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凱碩：隨着中國崛起　美國面臨兩個嚴竣選擇｜專家有話說

【導讀】 《亞洲的21世紀》是全球化智庫（CCG）與施普林格· 自然集團（Springer Nature）聯合出版的「中國與全球化」系列的第二部著作，收錄了新加坡國立大學李光耀公共政策學院創始院長、新加坡駐聯合國前大使馬凱碩（Kishore Mahbubani）撰寫的關於東西方關係的系列文章。 全書旨在探討西方與亞洲應如何調整，以適應這個相互依存程度不斷加深的地球村和日益變化的國際格局，以及如何減少地緣政治競爭風險。

馬凱碩詳細分析了亞洲將如何成為21世紀全球化新的發動機，提出「21世紀將見證亞洲重返世界舞台的中心」，解讀中國和平崛起與全球秩序重構的關係。 觀察者網節選本書第三部分《中國的和平崛起》，以供讀者參考。（《香港01》獲授權轉載）

美國應該建立將中國納入應對全球性挑戰的戰略，而不是徒勞無功地限制和阻礙中國成長為世界第一大經濟體（這是不可避免的）。

在大約15年內，中國的經濟體量將超過美國，成為世界上最大的經濟體。而隨着這一時刻的臨近，華盛頓達成共識，認為中國對美國的利益和福祉構成了重大威脅。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前主席約瑟夫·鄧福德將軍曾表示，「到2025年前後，美國最大的威脅可能來自中國」。美國2018年《國防戰略報告》的概要中聲稱，中國和俄羅斯是「修正主義大國」，正在尋求「塑造一個符合其獨裁模式的世界，從而可以對其他國家的經濟、外交和安全決策指手畫腳」。

美國聯邦調查局局長克里斯托弗·雷（Christopher Wray）則說過：「我們正在試圖將中國的威脅看作不僅是對整個政府的威脅，而且是對整個社會的威脅……我認為美國社會需要對此做出反應。」這種觀念非常普遍，以至2018年1月特朗普（Donald Trump）引發對華貿易摩擦時，甚至得到了民主黨參議員舒默（Chuck Schumer）等温和派人士的支持。

兩個主要趨勢驅動着這些擔憂。一是經濟方面，他們認為中國通過不公平貿易、要求技術轉讓、竊取知識產權以及實施非關稅壁壘阻礙市場開放，破壞了美國經濟；二是政治方面，他們認為中國經濟的成功發展並未帶來西方政府尤其是美國所期望的自由民主改革，而且中國在與其他國家打交道時變得強勢。

美國官員認為中國對美國構成了迫在眉睫的威脅，了解這些便不難理解為何格雷厄姆·艾利森（Graham Tillett Allison Jr.）在《註定一戰：中美能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嗎？》（Destined for War: Can America and China Escape Thucydides's Trap?）一書中得出了一個令人沮喪的結論：兩國發生武裝衝突的可能性很大。然而，由於中國無意於動用武力威脅或侵略美國，沒有試圖干涉美國國內政治，也沒有謀求蓄意破壞美國經濟，因此我們必須考慮到，即使中國威脅論的呼聲越來越高漲，美國仍然可以找到方法，與將在10多年後成為頭號經濟大國，也可能成為地緣政治大國的中國和平共處，並使這種方法在限制中國利益的同時促進美國的利益。

美國必須重新審視對中國政治制度根深蒂固的看法。自蘇聯解體以來，美國決策者一直堅信，中國共產黨步蘇聯共產黨的後塵走向滅亡只是時間問題。兩黨的政治家和決策者都或含蓄或坦率地接受了法蘭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的著名論斷，即歷史只有一個方向可走。

2000年3月，克林頓（Bill Clinton）在解釋他為什麼支持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時強調，經濟自由化必然帶來政治自由化，並得出結論：「如果你相信中國人民的未來會更加開放和自由，那麼你就應該支持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他的繼任者小布殊也持同樣的看法。小布殊（George W. Bush）在2002年的《國家安全戰略》中寫道：「中國遲早會發現，社會和政治自由是鑄造偉大國家的唯一源動力。」

