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蘭與俄烏戰爭（二）：普京沖天一怒 反而幫助波蘭「再崛起」？
俄烏戰爭爆發後，鄰近的波蘭受到波及。
在經濟場域，波蘭情況與歐洲其他國家類似，雖暫時緩衝了能源危機，卻被高通膨侵蝕了實際工資，大量民眾因高物價而叫苦連天；此外波蘭的房地產業也因貨幣緊縮、外部需求減弱而蕭條。整體來說，戰爭爆發後，波蘭的經濟成長在2022年下半顯著放緩，邁入2023年後依舊如此，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的資料顯示，波蘭2022年經濟成長率為4.9%，但2023年估計只會有0.3%。
在戰爭風險場域，波蘭於2022年11月15日遭2枚導彈擊中，導致了2名波蘭公民的死亡。起初，各方普遍責怪俄羅斯襲擊波蘭，關於北約是否啟動「第四條款」的話題引發不少討論；但隨著美國表示導彈可能不是來自俄羅斯，而是烏克蘭意外誤擊的防空導彈，事態迅速降溫，一直到2023年9月28日，波蘭總檢察長、司法部部長齊奧布羅（Zbigniew Ziobro）才證實，2022年11月墜入波蘭境內並造成2人死亡的導彈來自烏克蘭。
在人道場域，俄烏戰爭導致超過160萬烏克蘭難民湧入波蘭，數量為全歐之冠。根據波蘭國家銀行2022年11月數據，與戰前移民波蘭的烏克蘭人相比，戰爭難民的波蘭語使用情況不佳，兩個群體的就業率（94% vs 65%）、久留波蘭的意願（55% vs 19%）也有差距。而其停留導致的經濟支出、社會成本，當然也是由波蘭政府來承擔與吸收。
但在前述成本外，戰爭也給波蘭帶來了政治與軍事機遇。說得更直接：俄烏戰爭是烏克蘭的巨大浩劫，卻意外促成波蘭某種程度的「再崛起」。
從「民主倒退」到「正義事業」代言人
首先，政治形象的提升，無疑是波蘭的一大收穫。
戰爭爆發前，波蘭作為「歐盟壞孩子」，離不開「新右翼」、「民粹政治」、「保守主義回潮」等負面標籤，波蘭的法律與公正黨（PiS）、匈牙利的青年民主主義者聯盟—匈牙利公民聯盟（簡稱青民盟，Fidesz）甚至一起被視作歐洲「民主赤字」的代表。
在西方普遍敘事內，兩國的「墮落」始於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機：疑歐論者、右翼團體在危機中收穫了聲望與能量。2010年，青民盟主席、前匈牙利總理歐爾班（Viktor Orban）再度重返執政，開始高呼「不做布魯塞爾（歐盟）的經濟殖民地」、「是時候尊重基督教、自由和人權了」，引發匈牙利「民主倒退」的相關討論；同一時期，波蘭由出身法律與公正黨的卡欽斯基（Lech Kaczyński）執政，同樣被外界視為疑歐、保守、反自由主義的右派政權，直到卡欽斯基2010年墜機身亡，波蘭都沒能消除疑歐色彩，彼時更有輿論認為，儘管波蘭已在2004年加入歐盟，但卡欽斯基在精神上從未「入盟」，反是將歐盟視作了波蘭的競爭對手。
卡欽斯基意外身亡後，出身法律與公正黨的杜達（Andrzej Duda）在2015年勝選總統，波蘭與歐盟的摩擦進一步深化。
首先是難民議題，杜達在勝選後立即抨擊了歐盟的「難民配額制」，稱歐盟各成員國都是主權國家，彼此應以「夥伴」關係平等互動，而不是只有大國能在難民問題上發號施令。此外杜達也表示，德國支持的「難民配額制」只會帶來災難，因為這等於「鼓勵難民湧入歐洲」。可想而知，這一發言給波蘭帶來不少責難。
