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凱碩：美國犯下3大戰略錯誤 中美能夠且應合作｜專家有話說
我們都聽過這樣一句話：「國王已死，國王萬歲！」
這句話的最新版本為：「全球化已死，全球化萬歲！」這個新說法恰好抓住我們這個時代的核心矛盾。過去幾十年內，全球化對改善人類處境所發揮的作用超過人類歷史上其他任何力量。然而，許多人不僅不為全球化歡呼，反而斷言全球化即將消亡。儘管是西方發起全球化，但預言全球化即將消亡的聲音在西方尤為響亮。
本文原載於微信公眾號MSU學術研究會。作者為資深外交家馬凱碩（Kishore Mahbubani），他是新加坡駐聯合國前大使，新加坡國立大學亞洲研究所卓越院士。
為什麼會出現這種矛盾的現象？簡要來說，西方在全球化管理上犯3個戰略錯誤。更準確地說，是西方頭號強國——美國犯錯誤。
由於許多美國人會極力否認美國犯下的這些戰略錯誤，在新書《亞洲的21世紀》中，馬凱碩詳細解釋錯誤是如何犯下的，稱美國無疑已成為一個由富豪統治的國家，最後得出一個樂觀的結論：這3個戰略錯誤都是可以糾正的，中美雙方能夠且應該合作。
美國犯下3大戰略錯誤
那麼，美國犯下哪3個戰略錯誤呢？
第一個錯誤是佔美國人口1%的精英階層犯下的。他們從全球化中攫取巨額的財富，而佔人口50%的底層民眾卻遭受全球化所帶來的不可避免的破壞，對於這一點，精英階層袖手旁觀。
第二個錯誤是，在本應加強政府和政府機構的權力時，美國選擇削弱它們。這一錯誤是在著名的里根—戴卓爾革命期間鑄成的，當時美國前總統列根（Ronald Reagan）有句名言：「政府不是解決問題的辦法，政府才是問題所在。」這種理念引發災難性的後果：接下來的30年間，主要公共服務機構資金不足、權威喪失、士氣低迷。
第三個錯誤是美國放任佔有財富最多的1%的人口在國內形成實際上的金錢政治。民主政治和金錢政治的本質區別是什麼？在一個民主政治國家，政府是民有、民治、民享的。而在一個金錢政治國家，民眾面對的則是一個「由極少數人擁有，被極少數人統治，為極少數人服務」的政府。大多數美國人都懷疑美國是否真的已經成為由富豪統治的國家。然而，沃爾克（Paul Volcker）、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和沃爾夫（Martin Wolf）等知名人士都證實這發展趨勢。
一種矛盾現象伴隨着美國犯下的這3個戰略錯誤。儘管擁有世界上最大的戰略思維產業，美國的政治體系卻不曾公開承認自己犯下這3個重大的戰略錯誤。《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華爾街日報》《經濟學人》等極具影響力的主流媒體的評論版面上也未對此進行更多討論。未來的歷史學家將不得不調查和解釋這種奇怪的現象：美國政治體系中出現的大規模的佯裝無知的現象。
美國無疑已成為由富豪統治的國家
為什麼美國表現得如此糟糕？
簡言之，在美國人民沒注意到的時候，美國的政治安排發生根本性的變化。每隔2至4年，美國人就會投票選舉出他們的眾議員、參議員、州長和州立法會議代表。然而，在民主正常運行的偽裝下，在所有儀式性投票的背後，美國已成一個被權貴階層統治的國家，用金錢來決定重大的政治和社會決策。由此，權貴階層可實現美國有史以來最大的財富轉移。
偉大的美國哲學家羅爾斯（John Rawls）曾警告過這種危險。他說：「如果那些擁有更多私人收入的人可以利用自身的優勢來掌控公共辯論的進程，參與原則所保護的自由就失去了大部份價值。」
大約50年以前，他警告稱，如果允許那些「擁有更多私人收入的人」控制公開辯論的進程，美國的民主將被顛覆。
在2010年的「公民聯合會訴聯邦選舉委員會」一案中，美國最高法院做出一項里程碑式的裁決。這裁決聯合其他判決，推翻對利用金錢影響政治進程的許多立法限制。美國最高法院的這裁決和其他類似判決影響甚大，它們在事實上改變美國的政治制度。
沃爾夫表示：「美國最高法院在2010年對公民聯合會的不當裁決說明，公司就是掌權人，金錢就是話語權。事實證明，這是美國邁向金錢政治的一大步。」
過去，美國廣大的中產階級在決定社會的基本發展方向上有着很大的話語權。但如今，他們失去了這種話語權，美國國會的決定不是由選民而是由資助者說了算。因此，美國的政治體制在功能上變得愈來愈不民主。在一個民主社會中，所有公民都擁有平等的話語權，而美國正相反，它愈來愈像一個由富豪統治的國家，少數富人擁有超過其人口比例的權力。
