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耳其建國百年（二）：政治伊斯蘭回潮　埃爾多安共鳴以巴衝突

10月29日，土耳其迎來建國百年，全國上下張燈結綵。與此同時，以巴衝突也與慶典產生了跨越地理的共鳴。

28日，土耳其總統埃爾多安（Recep Tayyip Erdogan）出席了支持巴勒斯坦的集會，並對現場數十萬名支持者表示，「以色列已22天公開犯下戰爭罪行，但西方領導人甚至連呼籲以色列停火都做不到，更別說採取行動」、「我們將告訴全世界，以色列是戰爭罪犯。我們正在為此做準備。我們將宣布以色列為戰爭罪犯。」接着埃爾多安進一步重申，以色列是佔領者、哈馬斯（Hamas）不是恐怖組織。可想而知，以色列大為不滿，並宣布從土耳其召回外交人員。

29日，埃爾多安在建國百年的全國演說中再提巴勒斯坦，「今天，土耳其共和國是在本地區和世界上『不受保護者的保護者』，正如加齊（Ghazi，此處代指土耳其國父凱末爾）所希望的那樣。從巴爾幹半島到高加索地區，從卡拉巴赫到非洲，從土耳其斯坦到巴勒斯坦，只要有受壓迫、受害、需要幫助的人，土耳其就會衝上去伸出援手。」

「今天，我們對巴勒斯坦和加沙採取了同樣的立場，我們正在努力幫助加沙人民。昨天舉行的巴勒斯坦大集會就是這項努力的一部分，有超過150萬人參加。儘管一些沒有歷史感、不了解加齊·穆斯塔法·凱末爾（Ghazi Mustafa Kemal）鬥爭、不理解共和國為何成立的人可能會尋求不同的意圖，但我們不僅昨天表現出了對巴勒斯坦的聲援。透過這場集會，我們再次向全世界宣布了我們保護我們的獨立和未來的決心，我們已經將這種決心延伸到了我們的整個祖國。」

從上述表態可以發現，埃爾多安將巴勒斯坦議題與土耳其的百年榮光巧妙連結。而這一動作除了意在建立土耳其作為「伊斯蘭世界領袖」的話語權，畢竟土耳其並非阿拉伯國家，伊斯蘭可說是安卡拉與巴勒斯坦之間的最直接聯繫，也有提高埃爾多安威望的政治盤算。從這一視角來看，曾在建國之初備受壓抑的政治伊斯蘭，如今已是明顯回潮。

凱末爾主義的鞏固與消退

直觀上來說，土耳其作為穆斯林國家，擁有伊斯蘭思潮也屬正常，但從奧斯曼帝國到土耳其共和國的特殊歷史發展，卻讓這件事變得有些不尋常。

1920年代起，強調西化、世俗化的「凱末爾主義」（Kemalism）一直是土耳其官方的意識形態。而其根源，便是國父凱末爾大刀闊斧的現代化改革：廢除哈里發制、改奧斯曼土耳其字母（波斯-阿拉伯字母）為拉丁字母、廢除伊斯蘭教育與蘇菲兄弟會、採用西曆、提倡西式著裝。與此同時，土耳其的歷史敘事、語言體系也被重新調整：教科書更強調土耳其的「突厥性」、淡化了伊斯蘭色彩；土耳其語中的阿拉伯語、波斯語借詞也被大量禁用，學校開始教授「真正的」土耳其語詞彙。

可想而知，這種激進改革引發了社會對立：軍隊、官僚機構和城市資產階級普遍接受凱末爾主義的西化路線：安納托利亞農村、宗教保守派、庫爾德人則拒斥改革到來，反對凱末爾主義塑造一個西化、世俗和突厥的土耳其。衝突隨後引爆了大小反抗，但都被軍隊迅速弭平。

冷戰時代，土耳其不僅加入北大西洋公約組織（NATO，簡稱北約），也開始走向多黨制。其中，不滿政府的庫爾德人大多加入左翼政黨，主張復興伊斯蘭的保守勢力則在反共右翼佔有一席之地；宣稱要「捍衛凱末爾遺產」的軍隊，則在1960年、1971年和1980年多次干政，壓制了左右政黨對凱末爾路線的反抗。