接著是2015年開始的一系列司法異動。該年11月，波蘭議會通過《憲法法院法》修正案，要求重新選舉憲法法院5名法官，且根據該修正案，未來憲法法院若要發起對議會、政府的違憲審查，門檻會上升；2016年元旦前夜，波蘭議會又通過新《媒體法》，賦予政府直接任命公共媒體高層的權力；2017年，波蘭議會又通過3項法案，要求時任最高法院現任法官全數卸任，由司法部長任命臨時接替者，再由其提名新法官，提交全國司法委員會批准任命，且議會有權任命全國司法委員會成員、司法部長有權任免普通法院的首席法官。種種有助行政擴權、漸少司法監督力道的異動，成為外界批評波蘭「民主倒退」的依據。
再來是近年發酵的LGBTQ、墮胎議題。2020年6月，杜達表示不會允許同性戀伴侶結婚或收養孩子，並稱LGBT運動為「外國意識形態」，同時承諾將禁止學校的LGBT教學，波蘭由此得到了「歐盟 LGBTQ權利最差國家」之稱；2020年10月，波蘭憲法法庭宣布，授權對畸形胎兒進行墮胎的法律違憲，意味著往後波蘭孕婦只有在被強暴、亂倫或母體健康與生命受到威脅的前提下，才允許進行墮胎手術，這一裁決引爆數十萬人上街示威，歐洲議會、聯合國人權專員也對波蘭進行譴責，稱這一決定「違反人權」。
然而俄烏戰爭開始後，惡名昭彰的波蘭不僅得到輿論赦免，還搖身一變為「支持烏克蘭」的「正義事業」代言人。關鍵原因之一，就是波蘭與烏克蘭的地緣臨近性，以及華沙對基輔的大量援助：開戰以來，波蘭不僅向烏克蘭輸出蘇聯T-72、波蘭PT-91、德國豹2等坦克，更是第一個派遣戰鬥機入烏的北約國家，還提供了25億美元以上的軍事財政援助，數額僅次於美國、英國。
當然，這背後還有反俄情緒的推波助瀾。俄烏戰爭的爆發，讓德國的過往路線備受質疑，默克爾（Angela Merkel）時代的對俄決策尤其尷尬，北溪、明斯克協議皆被貶為「綏靖失敗」，甚至被諷為「當代慕尼黑協定」；朔爾茨（Olaf Scholz）在援助豹2坦克上的猶疑不定，也讓德國的「軟弱」形象更加固化。
在這樣的背景下，本就強烈反俄的波蘭，雖在實質國力、經濟發展上與德國差距不小，卻因在某些國家眼中「比德國更像大國」，而獲得了西方的一片讚譽，甚至出現「波蘭更早反俄所以更早融入西方，因此發展得比烏克蘭更好」等敘事。2023年9月波烏爆發齟齬後，波蘭也因此前的大力援烏，而沒有遭受太多責難，但諸如「烏克蘭的行為就像一個溺水者，拼命抓住任何一樣東西」、「我們有權保護自己，以防受到傷害」之類的話，如果是由德國來說，恐怕早已引發政治風暴。
簡單來說，利用俄烏戰爭的機會之窗，波蘭「再粉刷」了國家形象，讓昔日的「歐盟壞孩子」一躍而成「援烏硬漢」。
軍火工業與北約地位一起升級
而在軍事場域，波蘭雖一度被烏克蘭的防空導彈誤擊，卻也在軍工產業、北約地位上有所收穫。
首先是軍工產業的升級。1999年波蘭加入北約後，便一直希望恢復蘇聯時代的軍工生產水準，成為北約軍備生產、維修的重要基地，只是從結果來看，在很長一段時間內，波蘭的軍工產業都位處北約邊緣，且大多生產蘇聯時代設計的軍備。2010年，波蘭開始了軍事現代化進程，提升本土軍工生產能量也是目標之一；2020年，波蘭發布新的軍事現代化計劃，把60%的軍事採購和現代化預算分配給了國內工業。
