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耳其建國百年（一）：從「脫亞入歐」到「脫歐入亞」？

1923年7月24日，《洛桑條約》（Treaty of Lausanne）正式簽署，「土耳其共和國」成為奧斯曼帝國繼承者；同年10月29日，安卡拉被確立國家新首都，土耳其共和國宣告成立。

在這之後，土耳其經歷了國際體系與區域秩序的變遷，慶祝了無數個建國周年，終在2023年10月29日迎來百年慶典，全國張燈結綵、旗幟飄揚，5月剛勝選的埃爾多安（Recep Tayyip Erdogan）更是把握機會進行宣傳，要將自己與「土耳其榮光」緊密相連。

回首過去，土耳其雖不被西方視作「自己人」，卻在外顯行為上長期扮演了西方附庸，且急於融入「西方大家庭」，包括在1950年成為歐洲委員會首批新成員國、在1952年加入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簡稱北約）、在1995年與歐盟簽署關稅同盟協議、在1999年成為歐盟候選國、在2005年就會員資格與歐盟開啟正式談判等。

其原因也不難想像。第一，土耳其建國初年的精英普遍認為，奧斯曼帝國之所以崩解，除了對外政策太過冒險，更是因為不敵西方的「現代化路線」。而這種劫後餘生的認知，讓土耳其竭力要加入「強大西方」，來擺脫「東亞病夫」的往日夢魘。因此「親西方」既是敗者的服軟，更是慕強的體現。

第二，土耳其建國20餘年後，冷戰到來。在兩極體系的國際關係下，作為中小型國家的土耳其，既沒有不選邊的自由，也沒有發展獨立外交的空間，只能優先考慮西方大國的國家利益，來換取安全保障、經貿互動。所以觀察冷戰時期的土耳其外交可以發現，不論是政黨輪替或軍隊政變，都不能改變土耳其的親西方路線。

然而，就在建國百年的前二十年，土耳其外交發生巨變，安卡拉不僅敢於擴大在中東的軍事存在，更無懼與俄羅斯接觸合作，同時在高加索也更有作為，持續百年的「脫亞入歐」，似乎正在轉為「脫歐入亞」。

土耳其的外交巨變

首先是中東。土耳其長期秉持「與鄰國零問題」的外交政策，不願與中東鄰居劍拔弩張。但冷戰的結束似乎改變了這一傾向，讓蟄伏已久的土耳其看到「崛起」機會，積極地左右開弓。

例如在沙特主導的海灣地區，土耳其與伊朗都利用卡塔爾「不甘為附庸」的心態，強化了自己在海灣的存在，其結果就是引爆2017年的卡塔爾外交危機，但沙特最終沒能讓卡塔爾屈服，危機以兩國的復交作結，沙特也緩和了與土耳其的緊張，安卡拉無疑是這場博弈的贏家。

接著是利用「阿拉伯之春」的混亂進軍敘利亞。自2016年以來，土耳其四度發起對敘軍事行動，分別是2016年至2017年的「幼發拉底之盾」（Euphrates Shield）、2018年的「橄欖枝」（Olive Branch）、2019年的「和平之泉」（Peace Spring）、2020年的「春之盾」（Spring Shield）。起初，土耳其的名目僅是反恐、打擊庫爾德武裝，但自「橄欖枝」行動起，「建立勢力範圍」的目標正式檯面化，土軍開始襲擊敘利亞政府軍，引發了支持阿薩德（Bashar al-Assad）政權的俄羅斯不滿，導致土敘衝突升級為土俄交火。最後土耳其雖不敵俄羅斯鐵蹄，卻還是進入了莫斯科主導的「阿斯塔納和平進程」，成為協調敘北秩序的重要成員。

而在高加索也是類似場景。近年來，土耳其視高加索為「通往中亞的陸橋」，也希望擁有穩定的天然氣進口，所以會在納卡衝突中支持天然氣產量豐富、同為突厥民族的阿塞拜疆。這一做法當然會挑戰俄羅斯的主導地位，與土耳其介入敘利亞的情境類似，只不過兩國最後也同樣協調出「聯合監測停火」，實現了在南高加索的共存。