理論上，如果美國人民被剝奪投票權，他們就會造反。然而，他們的選票實際上已經被富人劫持了，但大多數美國人還沒有注意到這一點。
研究政治制度的美國學者喜歡引用阿克頓勳爵那句有名的俏皮話：「權力導致腐敗。絕對的權力導致絕對的腐敗。」引用過後，他們可能會在心底悄聲說：「感謝上帝，我們生活在一個三權分立的民主國家，腐敗不可能發生。」但所有這些學者都應該考慮一下阿克頓勳爵這句名言的變體：「金錢導致腐敗。絕對的金錢導致絕對的腐敗。」
金錢對美國政治的腐蝕應該引起重視。在大多數國家，個人或企業利用金錢來影響公共政策被稱作腐敗。即使在腐敗橫行的第三世界國家，人們也知道這是違法的，儘管人們對腐敗往往無可奈何。但在美國，人們不認為利用金錢影響公共政策是腐敗行徑，因為美國最高法院已將這一行為合法化。
在將使用巨額資金影響公共政策這一行為合法化的過程中，美國最高法院顯然忽視羅爾斯的警告——「如果那些擁有更多私人收入的人可以利用自身的優勢來掌控公共辯論的進程」，那麼將會產生以下腐敗結果。
最終，這些不平等將使那些處於金字塔塔尖的人能夠對立法施加更大的影響。他們可能會適時獲得在社會問題上更大的決定權，至少在那些會使情況更加有利於他們的問題上是如此，並且這些人通常對這些問題保持意見一致。
過去幾十年間發生的事情恰好證實這一點：富人在「有利於他們獲得更好的社會環境的問題上獲得更多決定權」。財富和政治權力已然從美國人口的大多數人手中轉移到享有特權的極少數人手中。因此，美國無疑已經成為一個由富豪統治的國家。
中美兩國能夠且應該合作
對此，用列寧（Vladimir Lenin）的話說就是：「該怎麼辦？」
就這3個戰略錯誤來說，好消息是它們可以通過以下3個簡單措施來修正。第一步是西方，尤其是美國，應該承認自己在全球化中所受的創傷是咎由自取，這3個錯誤證明這一點。第二步自然是對創傷採取補救措施。第三步是西方和東方，尤其是美國和中國，應該就合作應對全球化面臨的共同挑戰達成新的全面理解。
遺憾的是，這些措施儘管從理論上看很「簡單」，但在實踐中難以實施。第一步可能是最難實現的，因為包括美國在內的大多數國家，都更願意相信是其他國家導致它們的問題。
因此，當美國前總統特朗普（Donald Trump）發動對華貿易戰時，很少有美國人敢於揭示不可否認的事實：美國的貿易逆差是國內因素而非外部因素造成的，美國國內消費和儲蓄之間的不平衡是造成貿易逆差的主要原因。
事實上，即使美國對中國貿易逆差下降，美國與其他國家之間的貿易逆差也不會減少。2017至2019年特朗普引發貿易摩擦期間，美國對華貿易逆差從2017年的3750億美元下降到2019年的3450億美元，但美國對全球的貿易逆差從2017年的7920億美元上升到了2019年的8540億美元。
因此，除非美國承認自己在全球化進程中所面臨的問題是自身導致的，否則它很難採取必需的補救措施，尤其是重建強大而有效的機制來應對全球化所帶來的不可避免的挑戰，以及扭轉導致美國出現金錢政治局面的舉措（美國最高法院將企業無限額政治捐款合法化的決定也是導致美國金錢政治局面的一個原因）。簡言之，第一步和第二步是相輔相成的。只有首先承認自己患病，才能找到治癒的辦法。美國如果不承認國內問題是自身導致的，就無法解決全球化所帶來的問題。
美國在艱難實施前兩步的同時，可以採取第三步行動：就如何共同應對全球化挑戰與中國達成新的諒解。在這方面，理論上，中美兩國的利益看起來可能不可調和。然而，正如我在《中國的選擇》一書最後一章中用大量篇幅所闡釋的那樣，中美兩國在長期利益上不存在根本性的衝突。
事實上，美中之間有5點「共同利益」。如果說美國政府的首要目標是改善美國人民的福祉（本應如此），中國政府的首要目標是改善中國人民的福祉（確實如此），那麼這兩個目標之間就沒有根本性矛盾。事實上，如果能夠互相合作，而不是糾結於地緣政治競爭上的零和博弈，兩國政府成功實現各自目標的可能性將大大增加。這種雙贏合作所面臨的主要障礙是，華盛頓許多有影響力的人認為，美國的首要目標應該是維護其在全球體系中的主導地位。然而，在主導地位與人民利益之間，美國人民的利益顯然更為重要。純粹的常識足以說明這一點。
簡言之，儘管在如今的政治背景下，我們難以想像中美能夠互利合作，但現實是，雙方能夠且應該合作。中美雙方，尤其是兩國政府，都不應忘記它們的首要任務是改善本國人民的福祉。它們可以通過合作而非對抗來實現這一目標。