2022年2月俄烏戰爭爆發後，波蘭加快了軍工升級的進程，在該年3月透過《國土防禦法》重組國防政策，將2023年的國防開支增至國內生產總值（GDP）的3%，這一數值在2023年又被提高到4%。與此同時，華沙也強化了所謂軍工生產的「波蘭化」：與他國一起協作武器系統的製造和交付，這一做法不僅能為波蘭軍工企業帶來收入，也能讓波蘭獲得新技術。
例如，2022年3月，波蘭便與英國巴布科克公司（Babcock）合作，由波蘭國營軍火工業集團（Polska Grupa Zbrojeniowa，PGZ）主導生產，巴布科克提供設計規範與技術移轉，向波蘭海軍交付新型護衛艦。該年11月，波蘭與韓國簽署價值57億美元的合同，向波蘭軍隊供應韓國的K2主戰坦克和K9自走榴彈砲，其中一些來自現有庫存，一些將由波韓兩國軍工企業共同生產。
2023年4月，歐洲跨國導彈生產商MBDA搶下價值24億美元的合同，將與波蘭PGZ共同生產供應波軍的導彈和導彈發射器，模式同樣是PGZ主導在波生產進程，MBDA提供技術轉移。5月，波蘭表示有興趣加入韓國的4.5代KF-21 Boramae戰機計畫，如果這一合作關係成功建立，意味著波蘭空軍將會升級，PGZ也將再次參與軍工進程的「波蘭化」。
而軍事預算的增加、軍備的升級，也將拉升波蘭在北約的地位。在此之前，國防開支須佔國內生產總值的2%，是北約要求成員國的理想下限，但並非所有成員國都能實現，2022年俄烏戰爭爆發前，只有美國、波蘭、希臘、愛沙尼亞、拉脫維亞、英國符合標準；戰爭爆發後，31個北約成員國中有22國提高了國防開支在國內生產總值的佔比，其中有原本不符標準的4國提高到了2%以上，分別是芬蘭、羅馬尼亞、匈牙利和斯洛伐克。
但本就符合標準的波蘭，其提升幅度特別顯著，在2023年提升到了4%，幾乎是戰前水準的翻倍，也是北約之中最高，甚至超過了北約領袖美國。當然這不表示波蘭能推翻美國、成為北約領袖，但至少確保了華沙走路有風，能在北約會議上增加不少話語權。
此外，戰爭爆發以來，北約也提高了東翼的軍事挹注：先是強化部署在愛沙尼亞、拉脫維亞、立陶宛和波蘭的4個營級多國戰鬥群，再於保加利亞、匈牙利、羅馬尼亞和斯洛伐克新建4個多國戰鬥群，使得東翼從北部波羅的海到南部黑海，存在多達8個多國戰鬥群，地面部隊數量也增加了一倍。其中，波蘭顯然是統整東翼的核心，有高達1萬名美軍在此輪換，角色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倘若俄烏終局真如筆者此前所述，形成了俄羅斯鞏固佔領、北約庇護烏克蘭的「朝鮮模式」，那麼未來的波蘭角色，便恰如冷戰時代的西德，是直面「鐵幕」的前緣。而有鑑於北約未必方便在烏克蘭大量駐軍，華沙自會成為基輔的「重要後方」，屆時視俄烏停火線的穩定程度，波蘭可能會有兩種不同的「再武裝」形式。
如果俄烏停火線屢有衝突，那麼美國可能會增加在波蘭駐軍，為俄烏的再次大規模交火作準備；如果俄烏停火線趨於穩定，那麼美國就未必會在波蘭大規模駐軍，而是較可能向波蘭輸出更多軍備、部署更多防空反導戰鬥指揮系統，以協助華沙提高關鍵基礎設施對遠程精確攻擊的抵禦能力，或許終有一日，配備新一代導彈的F-35隱形戰鬥機，會在波蘭機場起降、在華沙上空翱翔。
整體來說，從國家形象的「再粉刷」，到國家軍備的「再武裝」，聲名狼藉的波蘭巧妙利用了戰爭煙硝，實現自己作為東歐小國的「再崛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