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發展最大絆腳石　是美國的「寄生性資本主義」｜專家有話說

中國的全球倡議諸如「一帶一路」倡議和金磚國家擴容，正在重塑全球地緣政治格局。迄今為止，已有150個國家加入了「一帶一路」倡議，而最近召開的金磚國家峰會也成為了國際矚目的大事件——不管是從大量國家申請加入金磚國家的角度，還是從在抱有敵意的西方媒體廣泛報道的角度來看都是如此。在「一帶一路」倡議10周年之際，也開始受到類似得媒體關注。

作者：羅思義（John Ross）──英國經濟評論家，前英國倫敦經濟與商業政策署署長、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高級研究員

為謀經濟發展，全球南方有許多國家均同時加入「一帶一路」倡議和金磚國家合作機制，它們脱離或違背美國的政治和政策指令行事的意願也日益增強。這體現在：各國願意加入美國敵視的「一帶一路」倡議；中國－阿拉伯國家峰會是在美國自認的自留地——中東舉行；佔世界人口80%以上的國家拒絕追隨美國製裁俄羅斯，以及近來召開的20國集團峰會出台的最終公報拒絕支持美國的烏克蘭政策。因此，隨着謀劃經濟發展的「一帶一路」倡議和金磚國家擴容，一種大規模的「不結盟運動」正在興起——並非像1961年成立的老版官方不結盟運動那樣的正式組織，而是涉及廣泛國家的共同政治立場。

隨之而來的是一系列深刻的問題：

為什麼150個經濟戰略、發展水平和政治制度極具多樣化的國家會加入「一帶一路」倡議？

為什麼沙特、伊朗、阿根廷、埃塞俄比亞、埃及、阿聯酋、南非、俄羅斯、中國、印度和巴西等發展戰略和政治制度截然不同的國家會加入金磚國家？——還有數十個國家正在排隊加入金磚國家。

在這些組織和倡議中，以中國為代表的社會主義國家與資本主義國家的相互關係是什麼？

面對這種形勢，正是基於這種差異，西方敵對媒體攻擊或試圖否定「一帶一路」倡議、金磚國家和類似的合作機制，稱這些機制因為過於「異質」而註定無法蓬勃發展。但是，正如下文所示，這些批評的聲音對國際性的現實視而不見——這不奇怪，因為承認現實對於西方媒體來說，在意識形態上是不可接受的。

許多文章從社會主義/馬克思主義的角度，以及中國的國家利益角度，圍繞「一帶一路」倡議和金磚國家合作機制的特定方面——成員國間的雙邊關係、基礎設施等，進行了分析。但這些都不是孤立的個例，如果將它們置於國際宏觀經濟框架，就能更好的了解這些機制存在的意義。本文關注的正是後一個方面——有必要了解這些趨勢背後的世界整體發展形勢。

因此，本文將圍繞以下幾個要點具體展開：

1. 全球資本主義一側的核心現狀是，美國創造了一種「寄生性的資本積累模式」。這種模式的特質使得美國已經註定失去了以往的歷史地位——曾經，美國創造的大規模資本不僅可以為本國投資提供融資，從而拉動美國經濟快速增長，而且還能出口資本來穩定其他國家和地區。現如今取而代之的是，今天的美國越來越依賴從他國攫取的資本，轉變為世界最大的經濟寄生蟲——而那些被攫取的資本本可用於這些被寄生的國家的自身發展。

2. 換言之，美國及其試圖強加的國際體系業已成為制約國際生產力發展的桎梏。這種經濟形勢引發了我們今天所見的世界政治動盪。

3. 與此對應的是，「一帶一路」倡議、金磚國家和類似機制代表着另一個國際體系的興起，而這個國際體系成為了國際生產力發展的助推器。在後一種體系中，社會主義國家在「一帶一路」倡議和金磚國家合作機制發揮着最穩定和最大的作用，中國是最大的社會主義國家，但更重要的是，不僅是社會主義國家，資本主義國家同樣也能在這個體系內發揮作用——和桎梏了生產力發展的美國體系相反，許多資本主義國家，特別是全球南方的資本主義國家，在另一個國際體系中也代表着生產力發展。

