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耳其建國百年（三）：為什麼說埃爾多安是土耳其「新國父」？

2023年是土耳其建國百年，也是埃爾多安（Recep Tayyip Erdoğan）正式掌權的第20年。

在過去，埃爾多安是西方眼中的文化交流大使、伊斯蘭世界的民主希望。2004年1月，美國猶太人大會授獎埃爾多安，表彰他對促進文化和平的貢獻；2009年6月，第20屆克萊恩-蒙塔納論壇（Crans Montana Forum）在布魯塞爾登場，埃爾多安以榮譽嘉賓身分出席、獲頒「基金會獎」（Prix de la Fondation），該年主席更是誇讚「土耳其為世界和平與穩定做出了重要貢獻，證明民主和伊斯蘭教可以共存。」

這些讚譽多來自西方對埃爾多安的早期認識。2003年埃爾多安首次擔任總理時，各國原本擔憂新總理的「伊斯蘭屬性」，會改變土耳其的政治發展與對外戰略。但見到埃爾多安積極爭取加入歐盟後，各國疑慮漸消，不僅稱正義與發展黨（AKP，簡稱正發黨）是「模範穆斯林民主黨」，美國前總統小布殊（George Walker Bush）更在2004年讚許土耳其是「伊斯蘭治理的典範」，埃爾多安是「虔誠的改革者」，要實現國家的現代化，並讓土耳其融入西方。

但這些讚譽也有盡頭。2010年「阿拉伯之春」爆發後，西方與土耳其的關係愈發微妙：彼時阿拉伯世界接連爆發大型內戰，安卡拉開始了自己的地緣棋局，先是支持埃及穆斯林兄弟會、與2013年再政變的軍政府交惡，又自2016年起多度對敘利亞發起軍事行動，與美國支持的庫爾德武裝發生衝突。在這之後，西方媒體明顯強化了對埃爾多安的批評，稱這位「獨裁者」貪腐嚴重、正在失去民心，正發黨的統治即將結束等。

2017年開始，類似抨擊更是如影隨形。在這一年，土耳其舉行了修憲公投，將政體從議會制改為總統制，再加上2016年流產政變後的「大清洗」，埃爾多安的權力明顯上升，在對外戰略上也更加獨立自信：宣布採購俄羅斯的S-400防空導彈、不顧希臘埃及反對與比亞簽署了海上邊界協議、強化與伊朗的互動、無視西方對俄羅斯的制裁；2022年俄烏戰爭爆發後，埃爾多安的獨立姿態愈發明顯，如今西方媒體提起土耳其，再也不是之前的「模範穆斯林國家」，而是「偽裝成北約民主成員的獨裁國家」。

整體來說，西方評價埃爾多安，更多是基於「埃爾多安是否聽話」這個標準，也就是土耳其的行動「是否契合西方的國家利益」。但如果從土耳其建國百年的視角出發，在筆者看來，埃爾多安即便爭議纏身、毀譽參半，其掌權20年對土耳其的內外改造，都當得起「新國父」這個稱號。

凱末爾為土耳其規劃了什麼未來

首先回顧土耳其國父凱末爾（Mustafa Kemal Atatürk）的政治建樹。1920年代的土耳其菁英面臨了殘酷現實：奧斯曼帝國四分五裂、權威不再，西方列強則虎視眈眈，因此凱末爾在1922年結束土耳其獨立戰爭、1923年簽署《洛桑條約》（Treaty of Lausanne）後，便開始了一系列國家改造工程，要以「西化」路線來強國。

在政治場域，凱末爾首先推動了憲法的西化，包括在1924年頒布新憲取代1921年舊憲，以及在1935年刪去憲法中的伊斯蘭教元素。結果，哈里發制、米利特制（Millet）徹底被廢，宗教事務局（Diyanet）則在1924年正式成立，目的是監督宗教事務、確保共和國的「世俗認同」不受挑戰。種種改革的宗旨，就是要推動土耳其成為世俗的民主共和國。

接著是社會場域。凱末爾竭力打壓奧斯曼帝國的宗教遺產，例如削弱伊斯蘭教法學者的權威、禁止公務員與學生穿著宗教服飾、鼓勵以土耳其語印刷《古蘭經》與喚拜、婦女賦權、廢除蘇菲道團、禁用回曆改採西曆等。這一時期的土耳其男女，都經歷了生活習慣的巨變：男性被禁戴氈帽與頭巾，若是公務員就必須戴西式禮帽，公領域生活幾乎沒有宗教痕跡，且工作上的「周末」從星期五、星期六改成了星期六、星期日；女性的感受應該更深刻，1930年土耳其婦女獲得了地方選舉的投票權，並在1934年獲得了普選權，早於不少西方國家，且凱末爾廢除了一夫多妻制，修法規範男女擁有平等繼承權、離婚權，並鼓勵婦女就讀大學、投入職場，在凱末爾執政時代，女性的勞動參與率高達70%。

