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像八十年代的中國　莫迪卻做不了「印度版鄧小平」

印度像八十年代的中國，莫迪是推動印度走上經濟崛起之路的印度版鄧小平，這是最近不少人在觀察印度及相關國際問題時常持有的看法。

美國橋水基金（Bridgewater Associates）創始人達利歐（Ray Dalio），近日在參加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2023年全員峰會」（All-In Summit 2023）時就指出，印度擁有目前世界上最高的經濟增長率，他將印度比作20世紀80年代的中國，將印度總理莫迪比作中國前領導人鄧小平。

達利歐說，「我們對印度、對所有排名前 22 位的國家都有10年的增長率估計...... 印度的潛在增長率最高...... 印度正處於1984年我開始去中國時，中國的位置。」「如果你看看印度的面貌、人均收入，我認為莫迪就是一個鄧小平。」

達利歐還說，從歷史上看，表現最好的都是中立國家。換句話說，它們比戰爭的贏家表現得更好。因此，在美國與中國及其盟友俄羅斯和其他國家的衝突中，像印度這樣的中間國家將是最大的受益者。

在國家發展的某些表象層面，達利歐的看法是對的。在對抗格局下，保持中立的國家往往會成為對抗的受益者。從所處國際格局與發展水平的角度，印度和八十年代的中國也確實非常相似。

八十年代國際格局的主要特徵是美蘇爭霸，為遏制蘇聯，中美走近，雙邊關係改善從根本上改變了中國發展的外部環境，為中國改革開放創造了外部環境，外部資金、技術、訂單、先進的管理經驗等流進中國，國際市場也漸次對中國開放，藉助人口紅利和低成本優勢，中國製造走向世界，為中國崛起奠定了基本格局。

中美衝突雖然還沒有嚴重到當年美蘇爭霸的程度，雙邊之間仍然維持着龐大的經貿與服務業貿易，尤其中國並不想走向當年蘇聯的擴張主義道路，但是中美衝突不斷螺旋升級、美國對中國進行制裁打壓、「脱鈎斷鏈」，拜登政府拉攏盟友體系和包括印度在內的其它國家試圖孤立中國是個基本事實，也是發展趨勢。

從印度看，這個國家的人口年齡結構在未來幾十年都不缺勞動人口，其所處的發展水平也可以讓它在一個相當長的時間內維持較高的經濟增速。這些都是印度的機會，印度當局也不缺乏雄心，莫迪政府正試圖複製中國崛起經驗，吃中美對抗紅利，在擁抱美國的同時把中國視為競爭對手，這一基本戰略也日漸清晰。

但是，八十年代中國的改革開放與之後中國的成功崛起，在很大程度上是仰賴有鄧小平這樣有遠見卓識的領導人。莫迪能在印度發展中扮演起類似鄧小平的角色嗎？答案恐怕是不能。

最主要的原因在印度自身。

和實行一黨執政的中國不同，印度是個選舉制民主國家，這一政體特徵首先就限制了莫迪的施政揮灑空間。在一黨執政的中國，鄧小平可以充分發揮其影響力，即便在天安門事件卸任後，仍然對國家政策走向保持着高度影響力，譬如在1992年發表「南巡講話」把改革開放重新導向正軌。隨後二十多年，鄧小平的兩位繼任者江澤民和胡錦濤也延續了鄧小平的改革開放政策，為中國崛起打下了堅實經濟基礎。這種制度還使領導人的意志面臨更少阻力，鄧小平的改革開放也因而得以在中國被徹底、長久推行。

而在印度，政治人物一旦離開職位其政策影響力即隨之消失，來自在野黨的挑戰也會極大消解政治人物的意志。雖然目前看，莫迪領導的印度人民黨在印度選舉版圖中佔有相對優勢，在野的國大黨還沒有人能向他發起挑戰，但是這些結構性政治要素的存在，仍然會讓印度的政策未來充滿不確定性。

西方民主制的信徒可能會很難受這一論述，但威權國家的領導人可以不受或少受民意挾制，擺脱選舉周期困擾，從更長遠的戰略視角謀劃一個國家的發展藍圖，而且——只要不被推翻——在一個相當長的時間內都不用擔心政策被根本性扭轉，這是一個無法迴避的客觀事實，也是制度層面印度不可能複製中國經驗、莫迪不可能成為印度版鄧小平的原因。

另一個原因是印度的民族結構和社會階層結構。印度有超過2億多穆斯林人口，在一個印度教為主導的國家，這始終是擺在所有政黨和政治人物之間的決策難題。作為一個民族主義者，莫迪其實並未能平等對待國內的穆斯林族群，相反還總是通過不平等對待穆斯林族群來獲得印度教徒的支持，在古吉拉特邦擔任首席部長期間，他就挑起針對穆斯林族的屠殺而在美國被人權阻止起訴。在未來的國家治理中，這一結構性的民族矛盾會否爆發，或在一定程度上令莫迪政府的合法性喪失會很難說。

另外，中國人的勤勞和喜歡積蓄舉世聞名，印度很多人卻恰恰相反。中國共產黨可以通過更強硬的手腕，在一定時期內通過犧牲某一群體利益的方法進行抽象層面的政策改變或推進某些項目落地，在印度無論印人黨還是國大黨都很難做出類似決定。和近代曾多次經歷不同性質的國內革命，已經完成了社會結構重置的中國不同，印度的種姓制度也根深蒂固，底層社會即缺乏向上流通的渠道又缺乏流通意願，這些都將成為制約莫迪雄心的結構性要素。

還有一個需要一點邏輯基礎的思考，也能在一定程度上給這一問題提供參考答案。

和鄧小平時代的中國不同，在印度，改革開放其實是一個並不存在的議題，因為印度自獨立以來，甚至在作為英國殖民地時代，就從來沒有閉關鎖國過，西方和印度之間無論在資金、科技、人口還是其它要素流動上，都從未有過國家政策面的阻力。而中國實施的是和西方完全不一樣的政治制度和意識形態，在改革開放之前和西方處於基本隔離狀態，所以才有「改革開放」的說法。

略一思考這期間的邏輯我們就不難提出一個問題，如果印度真的能像中國那樣通過對外開放發展崛起，它早就應該崛起了，為什麼當初崛起的是中國而不是印度呢？為什麼在過去幾十年內，西方的資金、科技選擇紛紛流向制度與意識形態與西方完全不同的中國，而不是流向制度與意識形態與西方完全不同的印度呢？答案其實不言而喻。

因為歷史和民族感情等很複雜的原因，不少中國人對印度持輕視態度其實不對的。認為印度基礎設施太差、產業水平太低、科技與製造也水平太低，因而對中國構不成挑戰也是短視的——八十年代中國與西方之間的落差並不比今天印度與中國和西方之間的落差更小。認為莫迪政府不會「韜光養晦」，而是一開始就高舉高打的做法會過早激起西方警惕，可能阻斷印度的經濟進程也可能犯經驗主義的錯誤，韜光養晦不是後發國家崛起的唯一道路，不同國家因為時代與國際格局不同，完全可以走適合自己的崛起道路。

印度的經濟前景絕對不可低估，這個國家人民想要發展起來的願望值得尊重，它可能對中國造成的困擾也絕對不可忽視，但是它想完整複製中國崛起的經歷，恐怕沒有那麼容易。至於莫迪，想在一個擁有兩億多穆斯林人口，同時還存在種姓制度遺留的國家在民選制度下，成為鄧小平那樣對歷史與國家發展有長遠影響的人物，根本沒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