4. 這兩種體系的相互作用，解釋了「一帶一路」倡議、金磚國家以及新的不結盟政治趨勢和運動興起的原因。通過分析資本主義制度發展史，我們可以清楚地了解它們的重要性。

5. 如果我們用馬克思主義最基本的框架來作出解釋，就可以清楚地理解「一帶一路」倡議、金磚國家以及與之相關的新的國際不結盟政治運動的興起。

01. 幾個世紀的過渡中，資本主義一直在演變

馬克思在他最有名的篇章中就發展中的生產力和現存生產關係之間的衝突進行了分析：

「社會的物質生產力發展到一定階段，便同它們一直在其中運動的現存生產關係或財產關係發生矛盾。於是這些關係便由生產力的發展形式變成生產力的桎梏。那時社會革命的時代就到來了。」

從這一分析可以看出，在階級社會中,生產力發展必然會產生階級鬥爭——作為新的更先進的生產方式的載體的階級必須戰勝代表着已經制約着生產力發展的舊的生產方式的階級。

通常，馬克思的這一分析在國家框架內，最引人注目的表現當然是革命——1949年推翻舊世界建立新中國的中國革命或1917年的俄國革命。對於其他國家來說，革命所經歷的過程從幾天到幾十年不等。但是，要了解美國自20世紀80年代初以來對世界資本主義體系的重組，及其對其他國家相互關係的影響，以及「一帶一路」倡議和金磚國家擴容，就有必要認識到，從一種歷史生產模式向另一種生產模式的全球過渡所耗時間比這些國家革命所耗時間要長得多。

在歐洲，從奴隸制過渡到封建制，花了數個世紀的時間。在同一個大陸，從封建主義到資本主義的過渡在意大利城邦以極小的規模開始，而後並發展到著名的民族革命（荷蘭、英國、法國等）。但在全球範圍內，反封建革命，尤其是在發展中國家，在20世紀仍有發生。因此，我們可以說從封建主義到資本主義的全球過渡持續了數個世紀，可能長達五百年。這樣做的必然結果是，在這樣一個漫長的歷史時期內，擁抱新生產方式的國家與依然保持舊生產方式的國家之間會相互影響。

人們認為，資本主義的生產力發展遠快於奴隸制或封建主義，因此從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的過渡期和引發的危機將比從封建主義過渡到資本主義更短。這一論點值得注意——事實上，在俄國革命後的很短一段時間內，可能在1917-1923年，人們甚至錯誤地認為很快就可以完成這種過渡。然而，歷史已經證明，衡量從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的全球過渡的適當時間跨度將是幾個世紀。

確切地說，工人階級於150年前的1871年首次掌權，建立了巴黎公社，這個政權僅僅持續了數周；一個多世紀前的1917年，俄羅斯建立了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中國的新民主主義革命完成於1949年，距今已經70多年了，之後還有進一步的社會主義革命，還有1959年的古巴革命，或1975年達到頂峰的越南革命，但世界上大多數人口仍然生活在資本主義制度之下，任何認真分析形勢的人都知道，這在短期內不會改變——雖然即使社會主義取得勝利發生在個別國家也是我們喜聞樂見的。

從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的過渡已經花了一個多世紀，而且需要更長的時間，因此社會主義國家和資本主義國家之間不僅會有一個互動的歷史時期，而且資本主義的國際結構不可能在這樣一個完整的歷史時期一成不變。這不僅是美國創建最新的「寄生性資本積累模式」的關鍵因素，也是「一帶一路」倡議、金磚國家和相關機制取得成功的關鍵因素。

正是經歷了這樣的歷史演變 ，美國不再是原本的大規模資本的產生者——不僅可以為本國投資提供融資，而且可以在其有需要時出口資本援助其他國家。相反，美國變得依賴外國的資本流入——從客觀角度來看，美國已經成為世界最大的經濟「寄生蟲」，從而成為了制約國際生產力發展和其他國家生產力發展的桎梏。美國的這一變化反過來又改變了世界經濟和政治局勢。它提供了「一帶一路」倡議、金磚國家、新不結盟運動興起以及社會主義中國與資本主義國家此消彼長的土壤。

02. 二戰後美國對資本主義世界經濟體系進行重組

讓我們再次回到歷史，眾所周知，帝國主義國家將世界上絕大多數地區劃分為相互競爭的正式或非正式殖民帝國——這些國家之間的鬥爭最終引爆了一戰。繼一戰後，世界資本主義之間的分歧在大蕭條期間再次加劇，因為帝國主義列強將其經濟鎖定在關稅和其他壁壘之下。這再次加劇了帝國主義之間的衝突，最終引爆二戰——到1945年二戰結束時，資本主義列強美國取得了決定性勝利。