但1991年冷戰結束後，土耳其的認同問題再度浮現：庫爾德問題上升為嚴重的武裝衝突，伊斯蘭與世俗化的鬥爭也日漸激烈。1995年全國大選中，伊斯蘭政黨福利黨（Welfare Party）成為議會最大黨，其黨主席埃爾巴坎（Necmettin Erbakan）與穆斯林兄弟會關係密切，導致許多媒體警告土耳其即將發生「伊斯蘭革命」，最終軍隊再度發動政變，迫使埃爾巴坎及其政黨下台。

這一事變刺激了土耳其的政治伊斯蘭陣營：一派人決定堅持保守主義，一派人則決定調整路線，採取相對中庸的宗教立場，讓政治伊斯蘭融入主流政治。而這便是埃爾多安的崛起背景，且埃爾多安也曾因背誦「帶有伊斯蘭色彩的詩歌」，而在1999年入獄4個月，對「世俗的紅線」深有體會。因此2001年埃爾多安創建正義與發展黨（AKP，簡稱正發黨）時，便以「保守民主」來定調政黨路線，而不是高舉伊斯蘭旗幟，最終正發黨在2002年取得政權。

執政之初，埃爾多安面對凱末爾主義者、兇悍軍方的姿態極低，並在宣布民主改革、加入歐盟是首要目標後，贏得了土耳其商界、自由派知識分子、務實中產階級的支持，也通過了軍方的「審核」。與此同時，土耳其迎來經濟起飛的黃金年代，2002年至2011年間，土耳其經濟年平均成長率為7.5%，人均收入也從2001年的2,800美元上升到了2011年的1萬美元左右，甚至超過某些歐盟成員國，埃爾多安與正發黨也因此聲勢大漲。

而執政基礎的穩固，讓埃爾多安有了「做自己」的底氣。2007年，埃爾多安以憲法修正案推翻禁止婦女包頭巾的法律條文，又任命出身正發黨的居爾（Abdullah Gül）擔任總統，引來軍方強烈不滿。後者因此公開警告「如有必要，土耳其武裝部隊作為世俗主義的絕對捍衛者，將毫不猶豫表明自己的立場和態度」，但該年正發黨以47%選票獲得壓倒性勝利，形同是打了軍方一記耳光。

2011年，正發黨又以近50%的選票贏得連續第三場勝利，埃爾多安也開始了對軍方的整頓。該年不僅總參謀長辭職，軍中更有多名將領因「密謀反對政府」而去職，埃爾多安顯然是想清洗軍方、進而終結軍隊干政的傳統。多年以後，強弩之末的土軍再度政變，但這次的反撲功敗垂成，軍隊連同政府官僚整體遭遇了大清洗，土軍從此再無「捍衛凱末爾遺產」的能力。

而也是在2011年的勝選演說上，埃爾多安發表了明顯帶有「伊斯蘭色彩」的言論：「薩拉熱窩今天贏了，與伊斯坦堡一樣；貝魯特今天贏了，與伊茲密爾一樣；大馬士革今天贏了，與安卡拉一樣；拉馬拉、納布盧斯、傑寧、約旦河西岸和耶路撒冷也贏了，與迪亞巴克爾一樣。」這一表述明確宣告了，土耳其是與巴爾干、阿拉伯世界血脈相連的伊斯蘭國家，凱末爾主義的宗教禁忌已是蕩然無存。

政治伊斯蘭的現實效果

當然，政治伊斯蘭回潮的成因複雜，埃爾多安既是要回應民眾期待，也發揮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例如在國內政策上，凱末爾主義還是主流時，伊斯蘭相關符碼不是被禁、就是被建議不要公開表達；但隨著埃爾多安逐漸掌權，伊斯蘭教育開始復興，清真寺的建造、擴建工程紛紛湧現，社區禮拜也受到鼓勵，前述禁令已形同虛設。

而在符號和流行文化上，土耳其官方媒體也開始強調伊斯蘭相關主題，TRT世界視頻、阿納多盧通訊社的報道文學便相當明顯；被稱作「土耳其版權力遊戲」的2014年歷史劇《復興：埃爾圖魯爾》（Diriliş: Ertuğrul），則是以影視手法強調了土耳其的文化根源：不只是突厥，更是穆斯林。