值得深思的是，美國決策者堅信他們可以自信滿滿地為中國開出「政治處方」。當然，沒有哪個帝國像美國那樣積累了如此強大的經濟、政治和軍事力量，雖然自1776年《獨立宣言》簽署至今還不到250年。相形之下，中國的歷史要悠久得多，中國人民從幾千年的歷史中認識到，當中央政府軟弱分裂時，百姓的境遇最差，例如1842年鴉片戰爭後近一個世紀，中國都在遭受外敵入侵、內戰、饑荒和其他許多災難的蹂躪。

然而，自1978年以來，中國已經使8億人擺脱了貧困，創造出了世界上最大的中產階級群體。正如格雷厄姆·艾利森在為中國政府旗下的一家報紙《中國日報》海外版撰寫的一篇評論文章中所言：「可以說，40年的奇蹟式增長為更多人創造了更大福祉，這比過去5000多年的變化都要大。」這一切都發生在中國共產黨執政期間。中國人也注意到，蘇聯共產黨的垮台導致了俄羅斯人的預期壽命下降、嬰兒死亡率上升和居民收入急劇下降。

在美國人看來，美中政治制度之間的競爭是民主政體與專制政體之間的競爭：美國是民主政體，人民可以自由地選擇政府，享有言論和宗教自由；中國是專制政體，人民沒有這種自由。然而，在立場中立的觀察家看來，這不過是在美國的金錢政治與中國的精英政治之間做一種選擇：在美國，主要公共政策決定最終偏向於富人而非普羅大眾；在中國，由黨內精英根據能力與表現選出的官員制定重大公共政策，這帶來了顯著的扶貧成果。一個無法否認的事實是，在過去30年裏，美國工人的收入中位數並未提高：1979-2013年，每小時工資的中位數平均增長率僅為6%，每年的增長率不足0.2%。

這並不意味着中國當今的政治體制已經完美到無需任何改變。新疆問題仍然受到廣泛關切。如今，中國國內也有許多呼籲改革的聲音，例如著名的自由主義學者許紀霖。在《反思中國的崛起：自由主義批判》（Rethinking China's Rise: A Liberal Critique）一書中，王大為將許教授過去10年間撰寫的8篇文章翻譯成出色的英文。

許教授對中國學者提出了最尖鋭的批評，尤其是批評他們過分關注民族國家，堅持中國與西方政治模式在文化和歷史上有本質差別。他認為，這種對特殊性的過分強調實際上是對中國傳統文化的背離，因為在中國傳統的「天下」模式中，對外關係是一個普遍性的、開放的體系。他批評中國學術界同行中的「極端民族主義者」對「西方人創造的任何東西」全盤否定，相反，他認為中國之所以能在歷史上取得成功是因為它是開放的。

然而，即使像他這樣的自由主義者也不會要求中國照搬美國的政治制度。相反，他認為中國應該「利用自己的文化傳統」，創建一種「新天下」模式：在內部秩序方面，「漢族和各少數民族在法律與身份上相互平等，尊重和保護不同民族的文化獨特性與多樣性」；在國際外部秩序上，「中國與周邊及世界各國不分大國、小國，相互承認與尊重獨立的主權，平等對待，和平共處」。

中國的政治制度理應隨着社會和經濟條件的變化而變化。而且，在許多方面，它已經發生了重大變化，變得比以前更加開放。比如，1980年，當我第一次去中國時，所有中國普通居民都不能以個人遊客身份出國旅遊。但2018年，大約有1.34億人出國旅遊，而且這1.34億人也自由地選擇了從度假地回到中國。