當時的美國對自己在資本主義國家中的生產霸權充滿信心，隨後開始對全球資本主義體系進行徹底重組。此後的50多年時間裏，美國一直在全球範圍內逐步取消關稅和其他保護主義措施。由此形成了一個由美國主導的全新的「全球化」的世界資本主義體系，其國際結構與1945年前的資本主義體系截然不同。這種全新的全球化資本主義體系，特別是在1945年至20世紀70年代的二戰後繁榮時期，生產力發展超越了前殖民帝國時代的資本主義。

二戰後資本主義內部的這種發展態勢印證了馬克思的分析——勞動社會化程度日益提高是推動生產力發展的根本動力。在一戰和二戰危機之前的時期，許多領先的資本主義國家通過保護性關稅壁壘和較低的國內投資率阻礙了國際生產社會化（固定投資是指通過在當前生產中利用前一生產周期的機械等產品，隨着時間的推移實現生產社會化）。大多數主要帝國主義國家都有很高的保護性關稅，而在主要大國中，只有美國的投資率高達GDP的20%——1913年，即在一戰前夕，排名第二的資本主義大國英國的固定投資率僅為GDP的7.3%。

因此，二戰的結果和美國推行的政策，極大地改變了世界資本主義體系中的這種情況，使生產更加社會化。在全球範圍內，實物貿易中的保護性關稅大幅降低，國際社會化/勞動分工程度大幅提高，大多數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投資率開始達到美國的歷史水平（接近GDP的20%）——勞動社會化程度隨着時間的推移日益提高。

為客觀地評估資本主義制度重組後生產力發展的上限和下限，有必要指出的是，美國在二戰後的經濟擴張是基於其投資佔GDP的20%。一些資本主義國家——首先是戰後時期的德國，然後是20世紀70年代末的日本——投資率佔GDP的30%或更多，遠高於美國。因此，在這一時期，這些國家的經濟增速遠高於美國。美國對此的應對是逼迫這些國家降低投資水平，從而使其經濟增速低於美國。

因此，即便在20世紀80年代之前的這一階段，美國也成為制約某些特定國家生產力發展的桎梏，因為為保持其國際主導地位，美國迫使其任何主要經濟競爭對手的實際投資水平上限不得超過20%——這一過程在拙文《它曾成功「謀殺」了德國、日本、四小龍，現在想要勸中國「經濟自殺」》中有詳細分析。最初這種手段只是針對某些特定國家。但正如下文所述，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美國頻頻用這種手段針對更多的國家。

從資本主義制度的角度來看，一戰和二戰並非一無是處。誠然，戰爭是一種極其暴力的手段，造成約1億人死亡，但通過這種手段生產力衝破了由舊的、高度分裂的資本主義和殖民制度構成的障礙。世界大戰是創造比1945年前更高水平生產力社會化的手段。因此，從1945年至20世紀70年代初漫長的戰後資本主義繁榮時期的生產增速，快於1945年前非全球化資本主義體系。與此同時，戰爭所引發的暴力和災難在世界上少數但相當大的地區，特別是俄羅斯和中國，催化了第一次社會主義革命。正如現在在中國看到的那樣，這些反過來又導致生產力發展快於資本主義國家。

那麼問題來了，世界資本主義體系現在正處在哪個階段？反過來，它與社會主義國家有何聯繫？它與生產力發展的根本動力有什麼關係？另外，「一帶一路」倡議、金磚國家和類似的機制，包括新的不結盟運動的出現，與這些事態發展有何關係？

03. 霸權的密碼：「脅迫」+「認可」

要回答這些問題，就有必要清晰地認識到，資本主義的世界從來不是由一堆權重相當且無組織的資本主義國家拼接而成的，在過去兩個半世紀內，它始終存在着一個明確的國際經濟結構，連續兩個時期，它都是由一個資本主義大國主導——從18世紀末到1914年是由英國主導，從1914年到現在則由美國主導。