再來是經濟場域。凱末爾在1930年代推動土改，計劃將30萬公頃的土地重新分配給土耳其農民，並開設農村農業機構，教育農民以提高生產力，1938年凱末爾逝世後，土改的相關計劃仍繼續進行。工業上，凱末爾推動進口替代、成立國有企業和國有銀行等策略，讓土耳其不僅新建許多農業、機械、紡織的國有工廠，也接管了本被法國壟斷的土耳其煙草業。

最後是教育場域。凱末爾積極鼓勵男女同校、女童教育，並推動了課程的世俗化與民族化：大幅降低伊斯蘭元素，在歷史敘事上貶低作為土耳其前身的奧斯曼帝國，並將奧斯曼土耳其字母改為拉丁字母。在贊成這項改革的菁英看來，放棄以阿拉伯-波斯字母為基底的舊字，便是與奧斯曼、伊斯蘭歷史的訣別，代表土耳其走向新生、面向西方、遠離中東傳統的決心；且拉丁字母較易學習，也有助土耳其推行掃盲運動，提高大眾識字率。

整體來說，凱末爾的改革深刻改造了土耳其社會，經濟方面的成效尤其顯著。截至1930年代末，土耳其的重工業產量比建國初期增加150%，人均GDP也從800美元上升到了2,000美元；土耳其農村的土改、防洪工程、農業教育機構同樣提升了農業產量，凱末爾也因此被稱作「土耳其農業之父」；教育改革同樣成效顯著，1923年至1938年間，土耳其小學生人數增加了224%，中學生人數增加了12.5倍，高中生人數增加了近17倍，土耳其識字率也從9%上升到33%。

但在改革的光明面後，陰影始終相隨。凱末爾改革的最爭議面向，就是截斷了土耳其與奧斯曼的傳統聯繫，並將世俗主義上升為不容挑戰的政治正確，犧牲了廣大農村居民、保守派的情感與生活依託，導致改革期間騷亂紛起；再加上凱末爾出身軍旅，軍隊不僅在改革當中扮演弭平騷亂的「維穩」角色，也在凱末爾逝世後以「世俗主義的捍衛者」自居，屢借「撥亂反正」之名干政、發動政變，同樣影響了土耳其的政治穩定。

而上述正反成果，將在多年後被埃爾多安承接、消解，土耳其的國家性質也將因「新國父」的到來而再生劇變。

埃爾多安對土耳其的再改造

聚焦埃爾多安崛起的時空，土耳其政治伊斯蘭隱然回潮，但軍隊勢力依舊龐大。往後20年，埃爾多安憑藉經濟建樹、個人威望，成功馴服了土耳其軍隊，終結了軍隊干政的傳統，更校正凱末爾時代的「脫亞入歐」路線，強化了當代土耳其與奧斯曼帝國的記憶連結，也在對外戰略上更加獨立自主。

而馴服軍隊便是一切的開始。1960年土軍發動政變、處死總理曼德雷斯（Adnan Menderes）後，便在1961年制定了《土耳其武裝部隊內部服役法》，要為自己的干政建立法律正當性。此後，土軍在1971年、1980年兩度政變，並在1997年操縱罷免了伊斯蘭政黨福利黨（Welfare Party）的黨主席埃爾巴坎（Necmettin Erbakan），不讓其就任總理。埃爾多安掌權後，軍隊還曾在2007年公開聲明：如果土耳其憲法的世俗性質受到損害，土耳其武裝部隊隨時準備進行干預。

但同一時期，土耳其也在埃爾多安治理下迎來經濟起飛。2008年至2013年，美歐日等發達市場通過了多輪量化寬鬆政策，國際「熱錢」大量湧入土耳其在內的新興市場，再加上埃爾多安主打持續降息的「非正統經濟學」，促進了土耳其營造業、基礎建設的蓬勃發展，為其個人積累了大量支持，埃爾多安也趁此推動了個人崇拜，將自己打造為「土耳其崛起」的代名詞，大街小巷更是隨處可見埃爾多安圖騰，即便不能與凱末爾相比，卻也毫無疑問是凱末爾之後最有威望的領導人。而這一特點，便是埃爾多安馴服軍隊的關鍵。