同樣，數百萬年輕的中國精英學子赴美留學，得以享受美國大學裏的學術自由。而在2017年，有80%的中國留學生仍舊選擇了回國。儘管問題依然存在：如果事情進展順利，那麼習近平主席為什麼要對共產黨員實施更嚴格的政治紀律？中國此前實現了驚人的經濟增長，但也出現了腐敗。習近平主席認為，這些趨勢將阻礙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面對這些嚴峻挑戰，他認為除了再次加強黨中央領導，別無其他可行的選擇。儘管如此（或者因為他這麼做了），習近平主席仍然深受歡迎。

許多西方人對中國中央政府擁有的權力感到擔憂，認為這是發生武裝衝突的前兆，事實並非如此。例如，中國避免了無謂的戰爭。美國的地理環境得天獨厚，兩個鄰居加拿大和墨西哥都温和無害。中國則不同，中國與印度、日本、韓國和越南等一些強大的民族主義鄰國之間關係緊張。需要注意的是，自1988年中越兩國之間發生短暫的海上衝突之後，在聯合國安理會5個常任理事國（中國、法國、俄羅斯、美國和英國）中，中國是唯一一個30年來從未與他國發生武裝衝突的國家。反觀美國，即使在相對和平的奧巴馬政府時期，美國軍方也在一年內向7個國家投下了2.6萬枚炸彈。顯然，中國人更懂得戰略克制的藝術。

當然，有時中國似乎徘徊在戰爭的邊緣。理查德·麥格雷戈（Richard McGregor）的著作《亞洲審判日》（Asia's Reckoning）集中講述了二戰後美、中、日三國間的戰略關係，生動地記錄了2012年以來中日之間的緊張時刻。2012年9月，時任日本首相野田佳彥聲稱將有爭議的釣魚島「國有化」，此後中日兩國的軍艦一度在海上危險對峙。然而，儘管很多經驗豐富的觀察家預測中日兩國可能將於2014年發生軍事衝突，但實際上後來什麼也沒有發生。

還有不少人認為中國南海海域很有可能會發生軍事衝突。全球每年1/5的海運都要經過這一地區，中國人在部分島礁和淺灘上修建軍事設施，以擴大對爭議海域的主權範圍。然而，與西方分析人士的結論相反，雖然在政治方面中國對待南海地區的態度無疑更加強硬，但在軍事上並沒有變得更加激進。像馬來西亞、菲律賓和越南這些較小的海域競爭對手控制着南海海域的一些島嶼，中國完全可以輕而易舉地將它們趕走，但中國並沒有這樣做。

在看那些有關「中國侵略」的陳詞濫調時，不要忘了這一點：美國已經錯過了緩和南海地區緊張局勢的良機。美國前駐華大使芮效儉（J. Stapleton Roy）曾對我提到，2015年9月25日，在與奧巴馬總統一起召開的聯合記者招待會上，中國領導人曾就南海問題向美方提出了一些建議，包括認可東盟十國提出的一些聲明，不僅如此，還表示儘管中國在南沙群島的部分礁石和淺灘上進行了大規模的填海作業，但並不打算在有爭議的南沙群島「搞軍事化」。然而， 奧巴馬政府對中國的合理建議無動於衷，甚至還加強了在南海的巡邏力度。作為回應，中國加快了在這些島礁上建設防禦工事的步伐。

正如在軍事外交上需要謹慎一樣，中美在處理兩國間的經濟關係時同樣需要謹慎。特朗普和他的首席貿易顧問納瓦羅（Peter Navarro）、貿易代表萊特希澤（Robert Lighthizer）堅持認為，是與其他國家進行的不公平貿易導致了美國的貿易逆差。但事實上，沒有任何一位德高望重的主流經濟學家同意這種論調。美國前總統列根（Ronald Reagan）的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馬丁·費爾德斯坦（Martin S. Feldstein）指出：美國在全球的貿易逆差是由國內消費總量超出其國內產能導致的，因此，對低廉的中國商品徵收關稅並不能解決這個結構性問題，只能導致美國普通百姓難以負擔許多生活必需品。