而土俄關係的強化，則是影響西方近年討論「我們是否失去土耳其」的關鍵。首先是經濟領域，2010年俄羅斯總統梅德韋傑夫（Dmitry Medvedev）訪問土耳其，簽署了大量合作協議，其中就包括阿庫尤核電站（Akkuyu Nuclear Power Plant）工程，預計能生產土耳其全國10%左右電力；2016年，兩國又簽署了「土耳其溪」（TurkStream）的政府間協議，工程於2017年啟動，並在2020年1月開始向保加利亞輸氣，改變了原本依賴烏克蘭、跨巴爾干管道的東南歐天然氣格局。

接著是軍事領域，土俄雖在敘利亞、南高加索形成競合，兩國的軍工合作卻穩定前進。2017年，土耳其宣布購買俄羅斯的S-400地對空導彈系統，導致美國將土耳其踢出F-35戰機的交付計劃；2019年，俄羅斯派出Su-35 S和第五代隱形戰鬥機Su-57至土耳其參加伊斯坦堡技術節（Teknofest）；2021年，俄羅斯開始協助土耳其研發新一代戰機，部分土方官員甚至表示，如果美國始終拒絕升級F-16，「我們也有興趣購買俄羅斯戰機」。

而在政治領域，土耳其的「不合群」表現得愈發明顯，尤其是俄烏戰爭爆發以來。2022年3月，始終拒絕參與對俄制裁的安卡拉開始斡旋停火，並且促成了俄烏外長開戰後的首次會談；2022年5月，土耳其「一夫當關」否決了芬蘭、瑞典加入北約的要求，接著開始對美國漫天要價，包括F-16戰機升級計劃、甚至還有加入歐盟；2022年7月，土耳其成功讓俄烏簽署黑海運糧協議，確保了烏克蘭糧食的順利出口，也展現了自己同俄羅斯的特殊信任；2022年9月，埃爾多安在上海合作組織（簡稱上合）峰會上會晤普京；2023年6月，俄羅斯國家杜馬議長沃洛金（Vyacheslav Volodin）代表俄羅斯出席了埃爾多安的總統就職典禮。

簡單來說，土耳其在中東等地的新作法兼具了破壞性與建設性：雖會破壞土耳其與周遭國家的互動，卻也讓土耳其實質擴張了勢力範圍，且周遭國家最終不得不接受，選擇以「共存」取代全然壓制；與此同時，安卡拉與莫斯科的互動也讓不少西方國家感到疑惑，更讓冷戰以來習慣宰制的美國感到陌生。

不是「脫歐入亞」而是「歐亞都要」

但要以「脫歐入亞」概括土耳其的前述表現，其實並不準確。在筆者看來，土耳其的「騎牆姿態」，其實是在特殊的國際、內政背景下，強化了自己的「歐亞混血性」，以及追求與之相生的國家利益。簡單來說，現在的土耳其不是「脫歐入亞」，而是「歐亞都要」。

首先是國際背景。冷戰的結束讓土耳其有機會擺脫陣營對峙的大國外交，隨後的中國崛起、俄羅斯復興，更讓土耳其捕捉到了「東升西降」的時代軌跡，所以開始敢於「不以美國馬首是瞻」來行動，既要極大化國家利益，也是意在操作對沖進行要價。

以中國為例，土耳其看重北京的經濟與建設實力，所以自2010年起便同中方簽署了能源、貿易、基礎設施、衛生、物流、科技、文化等多場域的項合作協議，即便「新疆議題」一度干擾兩國互動，也不能阻止土耳其參與「一帶一路」。從2002年至2020年，中土貿易總額從16.4億美元成長到了220億美元，中方承包的大規模基礎設施、鐵路建設工程也在土耳其落地生根，例如安卡拉至伊斯坦堡的高速鐵路、伊斯坦堡的地鐵；中國成立的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報告也顯示，土耳其的參與始終積極，既是2019年的第三大借款國，也是2020年新冠疫情期間的第六大借款國。