19世紀70年代，美國經濟規模超過了英國，但直到20世紀，美國人均GDP才與英國持平。然而，到1913年，美國經濟規模是英國的兩倍多，到1945年是英國的五倍。

國際金融結構也隨着經濟生產主導地位而改變，但有一定的延遲性，在英國1931年停止英鎊與黃金的兑換之前，金本位制一直主導國際金融體系。1931年至1945年，世界經歷了短暫的空位期，與世界資本主義史上最嚴重的經濟危機期吻合，大蕭條最終引發了二戰。從1945年起，美國成為世界貨幣。

要理解英國和美國主導時期的本質，需要認識到，他們的霸權並不僅僅基於暴力，還在其巔峰期具有援助其他國家的經濟實力。雖然英美總體上是帝國主義國家，但他們各自創造了一套體系，用意大利馬克思主義者葛蘭西的話來說，「脅迫」的同時還包括一定程度上的「認可」。

英美的經濟發展進程如出一轍，在其經濟主導地位達到巔峰時，他們創造資本的能力極其強大，以至於不僅能為其國內投資提供融資，還足以創造資本盈餘，用於對外輸出資本，並在需要時用於對外援助。

要對此有確切的認識，就有必要了解簡單的經濟學知識。一國的國際收支差額是其資本創造總額和國內資本投資之間的差額。如果一國的資本形成總額大於投資，那麼它就是在輸出資本，並出現國際收支順差；反之，它就是在引進資本，並出現國際收支逆差。

了解了這一點之後，我們可以從圖1看到英國主導世界時期的國際收支狀況。

1913年，即一戰爆發的前一年，英國資本形成總額佔GDP的比重為18%，但國內投資佔GDP的比重為9%。因此，可以看出，英國GDP的9%被用於資本輸出 ，流向了海外，也可以應英國之需，用於海外援助。阿爾伯斯·艾伯特 Albers所寫的《泛英時代的經濟因素》，對此做出了經典性研究，分析了英國19世紀維護國際主導地位靠的不僅是英國艦隊——19世紀最強大的軍事力量——還依賴於經濟投資和對外援助。

但美國的崛起和英國在一戰中經濟受損的疊加影響，意味着到1931年，英國無法再發揮這種穩定作用。正如圖1所示，英國輸出資本的能力發生了逆轉，反而不得不從其他國家引進資本。英國成為世界經濟的「寄生蟲」，失去了其在世界金融和權力體系中的主導地位。

如圖2所示，當美國取代英國時，也出現同樣的模式。從1913年到20世紀80年代初，除了極少數例外，美國產生的資本總額超過國內投資。也即是說美國出現資本順差，這使得美國可以投資於其他國家。因此，美國因此不僅可以通過暴力戰爭鞏固其國際霸權，如朝鮮戰爭、越南戰爭以及多次政變，還可以通過援助：二戰後援助歐洲的馬歇爾計劃、古巴革命後在拉丁美洲成立進步同盟，越戰期間扶持「亞洲四小龍」等等來達到其目的。

04. 世界經濟「最大的寄生蟲」

但是，正如圖2所示，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情況發生了逆轉。到20世紀70年代末，美國已經證明無法迫使其工人階級創造足夠的資本來滿足自身的投資需求，也無法創造足夠的資本來輸出，以維持前一種美國國際體系。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美國不能創造足夠的資本為其國內投資提供融資，而是變得依賴其他國家的資本流入（見圖2）。

因此，美國和以前的英國一樣，成為世界經濟的寄生蟲。這就是為什麼20世紀80年代後的美國被形象地描述為「寄生性資本積累模式」。由於美國依賴於其他國家的資本流入，它吸收的資本原本可能用於那些國家的發展。美國的寄生性特點意味着它已經成為其他國家發展的桎梏。

美國成為其他國家發展的桎梏令美國經濟形勢更加惡化，因為這種「寄生性資本積累模式」會導致增長嚴重放緩（見圖3）。現在，美國GDP年均增速僅為2.0%。這是因為包括美國在內的每個主要國家都主要依賴本國資本，來自國外的資本不足以推動經濟快速增長。因此，隨着美國資本形成總額下降，美國經濟增長放緩。

儘管如此，美國仍決心維持其國際霸權，採取額外的手段試圖減緩其他國家經濟增速，力圖將其經濟增速壓至低於自己的水平。正如早前它對付德國和日本一樣，這些手段包括試圖降低各國投資水平——就像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期間對亞洲四小龍所做的那樣——加徵關稅、技術制裁、封鎖華為等等。因此，美國已成為生產力發展的雙重桎梏。