儘管如此，特朗普對中國的貿易戰還是為他贏得了美國主流的廣泛支持。對此，中國其實也難辭其咎。長期以來，美國主流人物一直在抱怨中國的許多經濟政策不符合公平貿易原則，但中國一直忽略了美方發出的日益強烈的誤解和怨言。正如牛津大學中國中心研究員馬格努斯（George Magnus）在《紅旗》（Red Flags）一書中指出的那樣，美國強烈反對中國運用不公平政策來懲罰外國企業以利好本國公司。他建議美國通過諸如中美全面經濟對話等方式，敦促中國在非政治敏感的商業領域和服務領域放寬市場準入。

馬格努斯建議中美兩國通過現有的一些機制進行對話，這遠比特朗普的貿易戰更加明智。如果特朗普只是抨擊和譴責中國那些不符合貿易公平原則的經濟政策，那麼他將得到全世界的支持，而世界貿易組織也為此提供了許多途徑。然而,特朗普政府的所作所為不禁讓中國和其他國家懷疑，其真實目的不僅是要消滅不公平的貿易，而且是要阻撓或破壞中國靠自身實力成為技術強國的長期計劃。正如費爾德斯坦所言，美國當然有權利實施防止他國偷竊技術的政策，但是，美國不應以此為由，試圖破壞中國的長期國家工業計劃——《中國製造2025》，阻撓中國發展自己的電動汽車、機器人和人工智能等技術以躋身世界製造強國之列。

費爾德斯坦和馬格努斯都認為，要維持自身在航空航天和機器人等高科技產業中的霸主地位，美國政府應加大對高等教育和研發的投資，而不是訴諸關稅措施。簡言之，美國需要制定自己的長期經濟發展戰略與中國相競爭。無論從政策層面還是從理論層面來看，中國領導人對於國家經濟和民生的未來發展均更有遠見。《中國製造2025》計劃以及「一帶一路」倡議中的基礎設施建設項目，如高鐵建設等，都展示了中國正在努力成為全球先進的新興製造業的有力競爭者。

與此同時，中國領導人開始強調未來絕不能再以製造不平等和犧牲環境等社會代價來片面地追求經濟增長。2017 年，習近平主席宣佈，中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馬格努斯以此預測，中國政府未來的執政重點將轉移到 「改善環境、治理污染、縮小貧富差距和地區發展不平衡、加強社會安全網絡建設」等方面。馬格努斯認為，儘管中國的經濟發展面臨着一些嚴峻挑戰，但中國領導人至少已經開始想辦法應對。美國也是時候這樣做了。

然而，為了制定長期戰略，美國需要解決其經濟假設中的一個根本矛盾。大多數老練的美國經濟學家認為，讓政府來主導產業政策不能發揮作用，因而主張自由市場資本主義。如果這一理念是正確的，那麼特朗普的主要貿易談判代表萊特希澤就不應反對《中國製造2025》計劃，這一計劃由中國政府主導，旨在提升技術能力。萊特希澤應該坐視不管，任由中國的工業計劃失敗，就像蘇聯的經濟計劃一樣。

然而，如果萊特希澤相信《中國製造2025》這一計劃能夠成功，那他就應該考慮到，美國應重新審視其意識形態假設，並像中國一樣制定一個長期的綜合經濟戰略，以便與中國抗衡。世界領先的工業大國德國也有這樣一個戰略，叫作「工業4.0」。在德國的戰略中，政府的參與程度顯然沒有中國高，正如美國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的甘思德所描述的那樣，在中國版的產業政策中，國家扮演「重要角色……提供整體框架，利用金融和財政工具，支持創建制造業創新中心」。為什麼美國不能制訂一個與之匹敵的計劃呢？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在制定這樣一個長期經濟戰略時，美國的最佳合作伙伴很可能就是中國。中國渴望動用3萬億美元的外匯儲備，在美國進行更多投資。頗具影響力的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負責人亞當·波森（Adam Posen）已經指出，特朗普與中國和其他國家的貿 易摩擦導致 2018年美國的外國投資淨流入幾乎跌至谷底。2013年，中國政府提出了「一帶一路」倡議，旨在通過對基礎設施的大規模投資加強亞洲、歐洲和非洲的區域經濟合作，美國應該考慮加入這一倡議。目前加入該倡議的國家將歡迎美國加入，因為這將 有助於平衡中國的影響力。