至於俄羅斯，則被土耳其當成「實現戰略自主」的重要標的，例如採購俄式軍備，明顯就是要實現國防系統的多元化。雖說幾世紀以來，兩國關係的競爭本質相當明顯，但在北約持續東擴、美俄關係日漸緊張的當代背景下，與俄羅斯交好，某種程度上就是對美國、北約、甚至歐盟的「反叛」，但西方的憤怒也正是土耳其想要的效果，因為在其看來，這剛好能提醒西方「土耳其的存在至關重要」。

例如在阻擋芬蘭與瑞典加入北約上，土耳其口頭高喊庫爾德議題、看似有意為俄羅斯免去困擾，其實本意還是勒索美國，要將兩國入約與升級F-16戰機、加入歐盟等議題相綑綁，既是賭自己不可能因此被開除會籍，又設想美國即便不答應前面兩個條件，也必然要用其他好處來換，所以這一操作穩賺不賠。

接著是內政因素。冷戰結束後，新成立的土耳其政黨、新政治精英、公共知識分子普遍呼籲「更自信的外交政策」，2002年正義與發展黨（簡稱正發黨，AKP）上台執政後，這一趨勢更為明顯。對埃爾多安來說，「戰略自主」不只是對外政策，更是面向內部的重要話語，是「新土耳其」願景的自然延伸，也是土耳其作為慕斯林世界領先國家、全球南方關鍵參與者的重要基礎。

在「戰略自主」的包裝下，埃爾多安希望塑造對外軍事干預的正當性，同時轉移民眾對土耳其內政的不滿，包括金融危機、里拉跳水、通脹飆漲，畢竟前述問題都不是短期可解，而是土耳其陳年弊病的集中體現。而這一考量也在一定程度上解釋了土耳其在俄烏戰爭下的積極表現，包括斡旋俄烏談判、促成黑海運糧協議、阻擋芬蘭與瑞典加入北約等：因為埃爾多安要爭取2023年的總統連任，內政不足只好外交來補。

同時，埃爾多安也用「戰略自主」的相關話語來批評反對派，將後者打成「西方走狗」，稱反對派只知道巴結歐盟、美國，絲毫沒有爭取土耳其國家利益、維護國家尊嚴的想法。這一操作在2023年總統大選中表現得非常明顯，埃爾多安幾乎是將「戰略自主」當成了召喚選票的工具，並稱自己才是最愛國、最懂得為土耳其爭取利益的候選人。

但即便埃爾多安與正發黨展現了「脫歐入亞」的傾向，也不能代表土耳其就完全放棄了「脫亞入歐」。從阻擋芬蘭、瑞典加入北約一事便可發現，埃爾多安心之所向的最理想目標，還是即刻加入歐盟，以及讓美國協助升及軍備，即便這兩點都曾是他批評反對派的名目。

而背後原因也不難想像，即便從2002年至2020年，土俄貿易額從50.6億美元增加到了276億美元，雙邊投資存量也超過200億美元，歐盟仍是土耳其的最大貿易和投資夥伴。以2022年為例，該年土耳其對歐盟的出口額高達1,030億美元，占土國總出口的40%，2023年前9個月，土耳其對歐盟出口額達782億美元，也占土國總出口的近42%。至於同美國的緊密聯繫，那就更不必贅述，土耳其甚至在美國有自己的遊說團體與智庫，為的就是促進美土交流與合作。

簡單來說，「東升西降」是趨勢，但「西強東弱」還是現實。身處這一環境下的土耳其，當然能明顯感受到西方的衰弱，以及來自非西方的發展機會，卻尚不會因此拋卻在西方的歷史積累，包括北約成員身分、與歐盟的關稅同盟，以及雖遙不可及卻仍希望實現的「加入歐盟」，所以會針對不同議題展現「脫歐入亞」、「脫亞入歐」的複雜姿態，宛如羅馬的雙面神亞努斯（Janus），同時看向過去與未來兩種願景。

但無論如何，建國百年的土耳其，正在走一條與眾不同、也與過去不同的發展之路。下一個百年旋律，將會是「脫亞入歐」與「脫歐入亞」的競合消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