的慘淡經營即是一例。另一方面，做到完全商業化則徹底泯滅了保育古蹟的本意，淪為另一個地產項目，像灣仔The Pawn、舊灣仔街市、囍帖街、美利樓、1881 Heritage等例子比比皆是。
政府將以往市區發展與城市規劃的硬道理思維套進了古蹟保育當中，注重成本效益、入場數字，什麼都要求自負盈虧，結果將古蹟作為一紙虛空的花紙包裝，純粹用來販賣裏邊的名牌食肆、名牌商品，於是遊客來半天買乾買淨就走人，何必留下來看一個虛空沒有內涵的城市?也許未來在保留歷史的硬件古蹟之時，更大程度要多想想如何也同時保留歷史的軟件──人人心目中的集體記憶。
上文節錄自第134期《香港01》周報（2018年10月22日）《商業與文化如何共存？ 古蹟保育陷兩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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