2008年起，埃爾多安政府開始以「與極端民族主義組織Ergenekon有聯繫」為由，對軍方發起調查，被拘留與審問者超過百人，其中還有幾位將軍；2010年，埃爾多安又以「密謀推翻政府」之名，逮捕多位軍警高層，官銜包括將軍、上校、指揮官等；2011年最高軍事委員會召開前夕，為抗議政府的大規模逮捕，土耳其總參謀長與陸軍、海軍和空軍指揮官威脅退役，但埃爾多安並未妥協，而是迅速撤換了部隊指揮官；2016年7月，被逼到牆角的土耳其軍隊再度政變，但騷亂被迅速弭平，埃爾多安隨後對軍隊發動了大清洗，曾經的失控巨獸，已難再有反撲力道。

而從上述發展可以發現，埃爾多安以民意支持、個人政績為靠山，先是用法律調查削弱了軍隊的民意基礎，再通過不斷的逮捕與撤職，剪除了土軍當中「反伊斯蘭」、「反埃爾多安」的重要骨幹，從內外杜絕了軍隊的干政可能。

因此也可以發現，在2008年調查軍隊的進程啟動後，埃爾多安更敢於標舉伊斯蘭、奧斯曼的歷史符碼。以影視作品為例，土耳其在近10年大量推出了強調奧斯曼帝國輝煌的歷史劇與紀錄片，包括2011年的《輝煌世紀》（Muhteşem Yüzyıl）、2012年的《奧斯曼帝國往事：叛亂》（Bir Zamanlar Osmanlı: Kıyam）、2013年的《征服者》（Fatih）、2014年的《菲林塔》（Filinta）與《復活：埃爾圖魯爾》（Diriliş: Ertuğrul）、2015年的《輝煌世紀：科塞姆》（Muhteşem Yüzyıl: Kösem）、2017年的《阿卜杜勒哈米德》（Payitaht Abdülhamid）、2019年的《創建：奧斯曼》（Kuruluş: Osman）、2020年的《帝國崛起：奧斯曼帝國》（Rise of Empires: Ottoman）、2021年的《巴巴羅斯：地中海之劍》（Barbaroslar: Akdeniz'in Kılıcı）等。這些作品雖被部分阿拉伯國家禁播，卻在巴爾幹、中亞等地廣受好評，也形塑了一代土耳其人的歷史新意識。

與此同時，宗教學校在土耳其復甦，清真寺迎來大量擴建與新建，伊斯蘭實踐也開始重回公領域，埃爾多安更在2020年恢復了聖索菲亞（Hagia Sophia）的清真寺地位，並在該處舉辦1934年來的首場大型禮拜，由土耳其宗教事務局局長埃爾巴斯（Ali Erbas）主持，埃爾巴斯之後還多次出席政府活動進行祈禱，引發了世俗主義者抨擊。但沒有軍隊支持的抨擊，充其量是輿論的口誅筆伐，無法撼動埃爾多安的統治格局，凱末爾的世俗路線已然讓位。

此外馴服軍隊後，埃爾多安也開始大膽用兵海外，包括對敘利亞的多次進軍，以及派兵開赴利比亞內戰，而以上種種又可與「向東看」的對外戰略相連結，讓外界看到土耳其在「脫亞入歐」外的新選擇，也成為安卡拉與西方近年的摩擦根源。當然土耳其的轉向更多是受國際局勢所驅動，包括中國崛起、俄羅斯復興、新興市場蓬勃發展等「東升西降」的時代特徵，讓安卡拉感知到「脫亞入歐」已非唯一選項，只是若無埃爾多安對內集權的相配合，恐怕也無法操作得如此大刀闊斧。

100年前，凱末爾厲行改革，在百廢待舉的帝國廢墟上創建了當代土耳其，其改革層面之廣、力道之強、影響之深遠，被後世稱作「凱末爾主義」；而今的埃爾多安雖未明言改革，卻是用自己的方式，在執政20年間再次改造了土耳其，影響遍及內政、經濟、外交、教育、宗教與世俗關係各場域，讓土耳其從一個軍隊干政的西化國家，轉為繼承奧斯曼文化與地緣遺產的歐亞強國，即便「新奧斯曼主義」更多是西方用以批評埃爾多安的話語，卻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埃爾多安的政治耕耘。

當然，埃爾多安也選擇性的繼承了凱末爾遺產，更時常在公開講話中提起「加齊」（Ghazi，凱末爾頭銜之一）。從更長遠的歷史視角來看，凱末爾與埃爾多安看似立場相反，其實都完成了改造土耳其的時代任務，因此兩人的跨時代互動與其說是「路線之爭」，不如說是橫跨歐亞的土耳其本必然會有的「一體雙生」。據土耳其法律規範，2023年到2028年應是埃爾多安最後一個總統任期，但當代土耳其的形貌已與過往不同。未來不論何人接班，想必都無法忽略這位「新國父」的政治遺產與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