最後，這些過程最終導致美國也成為全球化（國際勞動分工）的直接和間接障礙：由於美國採取加徵關稅、經濟制裁、技術禁令等措施，它成為一個直接障礙；而因為美國造成的世界經濟放緩加劇了資本主義國家之間的競爭，導致它們有重新採取保護主義措施的趨勢，這就構成了全球化的間接障礙。從地緣政治角度來看，這種經濟形勢意味着「脅迫」和「認可」之間的平衡發生了變化，而這必然會改變美國的外交政策。美國再無資源創造「認可」，而是越來越被迫依賴脅迫（武力），因此與越來越多的國家發生了衝突。

圖4呈現的剔除固定資本消耗/折舊後的美國國內淨儲蓄佔國民總收入（GNI）比重，凸顯了美國經濟極具寄生性的特點。它還呈現了美國境外借款佔GNI比重，反映可用於增加美國資本存量的資金——用於抵消貶值的美國資本的資金不會增加美國資本，而只是防止現有資本存量下降。

從趨勢來看，1965年，美國國內儲蓄淨額/資本形成淨額佔GNI比重為12.7%，境外借款佔GNI比重為-0.8%。也即是說，美國向外借出了佔CNI的0.8%——美國在輸出資本。因此，美國不僅創造了大量資源來為本國資本存量提供融資，而且還創造了可投資於海外的資本盈餘，即可用於穩定或援助其他國家的投資。

但自1965年起，美國國內儲蓄淨額/資本形成淨額佔GNI比重逐漸下降，到2009年這一比重降至-2.7%。也即是說，2009年，美國資本消耗的增長速度快於美國儲蓄/資本形成總額的增長速度——按淨值計算，美國沒有創造資本。造成這種情況的過程是，2009年美國固定資本折舊佔GNI比重為16.4%，但美國儲蓄/資本形成總額佔GNI比重為13.8%。因此，美國國內資本形成總額/儲蓄甚至不足以抵消貶值的資本。

從20世紀80年代起，美國國內資本形成淨額急劇下降的同時，美國境外借款（使用從其他國家進口的資本）開始急劇增加。1980年，美國境外借款佔GNI比重為-0.3%，即美國借給國外的資本佔GNI比重為0.3%。相比之下，到2006年，美國境外借款佔GNI比重為5.9%。到2002年，美國境外借款首次高於國內資本形成淨額，即美國資本存量增加首次更多地由其他國家資本而非美國自身資本提供融資。這種情況持續了近十年——直到2011年。從2012年到2020年的這段時間裏，美國資本存量增長由美國國內提供的資本略多於其他國家，儘管資本進口仍處於非常高的水平。然後，從2020年到現在，美國資本存量的大部分資金來自其他國家，而非美國。

總之，美國越來越依賴其他國家資本，而非本國創造的資本。由於其經濟規模，美國已成為世界最大的經濟寄生蟲。

05. 「列根主義」給世界帶來了什麼

這一過程使人們能夠清楚地了解自列根執政以來美國經濟轉型的真正意義。這一轉型的歷史背景是，在越南戰爭中，美國不僅遭遇了軍事失敗，而且其經濟也無法同時應對維持國內政治穩定和戰爭成本的壓力。在由此產生的巨大經濟壓力下，從20世紀60年代末到80年代初，美國遭受了巨大的通脹浪潮、增長放緩以及隨之而來的內政動盪。由此帶來的政治影響是，從1964年到1980年，沒有一位美國總統成功幹滿兩個任期——詹森（Lyndon B. Johnson）極其不受歡迎導致他不敢競選連任，尼克遜（Richard Nixon）被迫恥辱辭職，福特（Gerald Ford）和卡特（Jimmy Carter）在選舉中失利。20世紀70年代，尼克遜總統、福特總統和卡特總統都試圖加大對美國工人階級的剝削，以重塑美國國際主導地位的舊模式——在這種模式中，美國經濟具有國際競爭力，沒有出現國際收支赤字，擁有資本盈餘，可以輸出資本，以製造「認可」和「脅迫」。但是，正如上文所述，美國所有的這些政治圖謀徹底落空了。

列根放棄了美國主導世界近70年的一整套手法——他的新政確實是美國資本走向的歷史性轉折點。列根準備讓美國依賴國外資本流入，而不是試圖在美國國內重建自給自足的大規模資本創造——更不用說有超過這一水平的資本盈餘來援助/穩定其他國家了。正是列根使美國成為世界最大的經濟寄生蟲。自那以後，所有繼任的美國總統都延續了這一政策。