簡言之，有很多經濟機會美國可以善加利用。正如波音和通用電氣兩家美國大企業從中國航空市場的爆炸式增長中獲益一樣，Caterpillar和Bechtel工程等公司也可以從「一帶一路」地區的大規模建設中獲益。不幸的是，美國意識形態上對國家主導經濟政策的厭惡，將阻礙中美互利的長期經濟合作和美國製定所需的產業戰略。

隨着中國的崛起，美國面臨着兩個嚴峻的選擇。第一，美國是否應該繼續其目前對中國的矛盾政策，一方面尋求加強雙邊關係，另一方面卻切實地破壞雙邊關係？在經濟方面，美國向來把中國當作經濟夥伴，除了特朗普近年發動的貿易戰；而在政治政策尤其是軍事政策方面，美國大多數時候都將中國視為對手。第二，美國能否與中國並駕齊驅，制定出一個同樣有效的長期戰略來應對後者的崛起？簡明的答案是肯定的。然而，如果中國將成為美國的首要戰略重點，也理所當然地應該成為美國的首要戰略重點，那麼一個令人關注的問題是，美國能否像中國一樣在戰略上嚴於律己，放棄對伊斯蘭世界無謂的戰爭和對俄羅斯不必要的污衊。

當作為世界第一大經濟體時，美國擁有世界上最大規模的國防預算是合理的。但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擁有世界上最大規模的國防預算是否合理呢？如果美國固執己見，那麼這不是給了中國戰略藉口嗎？中國從蘇聯的解體中吸取了一個重要教訓：必須先發展經濟，再發展軍事。因此，美國把錢浪費在不必要的軍事開支上，實際上符合中國的長期利益。

如果美國最終改變對中國的戰略思維，它就會發現，制定出一個既能遏制中國又能促進美國利益的戰略是有可能的。2003年，克林頓在耶魯大學的一次演講中為這樣的戰略提供了思路。他的主要意思是，應對下一個超級大國的唯一方法是建立多邊規則和夥伴關係，對其進行遏制。例如，儘管中國對南海海域的珊瑚礁 和淺灘提出了主權要求，但《聯合國海洋法公約》使得中國無法主張南海為其內海。中國也有義務執行世界貿易組織對其不利的裁決。國際規則確實可以發揮作用。

幸運的是，在習近平主席的領導下，中國仍然贊成加強美國創建的全球多邊架構，包括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聯合國和世界貿易組織。中國派遣的聯合國維和人員超過了聯合國安理會其他4個常任理事國的總和。因此，中美在多邊場合有合作的機會。

為了抓住這個機會，美國決策者必須接受一個不可否認的現實：中國（和印度）的回歸勢不可擋。為什麼？因為從公元元年到1820年，中國和印度一直是世界上最大的兩個經濟體。而過去200年來，西方對全球商業的主導是一種反常現象。正如普華永道預測的那樣，中國和印度將在 2050年或更早的時候恢復第一和第二的地位。

中印兩國領導人都明白，我們現在生活在一個相互依存的小小地球村裏，面臨着包括全球變暖在內的許多新挑戰。在特朗普宣佈退出《巴黎協定》後，中國、印度本可以緊隨其後，但兩國都沒有這麼做。儘管兩國的政治體制截然不同，但它們都決定做負責任的全球公民。或許，這可能是弄清楚中國是否會威脅到美國和世界的最佳途徑。如果中國願意接受多種全球規則和夥伴關係的約束，那麼它很可能會保持一種不同的政體且這種政體並不會構成威脅。這是美國的「中國威脅論」派應該考慮並為之努力的另一種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