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法30年】李柱銘批普選違諾　「一國兩制一秒也無落實過」

在傳統民主派眼中，他是元老級人物，更被稱「香港民主之父」；在建制派和北京官員眼中，他是「唱衰香港」的「漢奸」；到近十年本土思潮興起，他又被年輕一代嫌太保守。適逢《基本法》頒布30周年，《香港01》專訪民主黨創黨主席、前基本法起草委員李柱銘，回顧《基本法》實施的情況。
作為現存唯一的民主派草委，李柱銘認為，一國兩制本身就是極難實踐的承諾，他以搖搖板為喻，較強大的一方要主動遷就較小的一方，遊戲才有可能繼續下去。但他認為，過去三十年北京只重「一國」不談「兩制」，與當初設立《基本法》的原意相違背，批評回歸至今香港「沒有一秒在實行一國兩制」。關鍵之處，他認為在於普選遲遲未能實現，無人能扮演平衡的角色。

指《中英聯合聲明》乃國家對港「既定方針政策」之本 

新冠肺炎疫情威脅下，現年81歲的李柱銘選擇在家接受視像訪問。開門見山，近年中港的政治矛盾根源之一，在於《基本法》框架下的一國兩制，擁本地民間過半選票支持的民主派，與北京有兩套完全不同的解讀。北京認為一國是「根」、是「本」，中央對港擁有全面管治權；民主派認為兩制、保留香港原有生活方式才是一國兩制的核心。

李柱銘提到，《基本法》第159條指出，《基本法》條文的任何修改，均不得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對香港既定的基本方針政策相抵觸，這個「既定」的政策，其實就是《中英聯合聲明》；而《聲明》第3段已列明中國對香港的一系列「基本方針政策」，包括外界所認識的「高度自治」、「港人治港」、「五十年不變」等，《基本法》的出現就是為了實行《聲明》內的「既定方針政策」，這一點當時草委會副秘書長魯平也同意。所以《基本法》序言寫明「中英兩國政府簽署了關於香港問題的聯合聲明」，中國才會對香港恢復行使主權。

亦因如此，近年中方指出《中英聯合聲明》已「失效」甚至成為「歷史文件」，李柱銘認為屬「打茅波」。他反問：「如果《中英聯合聲明》失效，那是否表示九龍半島和香港島要還給英國管？」

2014年國務院新聞辦發表《「一國兩制」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踐》白皮書，表明「中央擁有對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全面管治權」。李柱銘對質疑白皮書和《基本法》有矛盾，「全面管治權」和「高度自治」亦有衝突：「實際管治的政府只會有一個，不是中央就是香港，即使實行『管治權』也要根據《基本法》行使。」他指，《基本法》條文已將行政、立法、司法和終審權下放香港，除國防外交事務，其餘一律屬特區管治範圍。

「普選是一國兩制不可分割的部分」

李柱銘過去接受傳媒訪問時，多次以「兩父子玩搖搖板」比喻一國兩制。在專訪中，他重述這個比喻，並拿起一枝原子筆比劃。「雙方力量這麼懸殊，父親當然要遷就，坐前一點，遊戲才會平衡。」然而回歸23年的發展，令李柱銘覺得，一國兩制從來沒有一秒鐘真正實行過，當中的關鍵，他認為在於特首並非普選產生，「港人治港」無從談起。

李柱銘說，雖然《基本法》第四十三條列明，香港行政長官對中央人民政府和香港特別行政區負責，但實行起來，特首不是由人民選出，而是由北京實質控制的選委選出，權力來源不是港人而是中央，所以實行政策時，會傾向「父」而不是「子」的一邊，於是搖搖板便全面傾斜了。他甚至指出，現任特首林鄭月娥在中港利益出現矛盾時，會完全押注在北京一方，忘記自己的角色是要「平衡」兩地，其中一個例子，就是處理新冠肺炎疫情時的表現，包括遲遲不封關。他質疑，林鄭月娥怎樣做，是視乎自己的票源，「優先照顧內地人的觀感」，最終延誤了早期阻隔疫情的時機。

憶昔89年草委訪港 刻意加入「普選」字眼

提到普選，現時《基本法》第45條和第68條分別列明，行政長官和立法會的產生辦法，會按香港的實際情況和循序漸進原則，以普選作為最終目標，這個願景至今未能實現，成為近年政治矛盾的底因。不過翻查基本法推廣督導委員會委員李浩然著作《香港基本法起草過程概覽》，1988年公布的《基本法》第一稿，未有列明「普選」的最終目標，直到在1989年2月公布的第二稿中，才白紙黑字將這承諾寫入條文中。

李柱銘憶述，起草期間部分香港草委多次向中方反映，香港人非常希望有民主選舉，於是所有中方草委於1989年1月訪港了解情況，一星期內召開多次會議。「最後一次會議，是（草委之一）李嘉誠宴請大家在希爾頓酒店（現址為長江集團中心）頂樓共進午餐，中方草委會見基本法諮詢委員會成員。隨後有一日下午，眾草委出席餐聚時，有內地草委熱切地走過來跟我說，親眼見識到香港人對普選的期望，中方也同意走這條路，所以第二稿就有了『普選』的字眼。」

李鵬飛開玩笑：特首大家輪住做！

李柱銘指出，除他和司徒華兩名民主派，還有查良鏞、譚耀宗等香港草委，當時也一致同意香港回歸後應盡早實行普選。「（自由黨創黨主席）李鵬飛還跟我開過玩笑，如果2007年普選特首，我會當選，然後如果大家發現民主派管不了，2012年會是曾鈺成贏，2017年就會是他（李鵬飛）贏，大家輪住做。」只是，同年夏天北京發生六四事件，中國民主化道路到此為止，李柱銘和司徒華退出草委會，本地政界分裂為民主、親中兩大陣營，民主派與北京的溝通之門亦自此幾乎完全斷絕。