美國這一新政策必然會在國內外產生影響。如上文所述，資本輸入與國際收支逆差完全相等。因此，當美國開始大規模進口資本時，必然會出現圖2所示的巨大國際收支赤字。這主要集中在有形貿易逆差上。涉及國際貿易最多的美國國內製造業遭受了巨大打擊。美國製造業生產行業大規模倒閉，以及臭名昭著的「鐵鏽地帶」隨之開始出現。

在國際上，列根非但沒有以二戰後援助歐洲的馬歇爾計劃、古巴革命後在拉丁美洲成立進步同盟，越戰期間扶持「亞洲四小龍」等等早期模式來援助盟友，反而準備摧毀它們的經濟以維持美國的穩定。其中的一個表現就是發展中國家接連爆發債務危機，其中標誌性的是20世紀80年代拉丁美洲的「失去的十年」。就所涉及的經濟資源而言，同樣嚴重的後果表現在，1987年華爾街崩盤前後，為向美國大規模出口資本創造條件，日本被迫採取超低利率政策，這創造了泡沫經濟——20世紀90年代初泡沫經濟破裂的後果使日本經濟陷入近30年的停滯。列根主義開創的新的寄生性資本積累模式非但無法幫助其他國家，反而將美國變成了國際生產力發展的桎梏。

這一經濟進程的必然結果是，美國國際政策中「脅迫」和「認可」之間的平衡發生了變化。隨着達成「認可」的資源減少，「脅迫」變得更加必要——隨之而來的是越來越激進的美國國際政策。由此產生了一種局面，即美國通過從世界經濟和其他國家吸收資本，同時破壞這些國家的穩定——在美國的強行干預下全球動盪加劇，美國的一系列直接或代理人戰爭不斷升級。許多規模較小的「混合戰爭」和常規軍事行動，比如1999年轟炸塞爾維亞、2001年入侵阿富汗、2003年入侵伊拉克、2011年轟炸利比亞和現在在烏克蘭引入代理人戰爭。北約東擴引發的烏克蘭戰爭反過來又對德國造成了巨大的經濟打擊——俄羅斯斷供德國廉價天然氣，迫使後者購買昂貴的美國液化天然氣。美國外交政策/軍事體制中的一些圈子（儘管目前是少數）正在積極提議將這種政策擴大到中國台灣，從而與中國開戰。

除了實際的戰爭，美國越來越多地訴諸技術抵制，不僅切斷了本國公司，也切斷了盟友與中國等關鍵市場的聯繫，迫使華為退出盟友電信系統的壓力增加了他們的成本，美國通過控制美元實施單邊制裁，非法扣押俄羅斯外匯儲備令眾多國家中不安。因此，美國的經濟形勢強化了這種趨勢，即它不得不越來越依賴「脅迫」而非「認可」。

06. 「謀發展」讓新體系「得道多助」

面對這種國際經濟形勢，一些國家直接受到美國製裁或軍事行動的威脅，如伊朗、俄羅斯、朝鮮、古巴、委內瑞拉等國，一些國家正在遭受美國加徵經濟關稅、抵制或未來軍事行動的威脅，最典型的是中國，以及越來越多的一些國家，它們只是想繼續發展經濟，但受到美國的阻礙。這有助於解釋為何150多個經濟和政治制度截然不同的國家加入了「一帶一路」倡議，數十個國家希望加入金磚國家——越來越多的國家，特別是全球南方國家，想方設法脱離美國的單方面的命令，獲得獨立自主的發展空間。

因此，這種國際形勢也決定了許多國家與中國和美國的相互關係。它們不是從「親華」、「反美」或這些政策的任何組合開始的。他們只是對幫自己國家謀發展感興趣——例如，巴西或埃塞俄比亞總統的工作不是親華或親美，而是幫巴西謀發展或幫埃塞俄比亞謀發展。

一旦這些國家與美國和中國進行國際接觸，就會感受到截然相反的兩種境遇：美國會如上文分析的那樣，從這些國家攫取本可以用於本國發展的資本補給美國，再加上加徵關稅、技術抵制、戰爭等一系列手段，最終成為這些國家生產力發展的桎梏。

