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印度結盟為何難成正果？
印度外交的反覆無常，使得美印關係從一開始就在友好和敵對之間搖擺不定，深受缺乏信任與尖鋭分歧的影響。
印度除了須要面對已故新加坡領導人李光耀生前一針見血指出的那些棘手的內部結構問題外，還須面對另一個問題，即印度外交的反覆無常。這使得美印關係從一開始就在友好和敵對之間搖擺不定，而深受缺乏信任與尖鋭分歧的影響。
《美印聯合聲明》的簽署不僅正式宣告美印結盟已初具雛形，而且出乎很多人意料之外，因為一般並不太看好美印結盟，但這次結果說是美印關係上的一個里程碑亦不為過。因為雙方的合作面已超過所有盟國，幾乎涵蓋包括政治、軍事、文化、教育、科技等方方面面的細節。
可以說，中美博弈以及俄烏戰爭中的最大贏家應屬印度無疑。新德里不僅在俄烏戰爭上兩面平衡，兩頭討好，既表示態度中立而贏得普京好感，趁機從俄國的石油天然氣中大賺特賺，又因莫迪對普京的直面批評而大獲西方好感，為各國竭力拉攏爭取。而且因中美博弈之緊張持續加劇，尤為美國所看重，並使得印度在美國全球戰略佈局中的重要性急劇提升，以至於拜登政府必須有求於印。
《大西洋月刊》特約撰稿人邁克爾·舒曼（Michael Schuman）為此寫道：
甚至容忍莫迪政府日益威權的取向。美印關係的這種矛盾不僅使拜登政府奉行的自由民主價值觀受到印方質疑，也挑戰美國基於冷戰經驗的聯盟戰略。
顯然在美國開啟的此次新冷戰雛形中，欲藉助印度聯手遏制中國之目的已昭然若揭，其印太戰略也就由冷戰時的「聯巴（巴基斯坦）抑印」調整成「聯印抑華」，就像二戰及其後美國由原先奉行的「聯華抗日」戰略，在冷戰期間搖身一變為「聯日抗華」一樣，使日本成為戰後亞太最為得利的漁翁。
當然，我們也必須清醒認識到日本是日本，印度則是印度。日本曾經借中美冷戰而一飛沖天，不代表今日印度能借中美新冷戰甚至美印結盟，也一飛沖天。因為印度自有其自身的問題。這在筆者近期拙論《美印結盟將會對亞太地區產生哪些影響？》（《聯合早報》言論版7月6日）曾略有提及但未及展開。
印度除了須要面對已故新加坡領導人李光耀生前一針見血指出的那些棘手的內部結構問題（即由於種姓制度、官僚主義以及精英階層不願面對紛繁複雜的民族與宗教群體所提出的要求，因此很難達到應有的經濟效益與規模）外，還須面對另一個問題，即印度外交的反覆無常。
這使得美印關係從一開始就在友好和敵對之間搖擺不定，而深受缺乏信任與尖鋭分歧的影響。正如舒曼所言：「印領導人有時與美達成一致，有時又可能為與美國的敵人談判而改變主意。」舒曼還將此問題直接上溯至印度獨立後的開國總理尼赫魯（Jawaharlal Nehru）時期。
1949年10月，杜魯門政府就曾強烈希望拉攏這位首次訪美的印度領導人，寄望於印度能成為美蘇日益擴大的對抗中的盟友，就像日本一樣。但美印在世界觀上出現的根本分歧，令兩國漸行漸遠。「尼赫魯認為將世界劃分為相互競爭的集團，本質上是危險的」。在他看來，印度的主要外交政策目標之一就是「追求和平」，而這一劃分的過程，就加劇了印度「一直」試圖避免的衝突。
但筆者並不完全認同這一冠冕堂皇的外交辭令，否則我們就無法理解印巴之間綿延幾十年的爭戰了，所以印度外交中的「特立獨行」，還須要我們去更深入研讀。在這方面，印度國會議員、前外交國務部長塔魯爾（Shashi Tharoor）的解釋頗值得注意。在他看來，尼赫魯的想法其實植根於對英國200年殖民統治中，一直代表印度在國際舞台發言的一種強烈逆反。因此，1947年印度獨立後，不僅不再希望任何國家繼續影響印度行動和意見的獨立性，同時也標誌着印度對自己世界大國地位意識的覺醒。這才是尼赫魯在冷戰期間，完全不願意加入任何聯盟的原因之一。
當然，筆者認為，不結盟也不必然導致印度就應完全倒向蘇聯並移植蘇聯經濟模式。正如舒曼所言：「尼赫魯的立場因他對蘇聯的欽佩而變得複雜，尤其是他向國內引進的國家主導經濟模式。」背後原因一方面可從對殖民主義產生強烈逆反的民族主義情緒去理解，另一方面也有尼赫魯迫切想對因宗教、地域、民族而長期處於分裂狀態的印度，予以集權重塑的強烈願望。
尼赫魯太想帶領印度人民成為世界上一個獨立、自主、富強的有影響力的超級大國了。這種前殖民地強烈逆反的情結，以及對國內四分五裂且極度落後的狀態極度不滿的心理變化，又有幾個西方政治家能真正理解？也正是在這意義上，美國人類學家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在二戰近尾聲時，受美國政府委託所寫的《菊與刀》，就為美國更好地理解日本的國民性，以及應該如何管理日本等問題，做出了傑出貢獻。
不過話說回來，從前殖民地走出來的真正偉大政治家，一定是既能認識到殖民給本國所帶來的傷害，又能從狹隘的民族主義情緒中超越出來，尤其是還能深刻認識到殖民制度中的優秀成分，並取其精華棄其糟粕者。換言之，他們具有超強的政經敏感性，知道什麼是正確的，是於國家利益最大化的。李光耀就是這樣極少數的建國者。
通過對尼赫魯的分析，我們也可清晰看到印度總理莫迪同樣受到民族主義情緒和國家利益權衡的雙重驅使，使印度繼續在國際事務中「特立獨行」。這種不確定性必然會在將來導致美國的高度焦慮。尤其是當面對美印國家利益發生衝突之時。因為如果尼赫魯以來的印度外交傳統及指導方針不變，美國就註定既是合作伙伴也必將是潛在競爭對手，即使兩國之間沒有意識形態上的分歧。
正如美國印度政治專家弗蘭克爾（Francine Frankel）所指出：「印美問題在於，尼赫魯關於印度終將成為超級大國的信念，在美國決策者的世界觀中毫無立足之地。」
這正是今日中美摩擦和衝突的最主要內在誘因之一。正如拙論《中美冷戰的鐵幕已然落下了嗎？》（《聯合早報》言論版6月2日）所分析：
要說中美之間外交基調上的不合，恐怕更多的是隨着中國的國力上升而急欲擺脱自1840年以降喪權辱國、積貧積弱的陰影，從而早日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夢想所致。這種強烈的民族自豪感對於一個有着4000年文明史的古國來說，是再自然不過的事情，但對於美國人來說則是難以想象甚至不能理解的，並因此成了引發美國人諸多誤解或偏見的淵藪。
換言之，今日美國出於遏制中國成為超級大國的戰略，不惜放低身段拉攏印度結盟，主要的一個原因也是今日的印度實力還相差太遠，不足為慮。一旦印度處於今日中國的位置，則美印矛盾大概率也會變得難以調和，到那時競爭就一定會超越合作。
作者楊軍是中國政法大學教授、哈佛大學甘迺迪學院阿什民主治理和創新中心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