人大常委會於2014年的8.31決定，要求特首候選人獲得提名委員會半數提名才能出閘，只能選出2至3個候選人，李柱銘認為這等同由中央直接控制特首候選人，不能接受。倘退而求其次，由立法會提名，20票出閘，他覺得尚且有一點點商量空間。李柱銘慨嘆以現時政治局面，推動政改固然困難，惟他認為林鄭月娥被問及政改問題時推說辦不到，說法是不正確的，因為「政改五部曲」中，第一部曲是由特首向人大常委會提交報告，「發球權」從來在特首身上。

回應本土派：一國兩制是沒有選擇中的選擇

自回歸以來，李柱銘多次表示北京應實行「原版」一國兩制，更指前中共領導人鄧小平如仍在世，看見現時情況不會高興。然而近年本土主張興起，有論者質疑，一國兩制設計的本意，並非有意引領香港走向民主，而是令香港和中國內地走向同化，所以要求北京「實行原版一國兩制」並無意義。

李柱銘在訪問中未有詳細回答，他其後主動聯絡記者，希望了解更多理據。記者解釋，部分本土派認為一國兩制本身「命定」失敗，因為中國傳統政治的「大一統」思維，不會容許國家有兩種政治制度；一旦香港民主化，會被視為威脅中國共產黨在內地的管治。所以本土派認為，當年鄧小平設計一國兩制，真正原意未必是促進香港民主化，而是權宜之計，讓港人接受回歸，待中國國力強盛、足以抗衡歐美民主國家時，慢慢收緊兩制的差異，讓香港倒向內地的制度，和今日官方強調的「全面管治權」其實是一脈相承。

李柱銘思索數秒，回應道：「可能他們（本土派）這個判斷是對的。」他認為，鄧小平已不在世上，現時猜測鄧的動機已難以考證，但從結果來看，這也可算是一個合理的推測。不過李提到一個現實問題：「在那個年代，中英已達成共識，中國要收回香港，英國不要香港，香港沒有條件獨立。鄧小平提出一國兩制，我們就算不信北京，但還有什麼選擇？那當然是要求北京做得好一點，依足《中英聯合聲明》和《基本法》行事。」他認為，一國兩制縱然極難，但未至於完全不可能做到，反正當時也沒有別的方案可選。

民建聯創黨主席、立法會前主席曾鈺成近日接受《香港01》訪問時提到，30年前的《基本法》，未能切合今日香港的政治局面，實踐過程中亦矛盾重重，倡議在香港重新諮詢、修改。對此，李柱銘認為曾鈺成的出發點或許也是為香港好，但他認為毋須修法，只要北京按起草《基本法》時承諾的一套去做，已相當足夠。

「首先我反對港獨，但...」

基於上述對一國兩制的失望，部分年輕一代從根本質疑一國兩制的存在價值，更有部分人提出更激烈的港獨主張，觸及北京的政治紅線。

李柱銘表示，以往親中派經常罵他是「港獨分子」，但他相當肯定自己從無提出港獨，也明確反對港獨，主張台灣問題和平處理。不過，他說相當理解年輕一代的想法。

「如果我今年18歲，我也會去衝」

「我知道現時的年輕人怎麼看我們，他們會問『李柱銘，你當年為什麼這麼傻，會支持《中英聯合聲明》、支持一國兩制，沒有倡議獨立？他們是這樣想的。」李柱銘指，年輕一代親眼見識一國兩制廿多年都行不通：「你怎可能去怪那些年輕人？如果我今年不是81歲，而是18歲，我也會去衝。我自己到今日仍然反對港獨，但你可以拿出什麼理由，去說服他們不要支持港獨？」

民主派「國際線」始祖 「我不介意被罵漢奸」

說到年輕一代，去年的反修例運動，年輕網民之間衍生出「國際線」一詞，意指到外國講述香港人權民主狀況，引起國際關注，李柱銘在回歸早期是這方面的第一人；香港眾志秘書長黃之鋒亦曾透露，自己投身於「國際線」，亦是相當程度源於李柱銘一次邀請。不過建制派和政府一向嚴詞批評此舉是「唱衰香港」，李柱銘多年來亦被親中派視為「漢奸」。

李柱銘表示，自己投身民主運動多年，已經被罵慣。他指自己無愧於心，認為所做的事是對中國、對香港都有好處，又笑言：「漢奸已算是最難聽的詞語，連這個我也接受到，相信沒有其他辱罵我是接受不到。」

相信民主派立法會35+後「不會亂來」

《基本法》的實踐關乎香港時局，而時局發展又很大程度視乎兩邊實力如何，話題順勢轉落到今年九月的立法會選舉。民主派醞釀搶攻功能界別，在立法會取得多於35席，否決政府法案甚或製造憲政危機。有建制派炮轟民主派過半會破壞特區管治，甚至令香港「攬炒」。中聯辦主任駱惠寧更形容，此舉有如「奪取管治權」。

李柱銘以1995年立法局選舉為例，當時民主派在60席大取得31席，很多人都關注民主派會否「搞事」，但最終沒有：「當你是少數派時，說什麼都可以；當你擁有多數時，每一步都要很小心。」李柱銘強調，自己會盡一切努力幫助民主派取得過半席位，但相信民主派在立法會過半後也「不會亂來」，會按照大多數市民意願行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