但相比之下，在與中國的接觸中，這些國家發現中國不僅在進行雙贏貿易，而且是資本淨出口國。如圖5所示，自1992年這30年來，中國一直是資本淨出口國。因此，各國發現，中國不但不是生產力發展的桎梏，而是生產力發展的潛在助推器。也即是說，中國可以為這些國家的生產力發展注入資源和動力——而「一帶一路」倡議中的基礎設施投資是關鍵但不是唯一的部分。

美國是生產力發展的枷鎖，中國是生產力發展的助推器，各國並非從親華或反美的立場出發，而是為了幫本國謀發展。他們發現，要發展本國經濟往往不得不與美國發生衝突，但與中國合作就可實現雙贏 。也即是說，為本國謀發展，美國會是障礙，中國則會是幫手。

用馬克思主義的基本術語可以這樣來概括當今世界的兩個體系：

一個體系聚焦於美國，正如上文詳細分析所示，它已經成為生產力發展的桎梏。美國通過上文詳細分析的各種方法，阻礙這一框架內的國家發展；

第二個體系關注生產力發展，包括社會主義中國，但不僅限於社會主義國家——最大的群體是那些希望發展本國生產力的國家。

因此，正如上文所述，這從根本上清楚地表明瞭第二個體系的特點。它並非一個「反美」團體，而是一個「謀發展」的團體（用馬克思主義的話說，是一個「促進生產力發展」的團體）。這就是它穩定的原因。這也是為什麼西方媒體無法正視國際現實的原因——因為它不能承認美國的制度已經成為生產力發展的桎梏。

當然，這些不同群體佔世界不同地區經濟的權重並不相同。在全球北方，美國的「盟友」們，大多數政府都接受了美國強加給其生產力的桎梏——美國要求其向美國出口資本的巨大要求、加徵關稅、試圖切斷他們的公司與快速增長的中國市場的聯繫、製造破壞性戰爭等。在某些情況下，比如德國、日本或英國，由此給他們的經濟造成不小的損失。最終結果是，全球北方的所有主要國家經濟增長都在放緩。但是，正如筆者所寫的其他文章分析所示，全球南方國家的經濟增速已經超過了全球北方國家，它們準備脱離美國的體系行事。因此，「一帶一路」倡議和金磚國家得到發展。

結語

最後，這些過程與習近平所提出的「命運共同體」理念有何關聯？當然，「命運共同體」理念遠不止純粹的經濟理念。這是基於這樣一個現實， 人與人之間處於一種相互依存的狀態，因此存在着許多隻有通過國際合作才能解決的問題——氣候變化、流行病、恐怖主義和許多其他問題等等。但「命運共同體」當然也包括經濟發展以及與之相關的「雙贏」合作和國際勞動分工。因為經濟得不到發展，尤其是在發展中國家，人類面臨的問題就無法解決。

但美國發展起來的「寄生性資本積累模式」阻礙了這種雙贏的結果。儘管其他國家仍可通過貿易獲得利潤，但美國四十年來一直在越來越依賴其他國家的資本流入，而這些資本原本可以用於那些國家的發展。

這些進程清楚地表明，「一帶一路」倡議和金磚國家擴容，以及隨之而來的新型不結盟運動的興起，並不是偶然發生的孤立事件。在這些個別事件發展的背後是，美國的寄生性資本積累模式成為生產力發展的桎梏，而「一帶一路」倡議和「金磚國家」則成為生產力發展的助推器。社會主義中國是這些國家中推動生產力發展最強大、最穩定的國家，但它不是唯一一個。這個集團還包括資本主義國家，特別是全球南方的資本主義國家。因此，「一帶一路」倡議、金磚國家和不結盟的穩定發展，有一個明確而穩定的基礎——這就是為什麼這些機制不斷擴容的原因。

除此之外，還有必要指出的是，「一帶一路」倡議、金磚國家和新型不結盟運動，也應該以符合其現實的方式呈現。它們不是消極的「反美」運動，而是積極的「謀發展」運動。世界需要合作而不是對抗，爭取最大多數，這不僅從教育學和解釋學的角度來說是正確的，而且從馬克思主義角度來看也是正確的——它們是促進生產力發展的運動。

至於源自這種形勢的特定政策，將在下一篇文章中進行論述。

本文是筆者為觀察者網主辦的以「回顧與展望：『一帶一路』倡議十周年」為主題的2023思想者論壇所提供的演講稿的加長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