2020年，在埃爾多安運作下，土耳其最高行政法院宣布撤銷1934年的「改聖索菲亞（Hagia Sophia）為博物館」政令，再由埃爾多安宣布恢復聖索菲亞的清真寺地位，並在該處舉辦了1934年來的首場大型禮拜，即便西方國家、海內外基督徒抗議，土耳其也不為所動。

而前述種種，除了反映被凱末爾主義長期壓制的集體訴求，埃爾多安還有自己的政治盤算，那便是要結合伊斯蘭的悠久歷史、土耳其的突厥傳統、哈里發的威望、建國先賢的遺產，形塑宏大的歷史敘事，凸顯自己是這份榮光的繼承者。例如2014年總統大選期間，埃爾多安如此向群眾表述，「我們是人。我們是阿爾帕爾斯蘭（Alparslan）、蘇萊曼沙（Süleyman Shah）、奧斯曼一世（Osman I）的孫輩。我們是征服者穆罕默德二世（Mehmet the Conqueror）、塞利姆二世（Selim II）的繼承人。我們是緬懷穆斯塔法·凱末爾、門德雷斯（Menderes）、厄札爾（Özal）和埃爾巴坎的人。我們是烈士的追隨者，他們用鮮血創造了傳奇。」

無獨有偶，2015年競選期間，埃爾多安訪問了迪亞巴克爾，是土耳其最多庫爾德人聚居的城市，在當地發表演說時，埃爾多安手持庫爾德語版《古蘭經》，高喊「沒有人敢分裂祖國」，並呼籲庫爾德人支持「一個國家、一面旗幟、一個祖國和一種宗教」，也明顯是要融合宗教象徵與政治議程，來極大化自己的政治威望與民意基礎。

而從本質上來說，越來越頻繁的政治伊斯蘭展演，已在某種程度上成了一種「政治表演」，埃爾多安既要通過宗教紐帶來淡化民族隔閡，更是要以極具煽動性的情感修辭，動員出「崇拜埃爾多安」、「埃爾多安代表土耳其」的民族情感，甚至可以說是民粹主義。

而在對外政策上，政治伊斯蘭的角色也逐漸上升。2019年，土耳其企圖創建一個伊斯蘭跨國組織，來挑戰沙特領導的伊斯蘭國家組織（OIC）。只是這一雄心雖受到巴基斯坦與馬來西亞支持，卻沒能取得顯著成果，但作為土耳其爭奪伊斯蘭世界領導權的聲明，也已足夠響亮。

此外，「阿拉伯之春」爆發後，土耳其大膽支持了穆斯林兄弟會；在克什米爾衝突上，安卡拉向來支持巴基斯坦而非印度；在以巴衝突上，儘管土耳其與以色列存在密切的軍事合作，雙方也已正式建交，埃爾多安仍多次為巴勒斯坦發聲，包括反對阿拉伯國家簽署的《亞伯拉罕協議》、稱這是「對巴勒斯坦事業的背叛」，以及在這次衝突中，稱哈馬斯為「解放組織」、甚至在建國百年大典上強調土耳其與巴勒斯坦事業的連結。

當然，在筆者看來，埃爾多安許多高調的對外動作，都有「出口轉內銷」的內宣考量，而不是真要造成實質的事態變化。其背後原因，也與土耳其榮景不再有關：曾經的經濟高成長一去不復返，取而代之的是高通脹、里拉跳水的慘澹現實，這些問題都不是短期可以扭轉，埃爾多安也因此不斷喪失經濟選民的支持，尤其是伊斯坦堡等大城，城市中產顯然對於財富的縮水憤怒不已。在這種情況下，埃爾多安的「傳教表演」有一定程度是要應付前述困境，也就是要用更宏大的精神敘事、使命呼喚、英雄事蹟，來呼籲民眾容忍當前的經濟危機、治理問題，團結支持國家。

說得更直接，早期的政治伊斯蘭復興，是以土耳其的經濟高成長為基礎，來突破軍方與凱末爾主義的重重枷鎖；如今的政治伊斯蘭氾濫，除了是要爭搶代表伊斯蘭世界的話語權，也是在經濟衰退的現實下，不得不為的民粹動員、政治表演。從這個視角來看，埃爾多安在建國百年慶典上為巴勒斯坦發聲，究竟更多是要動員民眾投身巴勒斯坦反抗事業，還是要動員民眾支持自己與正發黨，真正的答案恐怕相當耐人尋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